我又杀了回去。这次我偷的是一台24英寸电视机。这该死的玩意儿沉得很，搬起来真费劲。我翻墙出来的时候，它掉了下来，重重地砸在我胸口，搞得我整整一个钟头动弹不得。我一动不动地躺在一道刺草丛生的沟渠里，胸膛上压着台电视机，感觉自己像个傻逼。最后我终于有力气把电视机从身上推开，但我不得不把它丢在原地。

第三次我试图偷些衬衫。我甚至聪明到戴了副手套，俨然像个专业小偷。问题是其中一只刚好缺了大拇指，所以案发现场到处都是完美的指纹。几天后，警察找上门来，搜到了那副手套，人赃俱获。

“缺了大拇指的手套，哈？”警察走过来把我铐上说，“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呢？”

一周后我上了法庭，被法官判处40英镑罚金。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那么多钱。我不可能缴得起，除非去抢银行•••或者跟老爸借。

但我老爸见死不救。

“我的钱都是我光明正大挣来的，凭什么要借给你？你需要一个该死的教训。”“但是爸—

“儿子，我这是为了你好。”

谈话结束。

法官改判我人狱3个月，因为我“未缴罚金”。服刑地点是温森 •格林监狱。

坦白讲，听到人狱判决的那一刻，我吓得差点把屎拉身上。“温森•格林”建于1849年，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旧监狱，里面的狱警以残暴凶狠著称。事实上，英国监狱监察总署署长曾经说过，“温森•格林”是他见过的最暴力横行、最尿骚四溢、最没有法纪的监狱。我央求老爸去缴罚款，但他坚持说这次教训或许能让我变得懂事。

和大多数小罪犯一样，我犯事儿仅仅是为了合群。我觉得当坏小孩很酷，所以想当坏小孩。直到住进“温森•格林”，我才发现当坏小孩一点也不酷。在报到室，我的心跳得又快又响，几乎就要飞出来掉在水泥地上。狱警把我口袋里的钱包、钥匙、香烟一一掏出，装进一个小塑料袋，边掏还边拿我飘逸的棕色长发说笑。

“H区的男孩们会爱死你的，”一个狱警凑到我耳边低声说，“好好享受你的淋浴时间，小宝贝儿。”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很快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在阿斯顿！（Aston）长大的小孩对未来不抱希望。你的唯一选择是进工厂，在一条装配线上成宿地干到老死。人们住的房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而且通常摇摇欲坠。这是因为阿斯顿位于英国中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量的飞机、坦克、卡车在英国中部制造，所以阿斯顿在闪电战中成了德军轰炸的重灾区。我小的时候，每个街角都能见到被德国空军夷平的民房废墟，而实际上他们最想炸的是布罗姆维奇堡军工厂2（Castle Bromwich Assembly）。那些废墟是我们童年时的游乐场。

我出生于1948年，在洛奇路一栋联排屋里长大。我爸叫约翰。

托马斯 （John Thomas），是个工具匠，在威顿路上的通用电气公司上夜班。人们叫他杰克——不知道什么，那时候叫约翰的老被戏称为杰克。他常给我讲打仗的事。他说40年代初，德国佬夜复一夜地朝50英里外的考文垂空投炸药和水雷，冲天的火光亮到他在灯火管制时还能夜读报纸。那时我还小，还不能真正体会到战争的重负一人们上床睡觉时都不知道明早起来自己的房子还在不在，你能想象个中滋味？

战后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每天早晨，老爸从通用电气公司下夜班，老妈去卢卡斯工厂上白班。日复一目的下夜班、上白班，该死的循环，但我从未听过他们抱怨。

我妈叫莉莲（Lillian），是个天主教徒，但不属于特别虔诚的那种。我们家没人去教堂，除了我上过一阵主日学校，那是因为我实在没别的事可做，而且他们还提供免费的茶饮和饼干。上主日学校对我没什么帮助—我们总是花一上午的时间学圣经故事、画幼年耶稣。

我觉得牧师不会以有我这个学生为荣。

对我来说，星期天是一周里最糟糕的一天。我是那种想找乐子的小孩，问题是阿斯顿没多少乐子可找。在这里你只能看到灰色的天空，街角的酒吧，还有做牛做马、一脸病容的工人。但工人阶级的自尊心很强。为了让自己的家看起来有几分像温莎城堡，他们在廉租房外墙贴假石砖，只可惜“城堡”外既没有城壕也没有吊桥，而且看起来真的很糟。

我在家里排行老四，上头有三个姐姐，珍（Jean）、爱丽丝（I-ris）和吉莲（Gillian）。天知道他们怎么还有时间造人的，反正没多久我就多了两个弟弟：保罗（Paul）和托尼（Tony）。六个孩子挤在一块，洛奇路14号乱成一团。早些年，家里连抽水马桶都没有，爸妈在我们的床尾放了个尿桶。大姐珍最早拥有自己的小单间，其他几个依旧挤在一间屋里。一直到珍嫁人，二姐才能人住那个单间，再然后是三姐，依次往下排。

我躲着姐姐们，她们老是打架，我可不想卷进去。但珍一直特别照顾我，就像我的第二个妈妈。直到今天，无论有多忙，我们都会在周日通个电话。

老实说，我不知道没有珍我会怎样，因为我太过担惊受怕，老觉得大难临头。我相信跑着回家时要是踩到人行道上的裂缝，我妈就会死掉。看到我爸在白天睡觉，我会担心他已经死了，所以会戳戳他的肋骨，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我爸自然极为不爽，但这些恐怖的念头一直在我脑袋里打转。

大多数时候我都惶惶不可终日。

我最早的记忆就和害怕有关。那天是1953年6月2号，伊丽莎自二世的加冕日。那会儿我爸超级喜欢美国谐星阿尔。乔尔森（AIJolson），成天在家唱他的歌，演他的小品，甚至一有机会就打扮成他的样子。

乔尔森的绝活是扮演黑人—这在今天会被认是政治不正确而被喷死。为了庆祝女王加冕，老爸请瓦丽特姨妈为他和我做了两套西装。西装黑白相间，做得非常棒，瓦丽特姨妈甚至还我们搭配了白礼帽、白领结和红白条纹的手杖。加冕日那天，当老爸把脸涂黑了下楼梯时，我吓呆了。我声嘶力竭地哭叫个不停：“你们把我爸怎么了？

快把我爸还我！”直到他们对我说，这是你爸，他不过是往脸上抹了鞋油，我才闭上嘴。然后他们还要往我脸上抹，惹得我又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我才不要抹这鬼东西，我以为它们会黏着我一辈子。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不不不不不要！”我尖叫道。

“别做胆小鬼，约翰。”老爸斥责道。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不不不不不要！”

从此我意识到我的神经病是祖传的。我奶奶就是个十足的疯子，老是无缘无故地揍我，尤其喜欢连续掌掴我的大腿；我的埃德娜姨妈有天从精神病院跑出来，决定跳运河自杀，她做到了；我外婆也有病，她把我外公名字的首字母（A.U.）文在手臂上。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文了大花臂大花腿的漂亮妞，我都会想起我外婆。还没成家的姑娘们这么文的确性感，但当一个二头肌上文了一把匕首外加两条蛇的老太，摇着怀里的外孙哄他睡觉时，你就看不到一点性感了。但她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特别喜欢她。她活到了99岁。我开始酗酒那阵，她老把《每日镜报》卷起来抽我的屁股，边抽还边骂：“你越来越肥了！别再喝了！你闻起来像该死的啤酒杯垫！”

相比之下，我爸妈要正常些。我爸虽然严厉，但从没揍过我或是把我关进煤屋。除了有一次，我试图用滚烫的火钳戳睡梦中的爷爷的膝盖，结果挨了他一巴掌。但爸妈之间经常吵大架，老爸火起来会扇老妈嘴巴子，老妈为此还把他告上法庭。我听到他们在咆哮，也许是为了钱吧，但我不能肯定。给你们提个醒，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老公会一天到晚对老婆说：“噢耶，宝贝儿，我懂你，我们交交心吧。”从没红过脸的夫妻绝对是住在另一个星球上。那年头结婚后日子不好过。我根本没法想象爸妈过的那种日子，男人上夜班，女人上白班，白天黑夜连轴转，口袋却永远鼓不起来。

我爸是个好男人，简朴、老派。他体格很瘦，戴着副罗尼•巴克牌黑色粗框眼镜。他对我说：“没读过书不要紧，但不能不讲礼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公共汽车上总是给妇女让座，见到老奶奶会搀扶她们过马路。

他是个好人，我很想念他。

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半个疑病症患者。我的疑心病也许就遗传自他。他的腿有些毛病，一天到晚都用绷带缠着，但他就是不去看医生。他宁可挂掉也不愿去看医生。他害怕医生，像许多他那个年纪的人一样。他从没旷过一天工，如果哪天他感到不适没去上班，那就该叫火葬场的人来了。

我的酒瘾不是遗传自老爸。他也喝酒，喜欢来点麦克森黑啤酒，但是从不贪杯。他泡工人阶级去的那种酒吧，和工友们把酒言欢，最后唱着《指引我回家》（Show Me the Way to Go Home） 回家。就是这样。我从没见过他在地上打滚，尿一裤子，或是吐一屋子。他都是喝到刚刚好。老爸会在周日带我去酒吧，从酒吧出来后，他边走边唱，唱得可嗨了。我心中暗想，他娘的，老爸喝的“柠檬汁”可真神奇••••我对“柠檬汁”有着美好的想象，接连几年都在想象它们尝起来到底是怎样。等到终于喝上时，我不禁心想：“这他妈的什么鬼东西？我老爹不可能喝这种东西！”不过我很快就感受到了啤酒的妙处，爱上了它带给我的感觉。到18岁时，我已经能在5秒内灌下一品脱。

老爸不是家里唯一喜欢唱歌的。老妈和老姐们也喜欢。珍买了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埃尔维斯•普莱斯利 （Elvis Presley）的唱片，她们学唱里面的歌，在周六晚上的家庭秀上表演。老姐们甚至会唱“艾弗里兄弟”（The Everly Brothers）的和声。我初次表演就是在奥斯本家的家庭秀，我演唱了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的《活人偶》（LivingDoll），那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时候打死我也不信我会成为歌手。绝无可能。就我所知，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是进工厂当工人，就像住在阿斯顿的其他人一样。或者去抢劫该死的银行。

我成为银行劫犯并非没有可能。

我天生就会犯罪。我还有个小共犯，叫帕特里克 •墨菲，和我住同一条街。我们两家处得很好，虽然他们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我和小帕先是一起偷苹果不是去卖钱，而是为了填饱我们饿得咕咕叫的肚子。我吃到过坏苹果，拉了好几天肚子。我家附近有个苹果园，我们都是去那儿翻墙偷苹果。有次我站在围墙上，肚子鼓得像个孕妇，被苹果园主看个正着。他放出两条德国牧羊犬咬我，我一个倒栽葱摔进了果园，眼睛瞬间肿得像黑气球。回家后老爸气疯了，接着我在医院里又挨了医生一顿臭骂。

这点挫折阻挡不了我和小帕。

我俩不再偷苹果，转而去偷停车场计费器里的钢镚，后来干脆到商店里小偷小摸。我家是工人家庭，但却有六个孩子嗷嗷待哺。在那种绝望的处境下，为了一顿饱饭你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并不对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但我也不是那种过上了好日子便忘本的人。

过去造就了现在的我。

我们想出来的另一件骗钱的勾当，是在阿斯顿维拉队坐镇主场时以半先令的价格帮球迷“看管”汽车。他们没给车子上锁，所以我们就坐进去乱搞一气。我们也试着靠洗车来挣点钱，不过自从用钢丝刷把一辆车的烤漆刷掉一半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个超棒的主意。那个可怜的车主肺都气炸了。本质不坏，尽管我挺想学坏。我希望被本土帮派接纳。我们玩的游戏很暴力。一条街的小孩和另一条街的小孩对攻，互掷石块，拿垃圾桶盖当盾牌防御，就像古希腊人大战古罗马人。好玩极了，直到有个孩子被石头砸到脸，眼眶喷血，被送去急救。战争游戏我们也玩，并且自己动手制作炸弹。我们把一大堆鞭炮里的火药全部倒出来，然后把一根铜管的一端磨平，在中间钻一个孔。我们用火药把铜管灌满，再将一根鞭炮的导火线放进孔里。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用火柴点燃导火线，然后赶快跑远！

砰！！

嘿一嘿一嘿。

我俩玩的游戏大多充满危险。

我和小帕挖过一个地穴。我们在里面放了一个旧床架和几块木头，在顶部开了个洞当烟囱。“烟囱”旁边是几个生锈的油桶，再旁边是一块可以充当跳板的金属薄板。我从油桶上一跃而下跳上金属板，啵嘤！我弹上了地穴的屋顶。我们乐此不疲地跳了几周，直到有一天，我撞到了“烟囱”，几乎把脖子撞断。有那么几秒钟，小帕觉得我这下玩完了。

最好玩的地方还属被德国空军肆虐过的民房。我们在里面一玩就是几个钟头，用碎石搭东西，摔东西，纵火之类。我们也在寻找宝藏•我们的想象变得疯狂。其中有许多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很壮观，有三四层，你可以在里面干各种蠢事。我们会买包“伍德拜因”（Woodbine）或“公园路”（Park Drive），坐在被炸得面目全非的画室里吞云吐雾。在那又脏又乱的地方，一边吸人香烟烟雾，一边吸入伯明翰又浓又黄的城市烟雾。

哈，这就是我的少年生活。

我讨厌学校，讨厌死了。我对上学的第一天依然记忆犹新：我又踢又叫，大人们揪住我的脖子才把我拖了进去。

在学校我唯一期待的是下午4点的放学铃声。我就是看不进书，成绩自然好不了。我啥都记不住，真搞不懂我的脑仁怎么跟个果仁似的。每本课本都像是用中文写的。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个失败者。直到30多岁我才知道自己有阅读障碍和注意力缺失多动症。那时候没人知道或了解这种病。我读不懂老师也不管，而是由着我瞎混。如果他们想让我出糗——比如让我大声朗读—我就会开始耍宝，把蠢点子想尽逗大家开心。

有阅读障碍的孩子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的创造力通常很强。

我们的思维方式超乎寻常。但无法像普通人一样阅读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耻辱。时至今日，我是希望自己能多读几年书的。书籍太棒了，我真这么觉得。沉浸在书里不能自拔的感觉太他妈美妙了，可惜我这辈子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的情况屈指可数。每当我大脑中的闸门罕见地开启，我都会尽力多读几本书；因为当它关闭之后，一切都将恢复原状，我面前的书又将变回天书。

在学校大家都叫我“奥兹”（Ozzy）。我不记得是谁头一个这么叫，又是为什么这么叫的了。也许是对我的姓氏“奥斯本”（Os-bourne）的昵称，不过很符合我滑稽的个性。这个绰号被叫开后，只有我的家人还是叫我约翰，到后来我连我的真名都快忘了，如果有人喊：“喂，约翰，过来！”我头都不会抬一下。

小学毕业后，我升入伯奇菲尔德路现代中学！（Birchfield RoadSecondary Modern School）。这里的学生有校服，虽然学校不强穿，但大多数孩子会穿，包括我装模作样的弟弟保罗。他的行头是鲜艳的运动夹克、灰色的法兰绒男裤、衬衫、领带。我的呢？发臭的旧运动服、牛仔裤、该死的威利雨靴。校长奥德汉姆先生每次看到我都要骂我一通：“约翰•奥斯本，你就不能穿得整洁些？你太丢脸了！

为什么不跟你弟弟学学？”

奥德汉姆先生只表扬过我一次，原因是我向他报告说，一个高年级孩子朝学校的水族箱里倒洗洁精，弄死里面的鱼儿。他在全校大会上当众赞扬了我：“多亏了约翰•奥斯本同学，我们才制止了一个恶棍干下一桩无耻的恶行。”奥德汉姆先生有所不知，想弄死鱼儿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 我干到一半后怕了，就中途放弃了。我知道他们看到那么多泡泡后都会认定是我干的，因为不管是什么坏事，他们都自然而然地认定是我干的。所以我不如恶人先告状，栽赃给别人，结果这招还挺管用。

学校里我唯一喜欢的老师是彻灵顿先生。他对本地历史非常着迷，带我们去过一个古堡。太他妈棒了。他给我们讲述中世纪的堡垒、墓地和刑具。这是我上过的最棒的一堂课，但他的课我还是没能得到好成绩，因为我有读写障碍。我在伯奇菲尔德路现代中学唯一得到好成绩的一门课是《重金属加工》。我想我遗传了工具匠老爸的基因。我甚至在班级的金属窗钩制作比赛中拿了一等奖。但这没能阻止我继续吊儿郎当下去。我的老师菜恩先生会操起一根木棍打我的屁股。他打得极狠，我觉得我的屁股一定开花了。菜恩先生其实是个好人，虽然他是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干，他当年说的那些话••⋯放今天能让他进局子。

《重金属加工》课上我最爱玩的恶作剧是花三分钟把一便士用焊枪喷得滚烫，然后放到莱恩先生的桌上。他会看到，然后好奇地捡起来。

刚开始你会听到：“哇啊！”

然后是：“奥斯本，你这个小混蛋！”嘿一嘿一嘿。

烫钢镚儿的老把戏。乐子无价，伙计们。

我小时候被欺负过一阵。几个大孩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堵我，扒下我的裤子戏弄我。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想起来真是不堪。虽然他们没有捅我菊花，帮我打飞机之类，但这就够让我觉得丢脸了，而且这事也把我吓得够呛，我都没脸跟爸妈讲。我觉得全都是我的错。

但至少这件鸟事让我下决心保护自己的孩子，我告诉他们：“遇到不对劲的事不要害怕跟老爸老妈讲。你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如果有人在你身上乱摸，让你觉得不舒服，告诉我们就是。”相信我，要是被我知道有人对我家孩子做这种事，我会让他见血。

最后我想到一个对付这帮家伙的法子。我找到全校块头最大的孩子，搞怪耍宝逗他发笑。我们成了朋友。他的块头巨大无比，你要是惹了他，接下来一个半月就只能靠吸管来吃校餐。但他其实是个温柔的巨人。我和他成了好友后，那帮人就不敢再欺负我了，我如释重负，毕竟我打架的水平和读书一样烂。

托尼 •艾欧米（Tony lommi）从没打过我。他比我高一年级，因为会弹吉他，全校都知道他。他从没揍过我，但我还是怵他：他高大英俊，所有的女孩都喜欢他，所有的男孩都打不过他。他骂过我几次，对着我的卵蛋踢过几脚，但仅限于此。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有年圣诞，我们把各自的圣诞礼物带来学校显摆，结果他秀出的是一把闪亮的红色电吉他。那是我见过的最酷的东西。我一直想学一门乐器，但是爸妈没钱给我买，而且我也没有耐心学。我的注意力只能持续五秒钟。但托尼弹得真好。他真的太了不起了，绝对是个天才：你丢给他个蒙古风笛，他捣鼓两个钟头后能给你吹段布鲁斯 riff 出来。

我们的轨迹会再度交汇，那是几年后的事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教室里待的时间越来越短，在厕所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躲在厕所里抽烟来着。我抽得很凶，经常错过早点名。负责早点名的是橄榄球老师琼斯先生，他僧恨我，不但当着大家的面刁难我，还拿鞋子抽我屁股。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拿鞋子抽我屁股。他叫我到教室后面的网球鞋柜里取出最大的一只鞋交给他。他会去鞋柜检查，如果我拿的不是最大的一只，抽我的“鞋数”就会加倍。

每天早上，琼斯先生命令我们在教室里站成一排，然后在我们身后踱来踱去，查看我们的脖子有没有洗干净。要是觉得谁的脖子不够干净，他就拿白毛巾在上面擦如果白毛巾变脏了，他就把你拽到水槽边用硬刷子帮你清洗，就像洗一头猪一样。

琼斯先生，对，就是你，你是全校最爱欺侮人的老师。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家比别人家穷。夏天我们不能去马略卡岛度假这个家有六个孩子要吃饭穿衣。我直到14岁才看到大海（这要感谢住在桑德兰的艾达姨妈），20岁才看到大洋。我们用报纸擦屁股。我在夏天蹬的依旧是威利雨靴，因为我没别的鞋可穿。老妈甚至没给我买过一件内衣。有个狡诈的家伙挨家挨户敲门，推销他的商品，我们叫他“敲敲男”。他以高息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老妈许多东西，然后每周过来要帐。但老妈根本就没有钱，所以都支我去说她不在家，最后我受不了了，对他说：“我妈让我跟你说她不在家！”

多年后的一天，我帮老妈还清了欠“敲敲男”的每一个子儿，然后叫他滚蛋，永远不要再来。但这并不管用，两周后，我发现老妈又买了一套全新的三件套家具，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她是从谁那儿买的！

爸妈手头非常紧。我儿时最惨痛的一次经历，是有次我过生日，老妈给了我十先令，让我给自己买个手电筒，能发出五彩光的那种。回家的路上，我把店员找我的零钱弄丢了。为了那几个硬币，我花了不下四五个小时，找遍了阿斯顿的每一条阴沟和每一个排水孔。好笑的是，我不记得回家后老妈对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极度惶恐。

但我们过得不是很糟，虽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首先，我老妈不是茱莉亚•查尔德'Julia Child）。

周日中午，她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我们则提心吊胆地等着成品出锅。问题是你不能埋怨。有回她做的卷心菜一股肥皂味，珍看到我的表情，便戳戳我的肋骨，叫我别说出来。但我的肠子里翻江倒海，我可不想死于卷心菜中毒。这时老爸从酒吧回来了，我正打算说两句，就见他挂好外套，坐到餐桌前，用叉子叉起一块卷心菜。当他把那块菜朝嘴里送的时候，我们看到上面有一团金属丝！我的老妈呀，把刷洗锅盆用的金属丝球煮菜里了！

我们全都冲进卫生间狂吐不止。

还有一回，老妈做了一个水煮蛋三明治，给我带到学校当午餐。

结果我吃到了烟灰和蛋売！

谢谢您啊，老妈。

我只能说，校餐救了我的命。它是该死的学校教育里唯一让我喜欢的部分。它太神奇了。有主菜有布丁。令人难以置信。今天我们吃点啥都会想：“哦，这个得有200 卡路里，”或者“哦，这个得含8克饱和脂肪酸。”那时候没有该死的卡路里。它们就是盘子里的食物，而且对我来说永远不够吃。

我天天上学迟到，每天早上都在编各种理由，所以就算我的迟到理由极其合理老师也不信。

就像有次我听到鬼叫。

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厨房烧水，准备把碟子洗了去上学。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奥斯本，奥斯本，奥斯本。”

老爸刚下夜班，他都是在我们上学后再上床睡觉。我对他说：

“爸！爸！我听到有人喊我们的名字！我觉得是鬼！我们家闹鬼了！”

他把视线从报纸移开，看向我。

“儿子，这个理由很有创意，但不管有没有鬼你都得去上学。赶紧把碟子洗掉。”

但那个声音没有消失。

“奥斯本，奥斯本，奥斯本。”

“爸！”我大喊，“就是这个声音！你听啊！”终于，老爸也听到了。

听起来像是从花园里传来的。我们走到外面 我没有穿鞋但是花园里空无一人。然后我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比之前更大声了。“奥斯本，奥斯本，奥斯本。”是从围栏那一边传来的。透过围栏，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一个独居的老太太，正躺在一块冰上。她肯定是滑倒了，找不到人帮她。如果没有我们，她可能会被冻死。我和老爸爬过围栏，把她扶起来搀进屋。虽然我们做了多年邻居，但这是我第一次去她家。真的太令人难过了。老太太的丈夫前往法国作战，被纳粹打死了；她的孩子们则被炸死在防空洞里。但老太太假装他们都没有离开。屋里到处是他们的照片、衣服和玩具。屋里冷极了。这是我见过的令人心碎的场景。老妈从屋里出来后放声大哭。

很令人惊诧，不是吗？我们和她住得那么近，却对她一无所知。

那天我到校很晚，但琼斯先生才不管我是因什么迟到，因我每天都迟到。对他来说不过是我瞎编的另一个理由。我到的时候，我们班的早点名已经结束，轮到高年级的一个班了。

那是特别的一天，因为老爸从厂里给我拿了一把金属棒，这样我就能在莱恩先生的《重金属加工课》上做螺丝刀了。金属棒在我书包里，我等不及秀给小伙伴们看了。但那天还没开始就被毁了。琼斯先生当着那个班同学的面痛批我。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奥斯本！”他吼道，“你是学校的耻辱，你就是个耻辱，去把鞋子拿过来！”

教室安静得能听到老鼠放屁。

“老师，我……”

“把鞋拿给我，奥斯本！拿最大的那只！不然我会把你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你这个月都别想坐了！”

我环顾了下四周，几十张陌生的面孔全在盯着我看，就像在看一个怪胎。当时我真想死了算了。我低着头、耻辱地向后面走去，有人想绊倒我，还有人拿书包在我面前比划，我不得不绕过他。我浑身发抖，脸他妈的快烧起来。我不想在这帮学长面前哭得像个娘们，但我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我从鞋柜里拿起一只鞋—每个人都在盯着我看，我紧张到无法辨认出哪一只最大然后走回到琼斯先生跟前，头也没抬地把鞋交给他。

“你觉得这一只是最大号的？”琼斯先生大步走到鞋柜前，挑了只更大号的鞋子回来，然后命令我把屁股撅起来。

每个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努力止住哭泣，但该死的鼻涕流了下来，我用手背擦了一下。

“把屁股撅起来，奥斯本。”

我照做了。然后他高举手臂，使出吃奶的力气，用那只十号鞋对准我屁股狂抽。

“啊啊，啊啊，啊啊！”

太他妈痛了。那混球抽了我三四下后，我他妈的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怒从胆边生，从书包里抽出我爸给我的金属棒，使出浑身力气朝他那张汗涔涔的肥脸掷去。我并无运动天分，但那两秒钟的投击足以让我入选英国板球队。琼斯先生跟跄着向后退了几步，鲜血从鼻子简里喷酒而出，我这才意识到我闯祸了。学长们都傻眼了。嶼，操操操操。我撒腿就跑，跑出教室，跑下走廊，跑进车道，跑出校门，跑进家门，跑进老爸的卧室。我把他从睡梦中摇醒，然后号啕大哭。

老爸勃然大怒。

谢天谢地，不是对我，而是对琼斯先生。他直接跑去学校，要求见校长奥德汉姆先生。你在校门外都能听到校长办公室里的咆哮声。

奥德汉姆先生说他不知道琼斯先生拿网球鞋打学生屁股的事，但他承诺会调查清楚。老爸说他娘的太应该调查清楚了。

从那以后，琼斯先生再也没揍过我。

我在学校里并不风流，大多数姑娘都觉得我是个疯子，不过我交往过一个叫简（Jane）的女友。她在同条街上的女校上学，我为她神魂颠倒。每次约会前，我都会先跑去学校的男厕所，用肥皂把头发抹成“大奔头”，她觉得这样挺酷。但有次约会时下雨了，见到她时我的头发上全是泡沫，还顺着前额流到眼睛里。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他妈的搞什么鬼？”然后当场甩了我，我的心那个碎啊。几年后我又见到了她，当时她从阿斯顿的一家酒吧走出来，醉得不成样子，我忽然觉得自己这几年都白白伤心了。

我还和别的姑娘交往过，不过基本都不了了之。看到心爱的姑娘和别的男生走在一起真是痛苦。被放鸽子同样不好玩。有次我约了个妞在一家酒店外见面。那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我是7点半到的，她没在。我心想：“哦，半小时后她会到的。”8点到了，没有人影。我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影。我一直等到10点才放弃。我淋成了落汤鸡，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咀嚼着沮丧和挫败的滋味。现在我已为人父，有时我会问自己：我那会儿没病吧？我才不会让我女儿冒着大雨去会男同学。

那些都是早恋，你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其实你还是个孩子。我14岁的时候带一个姑娘去看电影，为了让她对我印象深刻，自认是个阿飞的我决定抽烟要酷。那时我已经是个烟民，但瘾头还不大。我不停地吞云吐雾，扮出大佬的派头。忽然间，我他妈的直冒冷汗，然后打了个嗝，开始恶心想吐。我冲进厕所，才锁上隔间的门就开始狂咳，差点把肠子都咳出来。伙计们，真的难受极了。我没跟她打招呼就先走了，回家的路上吐了一路。那姑娘后来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我给她留了一盒巧克力。

关于抽烟的悲催记忆不止这一回。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抽烟，抽到一半把烟掐了，准备等明早再把剩下半截抽完。几个小时后，我被呛醒了，屋里到处是浓烟，他娘的，我把咱家给烧了！然后我瞥了眼床头的烟灰缸，那半截烟还在啊。我不知道的是，老爸昨晚在外头喝得有点高，回来也抽了烟。他把燃着的烟头丢到了沙发后面，靠垫里的泡沫着了，冒出了可怕的黑烟。

老爸酒还没醒，看起来一脸愧疚，老妈满脸是泪，咳个不停。

“杰克•奥斯本，”她气急败坏地说，“你他娘的干的什么好—”话还没说完，她又猛咳起来。这一咳可不得了，直接把她的假牙咳了出去，射破了玻璃窗，掉到了外面的花园里。冷风嗖地窜了进来，助长了火势，让沙发燃得像该死的篝火。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不管怎样，我和老爸合力把火给扑灭了，老妈则在花园里满地找假牙。

家里的焦味过了几周才散去。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戒烟，因为我深信抽烟让我看起来更酷。或许我是对的，家里失火后没几周，我便摆脱了处男之身。我发现我的小弟弟除了尿尿外还有其他用途—我开始随处打飞机，也会在睡前来一发。有次我参加了一个舞会，我记得是在阿斯顿的一间酒吧里，可能是生日舞会什么的。我和一个比我大的妞跳了会儿舞，然后她把我带回她家，跟我搞了一整夜，都快把我榨干了。她他妈的怎么会选中：我的？也许她那晚刚好欲火焚身，而我又是唯一落单的男生。谁知道呢？不过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巴不得她天天带我回家翻云覆雨呢。

第二天，我像条发情的小狗奔到她家撒欢。

但她不假思索地说：“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吗？”“再来一炮怎样？”“给我滚！”

我们的浪漫史就此结束。

我15岁就辍学了。怎么证明我在英国的教育体系里上过十年学？

一张纸，上面写着：

约翰•奥斯本入学伯奇菲尔德路现代中学

签名：奥德汉姆先生（校长）

他娘的就是这个。连中学毕业证书都不是。屁都没用。我有两条路可走：做苦力和做苦力。我把《伯明翰晚邮报》刚开设的招工专栏浏览了个遍。招人的工种五花八门：送牛奶的，收垃圾的，砌砖的，进厂的，扫大街的，开巴士的，诸如此类。最后我决定做管子工，至少这是一门手艺。有人告诉我，如果没有掌握一门手艺，这辈子指定没戏。我干上管子工的时候已是年末，天气转冷了。我不知道管子工在冬天会那么忙，所有的管子都在爆裂。所以我不得不冒着零下五度的严寒修水管，蛋蛋都快冻僵了。不到一星期我就被炒鱿鱼了。倒不是因为我受不住冻，而是因为我趁午休时间偷苹果。

狗改不了吃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