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到达大唐后，男性一般被卖到王公贵族府邸做奴仆，从事看门、打更、随从等杂役工作,而女性一般会培养她们学习歌舞，供达官显贵们娱乐。

昆仑奴们远离故乡，语言不通，加之无牵无挂,忠诚憨厚，身手敏捷，深得主人喜爱。而当时家中拥有几个皮肤黝黑的昆仑奴，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炫富的手段。在很多出土的的唐代墓葬中都能看到陪葬黑人俑，这些陪葬品就是昆仑奴们活着受到主人的喜爱，主人死后将他们的形象烧成陶俑，带到阴间继续为主人服务的最好证明。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也能看都有不少驭兽的黑人形象，他们可能就是唐代的为皇家专门驯兽的昆仑奴。

据史书记载“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在海外贸易发达的唐朝，这些身强力壮，力气很大的昆仑奴在码头从事货物搬运等工作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有学者判断，唐代昆仑奴聚集最多的地方可能并不是长安，而是作为港口的广州。

除了黑人之外，在大唐还能看见常年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他们是高鼻深目的白人。关于粟特人的记载在唐代也是不胜枚举，比如发动安史之乱的两位“罪魁祸首”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粟特人。

这些活跃在唐朝的粟特人逐渐跟中华民族融合，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现在北方的很多姓氏，比如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等，可能都是当年粟特人的后代。

与隔海相望的日本更是中国文化的直接受益者，日本的舒明天皇在公元630年就开始派遣使者来唐访问，在此后的200多年的时间里又先后派遣大量的使者、留学生、留学僧来唐朝学习。比如电影《妖猫传》的空海就是诸多来留学僧的一员。

而周边与唐朝版图陆上接壤的诸多少数民族政权大都也臣服与唐朝，以唐朝的脸色行事，唐朝则以封赏首领的羁縻政策来控制当地民族，并与之进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对外开放

其实唐代对外的开放不仅仅在于鼓励外国人来华，更多的体现在他的官僚系统，统治阶级依然欢迎外国人的加入，尤其是体现在了唐朝大量的胡人将领上，这一点连今天我们都无法超越。咱们自古有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尤其是军队，恨不得自己亲自统领，再不济也要用自己的心腹之人，哪有让外人还是外国人统领的道理。

但是唐朝就这么做了，除了咱们熟知的安禄山、史思明担任过地方节度使统领军政大权之外，高句丽的将领高仙芝，突骑施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等人都在安史之乱中统领军队，为平定叛乱做出了贡献。虽说安史之乱是因外族而起，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唐朝这种开放的对外政策，客观来讲，还是利大于弊的。

外国人科举也是唐代对外开放的另一个有力证明。唐代就设置了宾贡科供外国人参加，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宾贡科”并非是领出试题的“外国留学生考试”，而是和众多学子一样参加进士科，只不过在录取上会有所倾斜，“分数线低一点”或者看做我们今天高考的“少数民族加分”，这种让外国人丝毫感觉不到自己是外来户的政策，并没有差距悬殊的特殊待遇，也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

外来文化

对外开放带来了大量外国人的同时，大量的外国文化也被带入了辽阔的大唐帝国。比如古希腊的数学，医学，天文学，都通过“中间商”辗转来到了中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尤其是音乐，中国自古就重视礼乐，音乐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自打西汉开始，就有外国音乐传入中国，后来到了魏晋时期，胡人的乐器也开始传入，到了隋唐，这种情况达到了一个顶峰，此时的流传在唐朝的音乐和中亚国家的音乐已经几乎没什么区别了。大量外国乐器乐曲进入中国，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音乐方式，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给唐代以及后世带来了深远影响。

比如唐明皇李隆基为了杨玉环所做的《霓裳羽衣曲》，而《霓裳羽衣曲》就是不折不扣的“进口货”，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天宝十三年，唐玄宗以太常刻石方式，更改了一些印度传入中国的乐曲，《霓裳羽衣曲》就是根据印度的《婆罗门曲》改编而成的。

除了印度歌曲，在玄宗事情，龟兹、高昌、疏勒、高句丽等国家的音乐也大量流入中国，还有今天已经被我们看成传统乐器的胡琴、琵琶、箜篌等等，其实都是“货真价实”的舶来品。

结语

可以说，大唐的这种开放，对唐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从物质到精神，几乎覆盖了大唐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博大精深且源远流长，就在于我们永远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从古至今，我们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不断地在吸收，不断的在进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灿烂的中华文化。

历史上，中国曾不止一次被少数民族占领，但是这些少数民族无一例外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不是汉人被少数民族征服，而是少数民族被我们的文化所吸引，融入到了中华的千古文化之中。

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参考资料

《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五万年中国简史》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康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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