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新闻发布会现场
首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已于11月9日在成都盛大开幕,荣幸邀请到了文晏导演的《嘉年华》作为开幕片在峨影1958影城展映,也是该片在正式全国公映前与成都的观众们见面。《嘉年华》作为唯一一部华语电影入围了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其后又在第54届台北金马影展斩获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项提名,并荣膺第54届安塔利亚金橘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文晏导演与团队从威尼斯归来后,开始在全国多个城市进行《嘉年华》的路演,在记者面对她时,她不带疲惫的神色,而是沉稳、果敢、内敛又充满力量。
从制片人转型编剧、导演,文晏的首作《水印街》(2013)便在第70届威尼斯电影节获“路易吉·德·劳伦蒂斯奖”(新锐导演奖)提名,第二部作品《嘉年华》则更加成熟,故事与前者相比更加丰茂,同时引发我们对现实的高度关注。然而她不愿观众们过于关注“女性导演”这一标签,是因为她认为女性从事电影行业本就是平常的事,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记者很荣幸地与文晏导演聊了关于《嘉年华》的拍摄过程、影像风格、幕后的故事,以及关于她对女性影展、女性电影、女性创作者的看法,也近距离接触到这位视角独特、思路清晰、理性且知性的女导演。
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组委会官方采访
采访│楚翘
整理 | 沈卿云 楚翘
编 | 贰叁
问:文晏导演您好,看完《嘉年华》过后,我感觉您在影像和声音方面比较克制,直到最后片尾曲的出现才让我觉得有情感的释放张力,您是在刻意注重这种对于影像的克制,甚至到最后我理解为是做成一个先抑后扬的效果,请问您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文晏:当然,因为这些故事的灵感是来自于生活,而经历这些事件的人物他们大部分处在一种压力的状态下,没有人替她们发声,很多人找不到出路,有的时候事情得到某种解决也是有一定的偶然因素,我必须尊重这一点。处理小孩子的题材,我非常谨慎,希望尽量平实地去讲。所以当我拍这样一个电影的时候,我会本着现实主义的基调,不会宣泄、不会煽情、不会刻意地夸大某种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呈现出来是现在这个样子。
嘉年华(2017) 剧照
但是最终想表达,想落到的那个点是我们做出选择的勇气。而这个是我对在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人的一种敬佩,也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在片尾这样的一种释放,可以勇敢的往前走,哪怕前途是未知的,这个也是我非常想表达的东西。
问:您与摄影指导本诺•德福(Benoît Dervaux)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什么样的,您觉得他带入了与达内兄弟合作的风格吗?他的工作是否完成了您在本片中期望营造的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
文晏:我们会一起看景,我和德福大体讨论了一些方向性的东西,比如我不使用远景(establishing shot),不使用传统的摄影方式(一个大全景介绍环境,然后才进入人物)。我会谈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让镜头直接进入人物。然后大部分镜头由长镜头来完成,由一个镜头内部的调度去完成这个影像;其三是使用手持拍摄,不用斯坦尼康,因为我不想用它带有人工的、美化过的移动轨迹,我希望它能够保持一种非常真实、贴近人的感觉,要有呼吸感;我们还会讨论镜头与小朋友的距离。
摄影指导 本诺·德福
前期是这种笼统的沟通,看景的时候也会探讨每个景的呈现方式;正式开拍之前,有一些调度是我事先设计好的,比如开篇第一个镜头,镜头从女孩的脸上开始移动,一点一点地让你看到雕像的脚趾头。这个是我很早就想好了,但有一些最后才找到的场景,我们就会让演员走位,一起去寻找最舒服的调度;包括演员自身是否觉得舒服。总的来说多种合作方式,个别时候,可能今天拍的某一条我不太满意,第二天又会换一种方式去拍。
嘉年华(2017) 剧照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常规的合作模式,但有一点我强调的,那就是绝对不模仿达内兄弟。因为他们是创作者,我也是;一味去模仿就失去了我们做这个电影的意义。而且《嘉年华》本身和达内兄弟的电影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大部分电影基本都是一个或两个主角,几乎是从头到尾的单一视角;而我设计的是双女主的结构,人物众多,所以我们都会去仔细思考很多场次中多人的调度方式,给每一个人什么样的分寸与比重。我选择以连续的镜头来呈现,而不是单切的,因此在拍摄之中就要想清楚。
水印街 (2013) 海报
问:《水印街》与《嘉年华》在视角的转变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前者是从男女主角转移到社会视角,而《嘉年华》是从孩童视角转移到成人视角。我在看来这种切换属于您的风格,您会担心视角的转换会造成影像的断裂吗?
文晏:《嘉年华》主要是小文和小米的视角,但是我中间给了她爸爸一点,还有律师,就他们四个人。其他的我完全没有跳过去,然后包括《水印街》也是其实还是有监控的镜头,但是我拍的那个视角并没有真正跳到那边去讲述,只是从影像上让你感受到一种监控的张力。但我其实还基本上没有离开男女主角的那个事情。
这个断裂恰恰是让你要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象的”。我觉得《水印街》一个核心的点就是似是而非,所有你看到的都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因为对我来说,发觉这两个题材都是让我特别意外的,我所有之前的想象和认知都被颠覆了,所以我也希望观众在看,这个时候也是一开始觉得就是这样,很了解了,然后突然发现以前的全部都是错的,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体验。
水印街 (2013) 剧照
问:前作《水印街》的结局令我印象深刻,似乎概念比较超前,而《嘉年华》的结局是更能被观众所理解的,您在处理《水印街》的结局时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文晏:《水印街》更多是对社会的一个思考的,当时我以为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日常的。所以这也在我拍完之后又颠覆了我的认知,即对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一种疑惑吧。男孩的眼神和惊慌,这种比较直接的、暴力的、带有攻击性的东西我不是特别感兴趣,在情绪上来得非常强,但是也很容易就消逝了,然而那种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才是最可怕的,越来越不知道周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水印街》是关乎恐惧,而《嘉年华》是关乎旁观者的责任。
问:刚才您说,可能看不到的东西才是让人比较感到震撼的,《嘉年华》里小文在医院那场戏,固定的拍摄机位和角度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请问这场戏是怎么拍出来的?
文晏:其实是借位,感觉好像很近但其实没有那么近。
问:大喇叭那场戏的黄蓝相撞用色很大胆,似乎您不愿在小文与新新的线索之中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可以理解为这是您保留有孩童视角的纯真吗?
文晏:是的,其实她们很渺小,包裹着她们的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世界。
周美君
问:看您在之前的采访中谈到,周美君是个挺古灵精怪的小女孩,您很喜欢她,尽管她试戏的时候不太顺利,关于小文的不幸遭遇,我想问您有想过需要怎么去跟美君构建“这是一个电影”的观念,跟生活是不同的呢?
文晏:其实我们没有跟她讲剧情,她完全不知道这些,只是跟她描述整场戏。她看了台词,我们再一场场去排练和表演。对于剧本,我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很多的考量,所以其实她的那部分,基本上都是跟父母跟周边人的情感戏。
因为我觉得这些是她可以理解的,她也可以表现的,其实并没有她真正无法演的那些戏。她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小朋友,无忧无虑得一直在笑,所以我们开始老是跟她说“不许笑不许笑”。但是她可以逐渐的理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不能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生活,你只能选跟一个人生活。
嘉年华(2017) 剧照
记得那天,我们跟她说这个话的时候,她沉默了很久,很长时间没有笑。然后她说只能选一个人吗?能不能另外一个人经常来看我。我说不能,这时候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说我没有办法选。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刻她开始能体会,有的小朋友真的不像她那么幸福。她也知道,在这样一个年龄,有的小朋友在经历痛苦。我觉得这些都帮助了她,包括演她的妈妈的刘威葳,提前进组跟她在一起相处了一段时间,让她觉得确实有一种妈妈的感觉。所以威葳一旦情绪调动起来,周美君就会很快的受到感染,他们就能很快的进入状态。
珍·茜宝 Jean Seberg
很难拍的,两人抢衣服的那场戏,我们三条就过了,反而是拍的最少的一场戏。然后像剪头发那个戏,就是真剪,那天她也哭了。但是后来我给她看了珍•茜宝的照片,我说你看这个阿姨的头发比你还要短,她是不是很好看?她说,还挺好看的。我说你看你头发比她还长,你也很好看。她非常有灵气也很聪明,我们就发现她的优点,然后放大她的优点。当我发现她用表情、用眼神就可以演戏,我就让她删掉了不少台词,最后反而出来很有成效。
阿涅丝•瓦尔达
香特尔•阿克曼
问:您说您非常喜欢阿涅丝•瓦尔达和香特尔•阿克曼的电影,您会关注女性电影吗?您觉得创立女性电影展能够带来什么?
文晏:我觉得女性影展太必要了,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电影中,尤其是主流的院线电影中真正的女性视角比较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失。感觉我们好像也不太知道过去几十年西方,女性在艺术上的教育,包括观影和现有的影评,这方面缺少了对大众的传播。比方说无数人都会问我,梦露是什么意思。而在西方一般大家不太问这个问题,他们比较理解这个形象在我们现在的流行文化中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们还比较欠缺。所以我觉得女性电影展,首先能将很优秀的女性电影,带入大家的视角中,比如第四代女性导演张暧忻的《青春祭》。女性电影展能够引发大家对女性电影的讨论,也能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电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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