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生于1974年，四川西昌人，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师从于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曾任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导师。因公开发表“决定不参评教授职称”观点，被网友尊为“终身副教授”。
【正文】
我一向坚守理性、善意、坦诚的原则，坚守学术独立、师生平等、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
这些年来，我发表过一些公开言说，却都是从学术专业的视角出发；我做出过一些底线抗争，但从没能力并且也本能地拒绝成为一个斗士。我只是一个想保持独立和说说真话的个体，只是一个想好好上上课看看书写写文字的学者。
然而，我的路却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我心目中的并且也身体力行的美好大学，就是学术的自由、开放与包容。我的各种行为选择，包括我两年前宣布拒绝参与评审教授，都是从这一原则出发。
我喜欢面对学生各种严肃的批判和质疑，享受与青年学子探讨知识和人生的状态。我尊重他人不同的思想、个性、风格和自我规划，所以也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论证是正确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恰当的。但是，多样性无比重要，我为这所大学提供的仅仅是多元存在中的一元。这是自我的独立，不是标新立异，不是自以为是，它仅仅代表着我愿意的生活。
我也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在读书会受阻期间，我说过，我热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也从来不会反党反政府。体制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在那里。体制支配着你的全部生活，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什么好反抗能反抗的？反对对抗又能有什么意义和结果？到哪不都一样吗？我因此从来不对此抱以期望和行动。
然而，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正因为哪里都一样，所以到哪里，我都有权为自己保留一点点独立自由尊严的空间，那是我珍爱的精神家园。所以，与拒绝单一化的大学相对应，我也拒绝被体制化和规训化的生活，我选择不参与一些体制内的游戏，却也愿意在体制下进行一些有益的推动合作。但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觉与体制保持某种独立和距离，这种姿态，难道能叫反体制，跟体制过不去吗？我不喜欢那种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维。
是的，我害怕被体制化，为自己在这次争取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几欲下跪而后怕。这是我想要辞职的原因之一。恰好是通过与各种层次的领导、管理者们一次次深入的交流，一次次感受双方的自说自话及沟通障碍，我才深味体制化力量的强大。那是一种每个人都对你很好、都在尽职尽责、都很无奈无辜的思维惯性。没有作恶者，一个都没有。
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为什么在剥夺一个人的权利时，各个机构部门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为什么当事人想申请恢复或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却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谁是决策者，谁为此负责，所有机构部门都显得如此无奈和忙碌，顾不上孤独的当事者的苦痛艰难？我认为这样不好，这对很多很多底层挣扎的人们太残忍。
这种体制化的强大力量使我幡然悔悟：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说服别人，甚至不是为了说服自己。连续数个夜晚，我不断怀疑自己，甚至彻底将自我否定，摧毁自己之前所有的信念和梦想。我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完全陷入了虚空幻灭的深渊。
然而，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后，我还是意识到自己付出如此代价坚守的位置，是最适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选择，无论体制内外。我不反对任何东西，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我虽然怀疑自己的辞职选择是否正确，是否给我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须回归，回归到那个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辞职理由，是我无颜再面对学生。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如此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如此喜欢跟学生在一起，这是我一直眷恋于此的缘由。但现在，我扛不住了。
一个这么简单的小事，一项如此普通的权利，作为法学教师，我都无能争取，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给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们讲什么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程序的价值、正义的底线、权利的重要？我不配，一点都不配。
是的，我可以以曾努力过但没结果作为开脱的理由。要知道，我们总能为自己的妥协找到说辞。但是，我很清楚，当我抱着委屈求全的姿态，继续站在讲台上，我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为苟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经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我内心不安，不愿如此分裂。
亲爱的同学们，自从2006年我博士毕业回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平均每年有上千名学生直接听过我的授课，跟学生各种方式的交往交流更是不计其数。这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我最为荣耀的经历，是我最为宝贵的记忆。现在，我要离开这所学校了，尽管我是如此难过，但你们不必为此而忧伤。
课堂只是大学教育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大学应该超越课堂和围墙，我们今后还可以以网络等方式进行探讨交流。而且，事实上，不同老师的课，都有各自的风格，都能让你们受益。西北政法大学有非常多敬业的学识深厚的优秀老师，他们好多人的课比我上得更好，也比我更加爱护学生。更何况，大学四年，重要的是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做好自我的定位规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是你们自己，这是任何老师都不能取代也不该取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