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克近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知识精英提出的思想口号，意在摆脱西方殖民现代的束缚，寻找日本自身的主体性。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这一事件在中国被视为抗日战争和二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在许多日本人眼中，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象征着日本再次进入世界历史舞台，并对“近代”发起挑战。

二战不仅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一次爆发，也是思想冲突的表现。1942年7月，《文学界》杂志召集了一些日本知识精英在京都举行讨论会，探讨“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与此同时，“京都学派”的四位学者也召开座谈会，探讨日本在世界史中的定位。这些会议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认为对美开战不仅仅是物质或权力的争夺，更是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及其背后历史文化观的彻底了断。

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后，日本经历了经济腾飞和社会危机。亚细亚主义兴起，旨在摆脱西方殖民桎梏，建立独立自主的亚洲共同体。然而，这种思想逐渐演变为日本对亚洲的殖民扩张理论。近卫文麿等政治家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纲领，使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实践紧密结合。

表面上，日本的大东亚论述以反现代的姿态出现，但实际上其逻辑仍根植于殖民现代性。它反对欧美种族主义和文明开化论，却标榜日本的种族优越和文明独特来对抗这种历史观。竹内好等知识分子对此深感困惑，质疑日本是否在东亚建设的名义下欺凌弱小。

对美宣战暂时弥合了理念与行为之间的分裂。竹内好等人在对美宣战后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认为“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侵华战争的意义。然而，这种浪漫主义的设想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日本试图用“大东亚”来超越“近代”，但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方法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加深了矛盾。

日本最终战败，未能在思想上或实践中完成“近代的超克”。不过，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意外地促使中国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但也激发了全民的政治动员。中国知识精英在国族构建方向上存在分歧，一种意见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另一种则主张认清中国的族群多样性。这两种思路都在当时具有迫切性和合理性，最终中国选择了以反帝反殖为路径的人民联合，强调各族平等，消弭差别。

中国在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虽然以日本作为他者，但其革命性特征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这一历史经验提供了思索如何超越殖民现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