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当上汉奸之前，他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在青年阶段，丁默邨接触来自各个流派的改革与革命思想时，最初选择的其实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因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进步的指导意义，也看到了共产党在救国救民方面的努力，所以他决定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力量。

虽然暂时做对了选择，但骨子里的劣根性可不会因为选择而有所改变。

本质上，丁默邨与其他党内同志并不是一路人。大家想的都是如何革命，而他想的却是如何向上爬，后来也因为种种不满而背叛革命。

当时中国社会上，两个党派的力量最为站住，脱离共产党之后，他自然而然投奔到了蒋介石的麾下。

当时国民党的高层核心陈立夫，对丁默邨十分欣赏，重用他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三处处长。

在共产党内没有得到的高官厚禄，他都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得到了。骄傲自大的军统头子戴笠见到他，还得礼让他三分。

由于之前有过加入共产党的经历，所以做起围剿我党的工作，他比其他人更加得心应手，还策反了几个叛徒，总之给了陈立夫不小的惊喜。

干得越好，越受重用，丁默邨就越是锋芒毕露。他太高调，太风光，站在一边的戴笠嫉妒得发狂，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这戴笠也是个聪明人，很懂得一针见血的妙处。

他了解老蒋的性格，生性多疑，敏感反复，宁可辜负天下人也不肯吃一点亏。

于是他抓住这一点，在蒋介石面前大吐苦水，逮住丁默邨的坏话讲个不停，成功勾起了老蒋对丁默邨的疑虑。

1938年，原本春风得意的丁默邨，莫名其妙就受到老蒋的针对，得了个撤职反省的命令。关键是，他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反省。

想必当时的他心中一定满是牢骚，连带着看老蒋也是面目可憎。

人这一辈子，一直待在山脚下不可怕，最怕的就是好不容易登上半山腰，一脚又被人踹到了山底。这种心理落差，足以逼着他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

而就在他最失落的时候，一个男人趁虚而入，扰乱了他的世界。

这个男人名叫李士群，之前是丁默邨的部下，后来投靠了日伪政府，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手底下当走狗。

李士群也是可笑，自己下了水，还得想方设法把老上司拉下水。不得不说，他对丁默邨“爱得深沉”。

他告诉丁默邨：“我们身处乱世，娘那儿是谁，爹那儿也是睡，哪里不能去？”

言外之意，我已经投奔了大汉奸，觉得还不错，希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特务嘛，在哪儿不是干。

李士群撒下鱼饵，丁默邨果然咬钩。就这样，他在部下的引荐之下投入了日伪政府的怀抱。

日本人靠不住，抗战胜利之后，他又会何去何从？

1947年，丁默邨因为去了一处地方，被蒋介石知晓，很快遭到枪决。

他和蒋介石之间还会有什么交集？

投奔汪精卫之后，丁默邨确实风光了好一阵子。

他和李士群都由周佛海直接领导，还被任命为特务系统的负责人，颇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

要不是害怕惹火烧身，他倒真想去国民党老相识的面前耀武扬威一番。

帮着侵略者屠戮本国同胞，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巨大的罪孽和耻辱。偏偏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头发输得油光水滑，走起路来都带风。

过去在国民党时，与共产党打过交道是他最大的优势。现在来到汉奸队伍，与国共两党打过交道，又成了他的优势。

他利用自己对两党革命人士和社会进步人士的了解，为周佛海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带队参与对爱国人士的镇压，因此得了个丁屠夫的称号。

国民党派出女特工刺杀丁默邨，也就是《色戒》的原型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戴笠对他深恶痛绝，听到日伪的76号密室更是几欲作呕。这是一个魔鬼聚集的地方，每一个魔鬼挥刀的方向，都是中国人。

我党同志们有人惨死76号手中，军统和中统的特工也有不少遭到迫害。此时的丁默邨，以及每一个汉奸，都是国共两党抗日力量的公敌。

不过外人不知道的是，在76号固若金汤的外表之下，其实也藏着数不清的阴谋诡计，权力倾轧。

随着丁默邨的做大，他和李士群早就不是之前称兄道弟的关系了。他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日伪政府很多官员的地位，就连在日伪内部，他都有可能被刺杀。

1944年11月汪精卫去世之后，日伪政府更是变成一盘散沙，人人都想分一杯羹，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对同事放下戒心。

丁默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日本人大势已去，汪伪政府迟早会轰然倒塌。为今之计，还是得重回旧路，至少能谋求一条生路。

正好，他和戴笠还有点儿“感情基础”，于是他正好利用这层旧关系，想办法再次与军统取得联系。

戴笠也不嫌弃他满身脏污，竟然真得还重新接纳了他，就连陈立夫这样的上层人士，也愿意站出来为他作保。

不得不说，丁默邨应该挺会做人。

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1945年10月，他被送到重庆秘密保护起来。

戴笠这事儿做得隐秘，但也不是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出来。国民党维护大汉奸的举动，很快引起民怨。

社会各界都有人指责戴笠是非不分，黑白不明，明明应该严惩汉奸，告慰爱国战士们的英灵，现在却保护汉奸，伤了中国人民的心。

在大众的意识中，像这样通敌叛国、残杀同胞、罪恶滔天的人，应该被判处死刑，一天都不要让他多活。

社会舆论带来的压力，就连戴笠也招架不住。于是丁默邨又只能被押送到南京，接受审判。

国民党的审判到底公不公正，这个问题就很耐人寻味了。整个政党都是老蒋的工具，陈立夫又属于话语权很大的元老，只要他们想保住一个人，按理来说就没有保不住的道理。

而且在得知自己结局并不明朗时，丁默邨也拼命撰写自白书，并且在其中陈列自己为国民党做过的事情。

比如他提到，早在还没有脱离汪伪政府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和戴笠搭上了线。那段时间，他一边和周佛海周旋，想办法杀掉另一个大汉奸李士群，还一边与军统暗中联系，帮忙营救特工人员。

再比如，他还曾经为戴笠的军统局设过电台，帮着军统窃取秘密情报。这样的举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能算是军统特务的所作所为了。

丁默邨致力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双面间谍，无数次强调他对军统的贡献。陈立夫也配合开出证明，想保他的心很明显。

像蒋介石这样最懂察言观色的人，怎么可能看不出陈立夫和戴笠的风向。可即使如此，他为什么还是要下令杀掉丁默邨呢？

1947年，丁默邨被蒋介石下令处决，只因为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在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段时间，戴笠等人都有意识地降低丁默邨的存在感，为的就是保住他。如果他足够低调，安安分分地等待，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

但问题是，丁默邨就不是个安分的人。

他从共产党跳到国民党，又从国民党跳到汪伪政府，最后再次回到国民党。从这段经历中就能看出来，此人心性浮躁，意志不坚，最是善变。

哪怕他逼不得已回到国民党，没有其他退路，相信老蒋也不会对他完全放心。

1947年2月，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丁默邨死刑。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宣判结果而已，并不能代表实际的执行结果。

只要高层有人想要转圜，那就一定可以把他保下来。

判决结果出来之后，相关部门并没有把他对他执行死刑，而是把他关进了监狱。虽然没有自由，但丁默邨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多刁难。

相比于其他犯人，他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

关押期间，他突然生病，监狱简陋的医疗条件暂时没有办法处理，于是上级批准他可以保外就医。

所谓保外就医，简单来说就是在给出一定抵押的情况下，能够走出监狱，在指定的医院或者其他医疗场所接受服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丁默邨可以出来治病，但他的身份还是罪犯。罪犯应该履行的责任义务，应该遵守的规范，他一条也逃不掉。

可不知道是一场大病让他烧坏了脑子，还是突然到来的新鲜空气让他得意忘形，他并没有安分守己，而是相当兴高采烈地去玄武湖逍遥。

大自然环境优美，四处走走看看，他神清气爽，多日积累的郁气都一扫而空。看着玄武湖澄澈的水面，他停留良久，像是在怀念自己过去的自由。

在监狱里关久了，恍惚间，他好像已经与世隔绝。来到大自然，他才找到人的活气。

游湖也就算了，如果他低调一点，安静一点，谨慎一点，说不定这事儿也没人知道。可他却偏偏忘乎所以，在游玩过程中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自己被中央社的记者认了出来。

一个本该接受惩罚的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甘寂寞，游山玩水。这样的新闻一旦刊登出去，别说丁默邨本人，就连国民党也会受到牵连。

大众必然会质疑蒋介石，为何给予一个罪犯如此明显的特权。

当记者撰写的相关报道发表出来时，舆论果然又沸腾起来，蒋介石也看到了新闻，怒不可遏。

他皱着一张脸，拍着桌子，勃然大怒，而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生病还能游玄武湖？应该把他给枪毙！”

就这样，蒋介石亲口判决了丁默邨死刑。这一次，不再是法院冠冕堂皇的宣判，而是他真正的结局。

不知道听到老蒋的宣判时，丁默邨会不会后悔悔恨交加。

7月5日那天，他被押上刑场时，整个人面色惨白，双腿也控制不住地发抖。

他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否则不会当墙头草，可现在却还是逃不了一死。而且，他早就该死，多活了这么一段时日，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

想当初，那些死在他枪口之下的人，会不会也像这样惊恐和绝望呢？天道好轮回，残害忠良之人，必定是自取灭亡。

诚然，丁默邨作恶多端，叛国叛民，死有余辜，可陈立夫对他终究还是有些不忍。后来与别人谈到往事，陈立夫也会提及这个姓丁的手下。

安分守己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出现在丁默邨的人生字典里。他也永远理解不了信仰的力量，更看不懂那些共产党员们的坚守，看不懂爱国人士的牺牲。

他的人格，在这些英雄们的对比之下何其渺小。而他的名字，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受万民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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