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传染病是如何产生的？一份来自八十五年前的警示-海口c网

写在前面的话

2019年12月31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月7日，我国当局确认该致病病毒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并采取相关防控措施。截止发文日期，武汉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北京确诊2例，广东确诊1例，浙江、韩国等地也陆续出现疑似病例。

我们不蹭热点，我们只传播科学。不瞒报、不晚报，及时发现，及时隔离，相信现代科学，相信现代卫生条件，我们不需要征服传染病，但是我们要正视传染病。

《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这是美国传染病研究权威、流行病毒学专家汉斯·辛瑟尔在八十五年前写的一部经典著作。

辛瑟尔生动讲述了人类的主要大敌“传染病”从古代到20世纪的变迁史。他从人与病毒的寄生进化入手，科学地阐述了传染病的发生机制、传播途径和流变历史，演绎了病毒从昆虫传到动物，最后传到人类身上的曲折过程。

此外，他通过分析历史上诸多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阐明了传染病对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文明的兴衰与起落有着巨大的影响。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传染病在暗中左右着人类历史进程。

八十五年后来看这本书，我们不得不同意《老鼠、虱子和历史》一书的推荐序作者、前美国医学史学会主席杰拉尔德·格罗布对这本书以及汉斯·辛瑟尔本人的评价：“这确实是一部具有先见之明的佳作。”

在八十五年前，作为传染病权威的辛瑟尔就已经提醒医学工作者，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其病原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病原体的毒性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老鼠、虱子和历史》的先见之明，还在于辛瑟尔在书中明确指出，尽管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卫生条件的改善，过去几千年肆虐人类的大多数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新的传染病仍然会产生。

在《老鼠、虱子和历史》第五章《新型疾病》中，辛瑟尔指出人类新的传染病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通过人与寄生生物之间相互的逐渐适应，已经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寄生现象发生了改变；二、通过与之前未曾接触过的相关动物或昆虫接触，人类遭到了动物世界中现存寄生生物的入侵。

“我们倾向于相信，如果一种病毒之前没有感染过人类，那么它一定是一种新的疾病。更具可能性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新的疾病代表着宿主与寄生生物之间的、一种之前不为人知的生物关系。”

八十五年前，辛瑟尔就警示盲目乐观的现代人：“传染病并没有消失，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无论现代文明的生活看上去如何的安全和有序，细菌、原生动物、病毒，被感染的跳蚤、虱子、蜱虫、蚊子以及臭虫等，总是潜伏在阴影之下。只要人类由于粗心大意、贫穷、饥饿或是战争而放松了警惕，它们就会发起进攻。”

《老鼠、虱子和历史》自2019年12月推出中文版以来，已经在业内掀起了一股讨论热，多家媒体和学者纷纷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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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很少赢得战争，传染病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在思考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时，我们往往会想到武器的优劣、兵力的多少等，但有一个因素我们很少考虑到，那就是传染病。

将军很少赢得战争，在传染病的轮番袭击之下，他们很少能够独善其身，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它们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远胜于恺撒、汉尼拔、拿破仑以及历史上的各位名将。传染病因战败而成为众矢之的，而将军因为战胜而名留青史。

关于传染病对军事行动的巨大影响，美国传染病研究权威汉斯·辛瑟尔在自己的著名作品《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中列举了诸多史实，雄辩地论证了这一点。

传染病：决定军事胜负的关键

探究传染病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影响可能是有趣的，在这方面，难点不在于找到证据，而在于从众多的证据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普鲁士军队的军医冯·林斯托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精选文献，从普通的历史记载中挑选出了一些最具启发性的例子。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瘟疫和痢疾拯救希腊的故事。当时波斯王薛西斯率领一支约八十万人的军队进入萨利亚。薛西斯的大军刚一进入希腊领土，其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随着士兵们的忍饥挨饿和营养不良，传染病悄然而至。于是，波斯王只好中止这次军事行动，率部返回亚洲，而此时他的军队只剩下不到五十万人。

雅典瘟疫曾一度削弱了雅典在陆地上的势力。这场瘟疫暴发的第二年，三百名骑士（二等公民）、四万五千名公民以及一万名自由民和奴隶因此命归西天，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也因此丧命，从而使斯巴达人得以自由地在半岛上游荡。

（伯里克利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公元前414年到公元前396年间，迦太基人对锡拉库扎发动的围城，就是由于一场类似雅典瘟疫的传染病的暴发而不得不放弃。如果汉尼拔将自己的舰队和军队牢牢地扎根在西西里岛上，那么布匿战争的结果以及罗马的未来会如何还未尚可知呢。

公元前88年，在罗马的内部斗争中，马里乌斯的胜利得益于一场导致奥克塔维厄斯军中一万七千人死亡的流行病。

425年，匈奴人之所以放弃了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军，是因为一种未知的瘟疫摧毁了他们的部落。

如果阿比西尼亚国王没有因为所谓的“神圣之火”撤离麦加，阿拉伯帝国的未来又会怎样呢？没有人知道。这次战争通常被人们称为“象战”。阿比西尼亚的六万大军，被某种类型的天花或是兼有丹毒和葡萄球菌感染症状的传染病折磨得溃不成军。

十字军东征：一系列传染病的编年史

毋庸置疑，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流行病。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读起来像是一系列传染病的编年史。1098年，一支三十万人的十字军包围了古叙利亚首都安提俄克。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量的人因疾病和饥荒而殒命，以至于尸体都来不及被人掩埋。短短几个月之内，骑兵部队的七千匹战马中有五千匹死亡，致使骑兵部队失去了战斗力。然而，经过九个月的围困，这座城市还是被攻陷了。在十字军向耶路撒冷进军的途中，军队遇到了比异教徒更为强大的敌人。当耶路撒冷于1099年被攻占的时候，十字军最初的三十万人只剩下六万人；而到了1101年，只剩下两万人。

由法国的路易七世领导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其悲惨程度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同小异。总共五十万大军，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大多数连马都没有——设法返回了安提俄克，而最终活着返回欧洲的士兵，就更是寥寥无几了。

安提俄克似乎是各支十字军遭到瘟疫伏击的地点。除了这座城市暴发的瘟疫，军队的伤亡还有别的原因。由于土耳其向导的背叛，一支一千一百九十人的十字军被困荒漠。饥荒、瘟疫和荒漠三种因素共同发力，致使一支十万人的十字军到最后仅剩下区区五千人。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威尼斯的多杰和法兰德斯的鲍尔温的率领下进行。当时正值夏季最为炎热的时期，在这支军队刚刚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军队中就暴发了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以至于这支十字军没能到达耶路撒冷。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由痢疾决定的

西班牙与法国之间持续长达数个世纪的争斗，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传染病的左右。1285年，法国的菲利普三世停止了向阿拉贡进军的计划，因为一场性质不明的瘟疫导致了法国军队大量的士兵和军官甚至是国王本人的死亡。

最早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斑疹伤寒曾使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军队溃不成军。当时，他正率领着八万将士准备在匈牙利与苏莱曼一世作战。1566年，驻扎于科马罗姆的军营中暴发了斑疹伤寒。该疾病来势猛烈而又致命，导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不得不放弃针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

1708年，由于暴发了瘟疫，在俄国南部所向披靡的瑞典人陷入了绝望，被迫彻底放弃了他们千辛万苦换来的胜利果实。

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由痢疾这一传染病决定的。1792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联合自己的奥地利同盟，率领四万两千人的军队向法国革命军发起进攻。然而，痢疾似乎站在了法国革命军一边，同盟军能够作战的只剩下三万人。于是，普鲁士人不得不撤回到了莱茵河对岸。

（图片来源于网络）

海地共和国的建立虽然通常归功于杜桑·卢维杜尔的英明决策，但实际上的功臣是黄热病。1801年，拿破仑派勒克莱尔将军率领两万五千人前往海地镇压黑人起义。法国军队在法兰西斯角登陆，击败了杜桑，并将他赶入了内陆。德萨利纳（Dessalines）对黑人军队进行了集合和重组，但若不是黄热病将法军折磨得痛苦不堪，他们不可能成功地对抗纪律严明且装备精良的对手。总共两万五千人的法军，两万两千人死于这种疾病，1803年活着撤离出该岛的仅有三千人。

传染病：拿破仑真正的滑铁卢

在流行病面前，即便是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拿破仑也同样束手无策。拉尔雷对拿破仑在俄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记录，但更为具体且有价值的记载来自骑士迪特·德·基尔霍夫，他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医。

在从德意志北部延展至意大利的法军军营之中，驻扎着超过五十万人的军队。在大军集合之时，传染病还没有暴发的迹象。当军队进入波兰以后，基尔霍夫对当时悲惨的情形进行了描述。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当地人民的贫穷、悲惨和奴役现状，令他感到震惊。由于各个村庄尽是受昆虫感染的茅舍，所以军队不得不露营驻扎。士兵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白天炎热而夜晚寒冷，于是，肺炎、咽炎甚至白喉等呼吸系统感染的患病人数迅速增加。

1812年6月24日，大约在大军横渡尼曼河时，斑疹伤寒病例开始少量出现。在立陶宛，士兵们找不到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补给；饮用水水质恶劣，天气炎热，疾病——主要是痢疾、肠热病和斑疹伤寒等开始肆虐。在奥斯托俄战争之后，也就是7月末，患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八万。

9月初，当他们到达莫斯科河时，基尔霍夫所在的原有四万两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士兵了。从这时开始，斑疹伤寒和痢疾成了拿破仑的主要敌人。10月19日，当法军从莫斯科开始大撤退时，能够执行任务的士兵只有不到八万人。11月初，当法军再次进驻斯摩棱斯克时，骑兵部队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仅是住在这座城市医院中的病人，就有约两万人之多。

关于这次死亡的人数，我们虽然没有查到准确的记载，但估计有四万人左右。虽然斑疹伤寒仍是当时主导性的疾病，但痢疾和肺炎病例的增长也毫不逊色。据说，在前往维尔纳的路上，一万五千名士兵被冻死了。12月8日，当法军到达这座城市的时候，那支昔日规模庞大的军队，最终只剩下两万名病病恹恹、心灰意冷的士兵了。在奈伊元帅统帅的第三集团军中，最后只剩下二十名士兵。

基尔霍夫在书中对他的伟大领袖的战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如果拿破仑占领波兰后有所收敛，致力于包括疾病防控在内的重组，那么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就有可能成功，拿破仑的强权也会永久地建立起来。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于拿破仑的天才的最好证明，是他在这次惨败之后，于1813年东山再起，重新召集了一支五十万人的新军。由于缺少成年兵源，这支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娃娃兵，于是对流行病的抵抗力也就更弱。由于在包岑、德累斯顿以及卡尔斯巴德的几场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有所折损，加上感染疾病者不少，在与盟军于莱比锡相遇时，拿破仑新招募的大军已经只剩下十七万多人了，而盟军的军队尚有二十万人。拿破仑在欧洲的霸业究竟是毁于流行病之手，还是败于对手特拉法尔加，有待人们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