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年前的“朱张会讲”：那三天三夜他们到底说了啥？

凤凰网国学

2019年10月22日 09:41:49 来自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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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三年（1167年）秋天，岳麓书院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张栻和朱熹岳麓之会。后人论及此事，均称道不已。元代理学家吴澄说：“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骤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明李东阳提出：“孝宗时，二先生实会讲焉。”

会讲是古代书院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亦是南宋理学学派“百家争鸣”的一种学术活动，张栻和朱熹的岳麓会讲，在中国书院史、中国学术史上均有很重要的意义。

会讲过程

“会讲”，是南宋时期不同学派或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一般在书院内进行。就现有史料看,南宋书院史上最早的会讲，当属朱熹、张栻岳麓之会。

康熙《岳麓志》所载朱熹像

朱熹（公元1130一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和张栻一样，属二程的四传弟子。朱、张的学术思想皆渊源于二程之学，二人都以自得二程真传自诩，故在许多学术思想上十分接近。但是，他们的学术见解仍有很大区别，这一方面是由于二程之间本来就有一些区别，而朱熹受小程影响较多，张栻受大程影响较多。另一方面，他们具体的学术师承不同。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曾经论述过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和学术传递关系，他说：

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侗），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栻），此又一派也。

根据真德秀的说法，闽学朱熹一派的师承关系为：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湖湘学张栻一派的师承关系为：二程——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加之他们个人经历、生活环境不同，因而在不少学术问题上意见不一。乾道初年，他们正在思考如何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由于他们在一些学术观点上的不同，故而均感到有“会讲”的必要。朱熹在会讲前的一封书信中就反映出这一点：

胡仁仲所著《知言》一册内呈，其语道极精切，有实用处。……大抵衡山之学，只就日用处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见功。某近乃觉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

这封信的意思十分明显。他一方面十分敬佩湖湘学者，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表示理解和赞赏；另一方面，他也发现自己的思想和湖湘学之间有不合处，感到需要进一步辨析，但因书信交往十分不便，只有通过会讲才能解决问题。张栻也有相同的想法，他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写道：“数年来尤思一会见讲论。不知何日得遂也!”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决定前往湖南，和主教岳麓的张栻“会见讲论”，切磋学术。当时，“湖南之行，劝止者多，然其说不一。” 或许劝阻理由还包括一些学术上的宗派偏见。但朱熹意志很坚定，决意往行。是年八月，遂从福建崇安启行，由学生范伯崇、林择之随行，九月八日抵达长沙，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他写信告诉曹晋叔：“此（九）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学问之益，至幸至幸!”

朱熹在长沙呆了两个多月时间。他们就双方关切的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场面十分热烈。据侍行的学生范伯崇所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 但他们在讨论中并不意气用事，学术上的论敌关系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他们认真、坦率地进行学术交流，为南宋书院会讲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朱熹还在张栻主持的岳麓、城南两书院讲学，史志记载：“乾道丁亥，（朱熹）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每语学者观《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务收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 当时因朱熹来此讲学，湖湘弟子远道来听课者甚多，盛况空前。据说，当时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 此虽属后人的夸张之说，但朱熹讲学影响很大当为事实。所以后人曾称道：

考楚志，长沙旧有岳麓书院，为宋张南轩、朱晦庵两大儒讲学地，于时远近向慕，弦诵之盛，出于邹鲁。

宋朱文公、张宣公讲学岳麓、城南，号称湖湘邹鲁。而吾平江九君子从获朱子游，此楚南书院之极盛也。

朱熹的讲学，开了不同学派在岳麓书院自由讲学之风。

与此同时，朱熹和张栻互相唱和联咏。张栻修城南书院后，辟“十景”，它们为：丽泽堂、书楼、蒙轩、月榭、卷亭、南阜、琼琤谷、纳湖、听雨（舫）、群芳竞秀等。朱熹在此讲学时，为城南书院“十景”题诗，和张栻相互酬唱。他们还以联句的方式，表达共同的情感和愿望。如一次在岳麓山上的赫曦台旁，他们咏道：

泛舟长沙渚，振衣湘山岑。

——朱熹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

——张栻

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朱熹

诗歌透露了他们会讲时共同的心情和愿望：对天地宇宙的哲学思考，对历史现实的忧患困扰。正是这种思考和忧患，使得他们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对理学那些抽象而又现实的范畴、命题、思想展开激烈的争辩……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术讨论和讲学，朱熹欲回福建，张栻又邀朱熹同游南岳，朱熹欣然应允。十一月六日，张栻、朱熹、林用中一行从长沙渡湘水往南岳。在南岳讲学读书的胡宏弟子彪居正、胡广仲、胡伯逢等皆来相会，并交流学术。朱张游南岳之时，正值寒冬季节，大雪纷飞，但二人游兴不减。朱熹曾发誓不复作诗，但南岳的奇丽风光，激起了他勃发的诗情，他“与择之陪敬夫为南山之游，穷幽选胜，相与咏而赋之，四、五日间，得凡百四十余首。” 后来由张栻编次作序，名之为《南岳唱酬集》。十一月二十四日，朱熹和张栻于槠州（今衡阳）挥手作别。朱子东归回福建，张栻自西往长沙。临别，张栻赠诗《送元晦尊兄》，朱熹回赠《赋答南轩》，以“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之句，对这次会讲的学术成果作了总结。

会讲内容

朱熹、张栻岳麓会讲的内容，当时没有留下具体记载。王懋竑作《朱子年谱》称其已不可考。但是，详细考察他们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言论可知，他们讨论了包括中和说、太极说、知行说、仁说、察识持养说等问题，广泛涉及理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的许多重要问题。

壹 · 中和说

根据朱熹《中和旧说序》所云：“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 又据侍行的学生范伯崇所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可以肯定，岳麓会讲是围绕《中庸》的“中和”说而展开的。“中和”出自《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说主要是讲先天道德本体和后天道德心理的关系问题，是理学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一直受到理学家的重视。

湖湘学和闽学两派在“中和”问题上一直有分歧。据朱熹所说：“李先生（桐）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 从杨时到李侗的闽学一派注重先天道德本体和后天道德心理的区别。他们认为，人的先天道德本体（“中”）是“静”的，而后天道德心理（“和”）是动的，因而，道德修养也应划分两个阶段：首先，人必须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去体认、涵养这个纯静的先天本体；然后就会在喜怒哀乐“已发”的”处事应物”中符合先天道德的要求。那么，作为自觉道德意识的“心”，就既包括已发之和，也包括未发之中。而湖湘学的观点不同，他们注重道德本体和道德心理的统一性。胡宏、张栻认为，“未发”的先天本体必须通过“已发”的经验心理才得以显露出来，因而，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重点是在喜怒哀乐“已发”后的“处事应物”中“察识”这个“未发”的纯静本体。朱熹曾概括他们的差异，认为张栻是主张“动中见静”，自己则主张“静中见动”，这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不同见解。所谓“动中见静”，就是在处事应物的活动中体认、实现这个纯静的超越性本体；“静中见动”，则是要求“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即在经验心理“未发”时体认这个先天本体。由于闽学一派和湖湘学一派在“中和说”上的差异，才导致朱、张二人在岳麓会讲的争论不休。

会讲的过程已无史料证明，而会讲的结果，从朱熹后来的书信或文章中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他已在会讲中逐步接受了张栻等人的学术观点。次年，他在一封信中说：

“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

这里，他对张栻的学术思想表示钦佩，肯定于“日用间行往坐卧处”求“未发”之中，这显然即是“动中见静”的方式。可见朱熹在岳麓会讲时，已经完全接受了湖湘学派的中和说。

贰 · 太极说

张栻和朱熹还会讲了“太极”问题，这从张朱分手时的赠诗中可以看出。张栻的《赋别晦庵》中云：

遗经得䌷绎，心事两绸缪。

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

而朱熹在其《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中，尤对”太极”作了较多描述：

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

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

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

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

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

两人的告别诗应是岳麓会讲的总结，他们在诗中大谈“太极”。可见“太极”亦是会讲的中心议题。明代浙中王门张元忭于岳麓讲学时，曾有诗句“太极先天自古今，两贤从此其推寻。” 足见后人皆肯定“太极”是朱张岳麓会讲的主题。

“太极”是理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自理学开山周敦颐作《太极图说》，理学家们大多都以“太极”范畴展开思想体系。当然，他们各人对太极的规定是大不相同的。朱熹、张栻会讲所讨论的“太极”是何涵义，后人的见解似不一致。

洪去芜为朱子作《年谱》时曾认为：“以二诗观之，则其往复深契者，太极之旨也。……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后先生卒更定其说，然则未发之旨并未相契也。” 洪的意见归纳为两条：第一，太极说和中和说是张栻和朱熹所讨论的两个问题；第二，朱张在太极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在中和问题上则意见不一致。

王懋竑反对洪本年谱的见解，他说：“按洪本所云，深契太极之旨，此以赠行诗与答诗臆度之耳。朱子自甲申（隆兴二年）后，与南轩往复皆讲未发之旨，而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盖以未发为太极。诗所云太极则指未发而言也，专言太极，则不识其表矣。”王的意见也可归纳为两条：第一，诗所云太极和他们讨论的中和说是同一个问题，所谓“太极”即指“未发”的性；第二，朱张在中和问题上，早已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根据朱熹思想的形成过程和湖湘学本体论的特点，我们以为王懋竑的意见更符合事实。首先，王懋竑认为岳麓会讲后，张栻、朱熹己对中和说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一点前面已有叙述，故洪本年谱认为“中和”问题不一致是错误的。其次，王认为此处太极即为“未发”，亦有相当道理。根据朱熹思想的形成、发展来看，岳麓会讲前后这一段时间，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心性论，而对宇宙论并没有十分注意。而从张栻这方面来看，他一直是由人道而及天道，提出“太极即性”的本体论。所以，张栻、朱熹会讲中和说（其实即心性论），而分手时大谈的“大极”，是指一个人的经验道德心理的内在根据，这个太极即未发的性。朱熹诗中有“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酬酢处”即是“应事处物”的道德实践活动，“本根”即指太极，“酬酢处”见“本根”，也即是从“已发”中见“未发”，此正是湖湘学派的中和说观点。可见，他们“深相契”的“太极之旨”，不过是在“中和说”上达成一致意见的总结。

但是，也不能认为离别诗中的“太极”，只是“性”的代名词，这本身毫无意义。事实上，用“太极”表达“未发”，正说明张朱会讲时对“中和说”探讨的深化。双方已经不满足于用心性论来阐述先验道德的本原，而是用一个宇宙哲学的范畴——太极来表述，并且用“有”“无”来说明它的特性，“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这样，也预示着他们已经把先验道德本体和宇宙本体统一起来，使“中和说”向宇宙论的深度和高度发展。

今人想象中的朱张会讲

叁 · 知行说

知行关系既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问题，又是一个道德修养、教育方法的问题，所以理学家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张栻和朱熹也讨论了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朱熹后来回忆说：

旧在湖南理会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践履；上是知之，下是终之。故不思今只理会个知，未审到何年月方理会终之也。是时觉得无安居处，常恁地忙。

所谓“旧在湖南”，即是指乾道三年岳麓会讲。他肯定这次会讲讨论了“乾坤”，并解释“乾坤”即是指“先知”和“践履”，也就是知和行。值得注意的是，张朱会讲分手后，朱熹的离别诗中有“我行二千里，从君识乾坤”，亦肯定自己曾向张栻请教“乾坤”问题，并由此引出一大段关于“太极”的论述。其实，朱张所讨论的“知行”问题也是和中和说密切相关的。

崇道祠中的雕像

关于中和说，张栻主张先验本体必须显露在经验心理之中，即未发的性必须体现在已发的心之中，与此相关，在知行关系上，他主张“知”必须体现在后天的践履之中,肯定知不离行。故而，重践履一直是湖湘学派的重要特色。在岳麓会讲前，朱熹就曾对湖湘学重践履的特色表示钦佩，会讲以后，他也受到湖湘学的影响，主张于“践履”中见“先知”。他所说的“惟应酬酪处，特达见本根”，也即是要求在应物处事的实践中体认“先知”。可见，岳麓会讲最后在知行关系上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亦是湖湘学的观点，朱熹也承认自己是“从君识乾坤”。

肆 · 仁说

“仁”最初作为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始于孔子。理学家们特别重视对“仁”的研究，争论得比较多、分歧也较大。论者或以“爱之理，心之德”论仁，或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论仁，或以知觉论仁。岳麓会讲之时，朱熹和张栻就仁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旧与南轩论己，后来毕竟合否？

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于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辩此。

朱熹承认他和张栻的长沙之会就仁说进行了辩论，他的印象是：“湖南学者说仁，旧来都是深，空说出一片。”因而两人在学术见解上不一致。因无其它的旁证材料，当时会讲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张栻、朱熹后来以通讯的方式继续讨论仁说的情况来看，他们对仁说确实存在颇多分歧，如，朱熹曾以“天地以生物为心”论仁，而张栻认为不当，他在给朱熹的复书中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平看虽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似完全。”张栻受谢良佐及胡宏等学者的影响，往往以知觉为仁，而朱熹又认为不当，说，“仁本吾心之德，不将谁使知之而觉之耶？……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惟仁者为能兼之。故谓仁者必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朱熹、张栻在仁说方面分歧较多，就不一一例举。经过切磋讨论，两者在很多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后来朱熹、张栻皆作“仁说”，作一比较，就可发现他们在许多观点上都是接近的。

从以上所列举的会讲内容来看，张栻和朱熹所讨论的学术问题十分广泛。经过相互间问难论辩，双方都感到收获极大，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一致的结论。当然，他们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如朱熹后来回忆道，“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既有“归来识大方”的新的认识，亦有“犹欲细商量”的学术分歧，真正体现了不同学派进行争鸣的学术气氛。

*本文整理自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文章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