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虽然中国先哲思想中不乏社会学思维，但是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却源于西方。这使得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课题还是在分析语法层面，都大量模仿西方，缺乏自身特色，在研究视野上也是更多集中于我国内地，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国外的社会学研究相对不足。对此，我希望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拓宽至边疆和海外，进而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乃至话语体系。

应该说，多年来，上述工作一直是我的努力方向。如今，虽然还没有完全达成我的设想，但已经取得很多成绩。

比如，目前浙大社会学系师生的研究视野不但深入到我国边疆地区，而且拓宽到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南亚和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多年轻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浙大社会学系也在国际上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这是很值得骄傲的。

《中国科学报》：除成绩外，你有哪些遗憾？

赵鼎新：最大的遗憾就是太累了。毕竟我们所做的事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既定制度和规则产生摩擦，从而在客观上大大增加我们的探索成本。

比如，为了避免学生和导师建立各种依附关系，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探索中，规定博士生不是由某个单独的导师指导，而是由导师团集体指导。这项改革虽然得到了校方的同意和支持，但在执行层面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按照博士生培养“谁是导师谁出钱”的传统制度，导师团中该由谁出钱成了绕不过去的问题。这致使博士生乃至硕士生的大量培养经费最终不得不由系里承担。

再比如，我们有些老师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时很难申请到国家层面的课题。为了支持这些研究工作，我们不强行要求青年教师在预聘期内申报课题，但是这类“不合时宜”的规定，其阻力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

这些年，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并不少见。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难，那就是不要将教师的升迁与课题的“层次”和数量简单挂钩。事实上，这也是国际顶尖大学通行的做法。

学术界缺乏“专业感”

《中国科学报》：你在中西方均工作了多年，对比彼此的学术生态，你认为有哪些不同点？

赵鼎新：近些年，我国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必须承认，相较于那些学术氛围和学术积淀更加深厚的国家，我们在很多领域依然缺乏一种“专业感”。

以社会学为例，“专业感”的重要性可以从很多方面理解。比如，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懂得，虽然社会非常需要社会学思维，但社会不一定需要社会学以“社会学系”的方式存在。因此，为了保持社会学专业的生命力，我们必须非常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和学术责任。

我曾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20多年，其间被不断灌输一种观点，即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的诞生地，这份“产业”和荣誉不能毁在我们手里，所以学者们对于学术研究非常认真，并且始终有某种危机感。

这种“认真”体现在很多层面。简单举例，在芝加哥大学，教师不管是给本科生、研究生写推荐信，还是给年轻教师写长聘推荐信，都会亲力亲为，认真负责，有时一封信甚至要花费几天时间反复修改。反观国内，这样的现象却并不多见。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很多学者不能从一个“专业”角度看待自己的学术工作，对其也缺乏足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这一点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国内有大量学术文章即便最终成功发表，其学术价值也不是很高。这是由于很多学者虽然把文献梳理和“讲故事”做得面面俱到，但视角和观点却不鲜明，并且缺乏一种“为什么这种叙事方式比其他方式要好”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是一名学者首先应当建立起来的。

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须知，人文社会科学虽然带有“科学”的标签，也会运用大量科学方法，但其最重要的价值却在于视角、观点和分析手法。一项研究如果缺乏视角、观点，并且分析手法老旧，就肯定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提升学术队伍的这种“专业感”？

赵鼎新：在全国层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很难一概而论，但从我们的工作出发，有三点经验可以借鉴。

一是在青年教师的论文发表上，要看重质量和学术个性发展，而非数量；二是主要请来自外校、人品和学问俱佳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进行学术把关；三是不将课题和任何名号作为学术考核的标准。举一个极端例子，即使某位青年教师拿到了多个国家级学术称号，这些称号也不会成为其在我们系晋升的重要指标。

要先获得内心的自由

《中国科学报》：你曾提到，希望用自己的后半生为年轻人营造一个相对自由的研究环境，你所指的自由环境是什么样的？

赵鼎新：在我的理解中，所谓自由环境首先在于内心，或者说学者的心中有没有“自由”。说得更通俗一些，目前很多学者考虑最多的并不是自己的学术志趣，而是什么样的研究课题更容易发表文章和申请项目、哪本期刊的标准更松、文章写成什么样式更能打动编辑、哪类学问更能名利双收……当这些功利性的想法主导其研究时，学者便将自己束缚住了，导致其在学术研究上畏手畏脚、瞻前顾后，最终难成大事。

工作中，我非常支持周围的年轻学者摆脱内心的这些束缚，同时，我们也招收了不少研究“冷门”议题的学者。这些学者往往并不是文章发表的“大户”，但我们愿意为其提供相对宽松的空间。

此外，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一直强调尊师重道、提倡长幼有序，这当然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对此应刻板地遵守。

比如，在很多高校的院系中，青年老师“怕”大牌教授，不敢与他们接触，甚至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的现象并不鲜见，对此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并营造一种平等、轻松的氛围。

我担任浙大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年轻教师背后称呼我为“老赵”的大有人在。对此，我非但不生气，反而会在他们未能及时“改口”时，与其开玩笑：“既然背后都叫了，便当面接着叫呗。”

再比如，我们搬入新办公楼房时，按规定我可以使用75平方米的办公室，但我坚持包括我在内的每位教师都使用相同大小的办公室。结果是除了极个别老教授外，系内教师的办公室均为15平方米。此举同样是为了营造一个平等的小环境。

《中国科学报》：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与当下的人才评价标准是否有关？

赵鼎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一下中西对比。

欧洲情况我没有全面了解。据我观察，美国高校并不存在统一的教师考核评价标准。一般来说，越不在“领航道”上的高校，其对教师的考核标准越多、越“硬性”；那些顶尖美国高校则几乎没有什么硬性的考核标准，只要院系内的同事公认某位教师的水平高，即便是该教师并未发表多少论文或著作，依然会得到升迁。

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从长聘副教授一路升至正教授，再到讲席教授。其间，我在出版英文版《儒法国家》一书前，并未发表很多文章，更多凭借的是与同事日常交流时所赢得的学术口碑。

从这个角度说，学术评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看似千头万绪、五花八门，但最关键的标准反而是每个人心中的那杆“秤”。

反观大部分国内高校，其教师评价依靠的依然是各种“硬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属于“无奈之举”，毕竟如果不靠指标，学术团队中的“学术守门人”必须足够权威且公正。但目前，我们缺乏这样的“守门人”以及相关环境。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这是否是目前“破五唯”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

赵鼎新：事实上，在国内学术界，我们对于本领域内同行的学术水平都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如，浙大社会学系便请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组成了学术委员会。他们的资历、视野和操守都足以胜任“学术守门人”的角色。当然，他们能发挥多大作用仍然是个现实性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国内学术界，打招呼、托人情的现象并没有绝迹，甚至可以说屡见不鲜，这一点毋庸讳言。这种现象会极大影响同行间的学术评价；此外，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在推行“代表作”制度，这当然也是为了摆脱各种“硬指标”，但“代表作”的认定仍然需要一位高质量的“学术守门人”作为前提。

注重质量评价是一条正路，但这项制度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要有一个公正、合理、有效的学术评价体系。

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具体而言，就是要将权力下放，让专业人员“守门”，不搞各种与利益挂靠很近的高位引导。否则，势必会产生学者间的无序竞争，引发学术腐败，甚至把青年教师和学生引入歧途。

我们需要一支最“土”的研究队伍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一支理想的学术研究队伍应该是怎样的？

赵鼎新：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人才队伍的组成没有一定之规，需要视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我认为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共同点。

比如，我国正致力于在国际上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声音传出去。这无疑是必要的，否则便很容易在国际社会中陷入用人家的语言说自己的事情，或者“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这给相关领域的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其研究成果要能出现在国际权威的期刊杂志上，或者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社出版，同时也要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需要一支最“土”的研究队伍——他们要能够真正深耕我国的国情，同时又能针对自身研究领域，在本体论、认识论和问题意识层面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进而将其研究成果用洪亮的声音传播到国际空间，掌握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一个年轻学者的学术成长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赵鼎新：我觉得一个人的学术成长要分若干步骤。年轻时，硬的要学基本功，软的要学视野和学术人格。

所谓基本功，就是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统计学、大数据等在内的各个学科和方法，年轻人需要广泛涉猎，什么都要学，要博览群书。年轻人的学术“野心”越大，其基本功的涉猎范围也应该越大。

以我本人为例，我曾在年轻时大量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理科知识，这使我对17世纪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史有较深的了解。如此一来，我能够较为明确地锚定自己所作某项研究的意义。

除基本功外，年轻人更要拓宽自己的视野。从事学术研究，只有“野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很多学术研究领域，相较于“事实”，学者的眼界和视野是更重要的。很多学术做得很好的人最终之所以没有成为“大家”，就在于他的眼界狭窄，缺乏反思，从而受到性格的局限。

曾有位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者在与青年教师交流时，将历史学领域的基本功训练比作锻炼手臂力量——当一块毛巾别人拧不出水，而你通过拼命拧又拧出一些水来，你就比别人厉害。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但我觉得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如果我们可以在广泛涉猎各种知识的基础上改变自身视角，便有能力将放在烤箱中烘干的一块毛巾拧出东海水。当你的视角改变、视野拓宽时，会对曾经熟悉的材料产生全新的理解。这是一种从“理学”到“心学”的转型，而支持这种转型的便是自己的学术人格。

一位学者的学术人格必须以唯物为基础，而它的另一面则是学者的反思能力，或者说是“唯心”的一面。如果一位学者只有学术基本功而不具反思能力，便会是一个很“迂”的人；反之，如果只有反思能力而没有学术基本功，便成了“野狐禅”。一句话，你的学术人格到哪一步，学问就到哪一步。

《中国科学报》 (2024-04-09 第4版 高教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