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投射在建筑一侧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摄于2020年11月。图片来源：Peter Kovalev/Tass
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诸多俄国作家里最有“俄味”的。他的著作聚焦于神圣的蠢人、神圣的妓女、虚无主义者和革命者，他最负盛名的小说《罪与罚》散发出一股黑暗的混沌气息以及末世感。杀人如麻的反面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取自俄语词raskolnik，即“不满者”）认可“因受苦而得救”这一富有暴力色彩的意识形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极其反感它——“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个三流作家，他的名气也来得不可理喻，”纳博科夫如此评价。虽然众说纷纭，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在俄罗斯享有近乎圣人的地位。他的斯拉夫主义偏见以及东正教沙文主义立场令他深受斯大林宣传干部的喜爱，陀氏的形象也经过剪裁而更适合于苏联社会。
不过，对传记作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像一座难以开掘的采石场。对苦难的渴求以及自虐性的禁欲主义使他成为了一本神经症案例手册。约瑟夫·弗兰克 （Joseph Frank）著名的五卷本传记出版于1976-2002年间，以超过2500页的篇幅讲述了这个因癫痫症和赌博成瘾（并且没有接受治疗）而于59岁去世的男人的生平。罗万·威廉斯（Rowan Williams）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信仰和小说》（Dostoevsky: Language, Faith and Fiction）则更偏学术一些，聚焦于这位小说家与苦难为友的基督教弥赛亚主义（Christian messianism）。
《罪与罚》中的激进政治与一众反沙皇派角色构成了凯文·伯明翰（Kevin Birmingham）出色的传记研究《罪人和圣人》（The Sinner and the Saint）的主题。 如伯明翰所展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便陷于一系列悲剧中，1839年他的地主父亲被自家农奴杀死。自然而然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对人类的残酷性产生困惑。后来，借助于阅读福音书所得到的启发，他开始信奉一种旨在废除农奴制、使俄国恢复到原初的斯拉夫圣洁状态（Slav holiness）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原型。在1840年代的圣彼得堡，他结识了一群宣扬法国乌托邦政治与俄国农民灵魂中固有的救赎之可能（如他们所见证的）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皆处在沙皇尼古拉斯一世的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反对农奴制是“对王权的明显威胁”，伯明翰写道。
《罪人和圣人》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及与其合谋者被捕，受到了纳博科夫将军——那位小说家的叔祖父——的拷问。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模拟处决，这位时年28岁的学士工程师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山的“亚洲一侧”干了四年的重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述信念变得前所未有地坚固：基督还活在俄国的土地上。伯明翰指出，即便是最堕落的犯人也有着忏悔和寻求救赎的意愿。灵感来自于陀氏西伯利亚蒙难经历的《死屋手记》一书开创了“古拉格派”的先河，如今它依旧以毫无保留的明晰性以及纪录片式的现实主义而备受推崇。（“我不知道现代文学里还有哪本书比它更好，”托尔斯泰热情洋溢地称赞道。）
从西伯利亚被释放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特别受灾难和疾病的“关照”。在大众心目中，癫痫通常与魔鬼附体以及天外来客的到访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永远在担心下一次痉挛的发作。他对于西方日益增长的不满态度，部分地来自于西方在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背叛了（如他亲眼所见）俄国的基督教事业。法国和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联合起来对抗俄罗斯，以维护其帝国主义利益，由此也“将俄国的基督钉上了十字架”。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国民性的不安——身为俄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俄国人算不算欧洲人？——包含着排外与反犹情绪，这两种心态在他1860年代在外躲避家乡赌债的旅程中渐次浮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伦敦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活中“没有灵魂的”、“顽固不化的重商主义”一面，以数千吨玻璃与钢铁筑成的水晶宫则让陀氏大开眼界——“像是来自巴比伦的东西”。
“在俄国享有近乎圣人的地位”：1865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正值《罪与罚》出版的前一年。图片来源：Corbis/Getty Images
《罪与罚》于1866年在圣彼得堡分期出版，其灵感部分来自于巴黎杀人犯兼诗人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奈尔（Pierre François Lacenaire）的耸人听闻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动地观看了他的审判过程。弗兰克已经探讨过拉塞奈尔对陀氏创作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一角色有何影响，但伯明翰更进一步，将拉塞奈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的故事融冶于一炉。拉塞奈尔是一个追逐时髦的花花公子，其犯下的各种无理由、无动机的罪行让法国社会大为光火。他杀人似乎只是为了表演（也可能是为了缓解无聊）。此人无缘无故犯下命案的特点，也反映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一位年老的债主和她的妹妹身上。显然，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气愤、狂怒或怨恨的痕迹——有能力打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麻木不仁到极点的人。
伯明翰认为，所谓拉斯柯尔尼科夫后来受到触动而表示忏悔、转向上帝的说法，恰是“几乎每个人都误读了《罪与罚》”的一大表现。拉斯柯尔尼科夫确实逐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并没有什么懊悔之心。虚无主义式的为杀戮而杀戮，乃是贯穿《罪与罚》的核心主线，犹如龙虾背上的那条黑线，而这一切的背后又立着拉塞奈尔这个怪人。经过深入而透彻的研究，伯明翰一语道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伟大的谋杀题材小说的“隐秘”背景——赌债、癫痫的困扰以及沙皇警察的监视。
《罪与罚》可能会受到鼓吹虚无主义甚至于弑君（它的某一章发表时正值有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之类的指控。这些指控都没有成功，对我们而言实属幸事。《罪人与圣人》一书乃是将明晰的阐释与文学考察相结合的典范，任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命运多舛的俄国大师、纳博科夫（带着一丝嘲讽）所称的“蒙尘的（dusty）”暗黑扭曲系天才感兴趣的人都不妨去读一读这本书。
（作者Ian Thomson系英国作家、记者，所著《普里莫·莱维传》曾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W.H.海涅曼奖）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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