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40日元/美元更是急速升值至1987年的120日元/美元。

带来的具体意义就是日元升值提高了日本企业的国际购买力，促进了日本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同时，国外资本也因日元升值而涌入日本，进一步推动了国内资产价格的上涨。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这一时期加快。例如1989年，东京银座的土地价格达到每平方米3000万日元（约合当时的22万美元/平方米），使东京成为全球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

甚至有传言称，东京皇居的土地价值接近整个美国的土地总和，尽管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市场的疯狂程度。

日本银行看到经济这么好也纷纷放宽贷款条件，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从1985年的45.0万亿日元增加到1990年的97.5万亿日元，占全国贷款比例从16.4%提升至23.8%。

股票市场上的反应就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日经平均指数从1984年的约10,000点一路攀升至1989年底的38,915点，增长了近4倍。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窗口指导”这一手段，推动金融机构大幅扩大信贷投放规模。

1986年，日本的M2+CD（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为8%，而在1987年至1989年间，这一增速进一步攀升至10.8%、10.2%和12%，始终保持在GDP增速的三倍以上。

但繁荣没有维持太久，泡沫已经涨得太夸张了，当它被戳破的时候也会变得格外惨烈。

失控的根源？

到了1990年，为了遏制通胀和抑制过热的经济，日本央行决定大幅提高利率，从1989年的2.5%上调至1990年的6%。

最先感受到冲击的是房地产市场，以东京为例，1989年到1992年间，东京23区的土地价格暴跌了50%以上，商业空置率达到了12%，而在泡沫巅峰时期这一数字还不到1%。

破产的公司数量激增了25%，银行手中的不良贷款在1992年已积累到惊人的40万亿日元，成为巨大的金融黑洞。

更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对日本经济的打击远不止金融领域。失业率从1989年的2.1%上升到1993年的3.0%。

虽然数字看似不高，但对于一向以低失业率著称的日本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消费信心直线下滑，家庭支出也随之紧缩。日本的GDP增长率从1980年代的平均4%-5%骤然滑落至1992年的0.8%。

面对迅速恶化的经济状况，日本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措施，试图遏制经济下滑并稳定金融系统。

债务陷阱？

1990年代初期，政府先后推出了十多个经济刺激方案，累计投入超过150万亿日元。

这些刺激计划包括了1992年的10.7万亿日元经济刺激方案、1993年4月和9月的13万亿和6万亿日元，以及1994年的15万亿日元和1995年的14.2万亿日元等。

每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都包含了大量的公共投资项目，试图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工程来提振经济。

例如，仅1995年的计划中，就有超过3万亿日元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希望通过这些项目提供就业机会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作用，但整个过程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效率低下，预算超支和进度延误成为常态。

例如，1990年代日本新修建的全国性高速公路网计划，原本预算为7.7万亿日元，最终实际支出超过10万亿日元。

还有一些项目被批评为“无用的公共工程”，其中，位于北陆地区的奥能登机场开通后，由于客流稀少，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而为了应对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日本政府在1996年推出了整理回收机构（RCC）。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专门收拾问题银行的烂摊子。

通过收购和管理不良贷款，努力让银行体系恢复健康。一开始，RCC拿到了1600亿日元亿日元的启动资金，到1999年，RCC已经收购了约15万亿日元的“不良贷款”。

但这些“烂账”大多既难估价也难出售，导致回收进展异常缓慢。同时银行业也越来越依赖这个“救火队员”，自己却没有太多动力去主动清理坏账，这反而拖慢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苏。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金融系统“止了血”，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崩溃，但副作用也随之而来。随着政府不断增加公共投资和金融援助，日本的政府债务水平急速攀升。

1990年，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还不到60%，可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已经飙升至98%以上。到2005年，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了惊人的775万亿日元，占GDP比率超过了150%。

经济低迷后的生存困境

在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的中年群体，他们在经济低迷中失去了稳定的饭碗。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失业率从2.1%飙升到5.0%，这是战后日本从未见过的失业潮。

当这些中年人试图重返职场时，却发现自己的技能早已被快速变化的市场甩在了后面。到1995年，40岁以上的失业者在失业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约30%。

年轻一代的处境则更加艰难，1995年，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60.8%. 许多毕业生只能接受临时工或低薪岗位，成为“打工族”或“派遣工”。

到1990年代末，派遣工在劳动市场中的比例增至约10%，他们的收入比正式员工低了20%到30%，缺乏稳定的职业发展和福利保障。

面对这种困境，年轻人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这种不安情绪直接反映在生育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升高上。

2005年日本的生育率为1.42，而到2000年，这一数字进一步降至1.36。粗离婚率从1990年的1.28每千人增加到2003年的2.25每千人。

随着社会压力的不断积累，在1998年，自杀人数首次超过3万人，并在此后几年维持在这一高位。到2003年，自杀人数达到了34,427人，相当于每10万人中约有27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也显著增加，许多人在面对前途渺茫和生活重压时感到无力和绝望。

所以说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当中，应当汲取的教训远不止于经济本身。经济繁荣固然令人向往，但未来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稳健和可持续的基础上，为人民的幸福安康而着想。

参考资料：

东吴正券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经验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日本19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兴衰的启示与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经济低迷三十年：特征事实、政策应对与启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