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

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国民政府冯钦哉、孙蔚如的部队入陕后，西路武功、扶风、乾县一带士兵回乡探亲，见不到父母、妻子，找不见家里房子，邻里不见者甚多，无不痛哭而归队。

民国十七年，泾阳、三原县向省府的报告可见一斑。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自南京回陕探望，带回20万元现金救济灾民，目睹故里惨状，挥毫赋诗：

迟我遗黎有几何？

天饕人虐两难过。

河声岳色都非昔，

老人关门涕泪多！

民国十八年以后，灾情愈烈。民国十七年—十九年(1928— 1930)，关中地区连遭旱灾，三年不雨，六料未收。

当时，豪门富户乘机抬高粮价，斗麦从四五角钱猛增至二十元(银元)。灾民卖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只可惜一亩地只能换一斗(30市斤)小麦。青壮年人背井离乡外逃求生，老弱病残无可奈何坐以待毙。草根树皮掘食已尽，十室九空，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灾民白天乞讨，夜宿街头，不少人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口吐黄水，断气身绝，陈尸道旁无人掩埋。

据《千阳县志》载：民国18年，千、陇饥民逃亡甘肃、汉中，而关中饥民又涌进千、陇。这年又是死人无数，致有卖人肉包子者。

民国十九年，又发生了蝗灾。蝗虫成群，遮天蔽日，令人生畏，所到之处禾苗被扫食殆尽，收成无望。

1932年的虎烈拉几乎遍布全国，是中国有史以来这种病最泛滥的一次。4月26日，第一例虎烈拉出现在上海。5月23日，武汉成为第二个发现虎烈拉的城市。据当时粗略统计，共有23个省市、306个城市出现疫情。

而在陕西，这次疫情传染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都居全国前列，堪称陕西近代史上的一次大灾大难。

据载，陕西的疫情的发生是6月19日，人感染后有两个明显症状：一是腹泻加呕吐，严重者甚至出现便血、吐黄水。二是小腿肚转筋，耳鸣口渴，呼吸急促，表情呆滞，眼窝塌陷。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病人很快就昏迷死亡。

这次虎烈拉是怎么来到陕西的呢？很可能是沿着陇海铁路从外省输入的，因为陇海铁路此前一年刚刚通到潼关。而疫情在陕西境内的传播，也明显呈现出沿着交通干线、自东向西、由城而乡蔓延的特点。

1932年陕西的公路事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西安至潼关、至长武、至凤翔、至眉县的公路都已通车，这为病毒迅速传遍关中提供了便利。

关于虎烈拉的来源，还有另一种说法。时任防疫委员会常委的杨叔吉说，潼关的虎烈拉是在端午节前三天(6月5日)发生的，初染之人为河南籍刘姓母，由于饮用了潼水而发病，之后潼水旁的居民，户户染疫，家家死亡。

传到西安是在7月20日，造成的结果也很惨痛，一个多月就有1311人发病，937人死亡。往往是一人患病、全家难免，一家患病，全巷遭殃。西安城里万户萧索，路断人稀。

疫情最终波及的范围，西到宝鸡，北至榆林，南抵安康，已经远远不止关中地界。据《陕西省志·人口志》，此次霍乱传染了60个县，患病人数有50万，死亡人数约20万，死亡率在40%左右。

虎烈拉之所以会如此严重，除了医学知识匮乏、医疗条件较差之外，也与陕西的水旱等自然灾害有关，更与当时社会制度有关。

据乾县一90多岁的老人回忆，当时虎烈拉在乾县传染非常可怕。有一个村子80多户仅剩下十几户人家。当时村子约街道，已草长路绝，蒿子，荆刺等杂草丛生，野兽经常出没。

由于政府疏于管理，以致死者遍野，无人掩埋。有一户人家，全家三口，均死于虎烈拉，尸阵家中，到解放后，尸骨才被安葬。

来源：大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