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经济史研究范式，可以将改革开放后国内企业史研究划分为历史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两类。

企业史与经济史研究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交叉学科，都与历史学关系密切，并且企业史研究的历史学范式业已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是企业史范式划分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侧重于对企业发展过程的实证和叙述。历史学研究向来强调实证，同时“史学就是要再现往事，叙述得好，任务已经完成过半”[12]。诸如沙逊集团、招商局、大生等国内早期企业史研究著作，整体内容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对企业发展各个方面分别展开讨论，其叙述方式以及所蕴含的实证方法基本一致。[13]后续国内企业史研究著作大多承继了这种对实证和叙述的重视。可以将“实证和叙述”归纳为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的特征，或者说含义。

企业史与经济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史研究交叉性更强，与若干社会科学学科存在联系。经济学、管理学自然是企业史研究经常需要对话的学科。在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研究中，政治学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的企业史研究“网络”视角则是企业史研究应用社会学理论的例证。[14]并且，无论是经济学、管理学还是政治学、社会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主要指理论创新。孙圣民认为“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灵魂”。[15]林立强和陈守明也指出“强调理论贡献”是企业史研究管理学范式的重要特征。[16]社会科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不是抛弃实证和叙述，而是在实证和叙述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主动寻求理论创新。除历史学范式外，将企业史领域的另一种研究范式概括为社会科学范式，不仅体现了企业史研究多学科、跨学科的外在特征，同时与社会科学追求理论创新的内在意旨相契合。是否借助学科交叉寻求理论创新，是区分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和社会科学范式企业史研究的标准。

在涵盖现有企业史研究的情况下，由历史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构成的企业史研究范式划分简单明了，并且内涵不同、各有侧重，有助于不同企业史研究成果的比照、交流。

（二）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的演进

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是国内企业史研究的主流。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稳中有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关成果逐步脱离革命史语境，产生企业史研究的自觉；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企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不断提升，问题意识凸显；2010年后，受新档案、新材料推动，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的成果越发丰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奠定了国内企业史研究的基础，张后铨主编的《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可以视为其中代表。改革开放前国内已经开始企业史研究，改革开放后相关成果集中面世。从时间段看，近代企业是这一时期较为适宜的研究对象；从学术史看，此时企业史研究一方面没有完全脱离革命史语境，另一方面则开始体现出企业史研究的自觉，“正是这些成果真正开启了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17]。张后铨主编的《招商局史（近代部分）》涵盖了招商局从创办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发展历史。方法方面，该书系统梳理了档案、报刊、著作等材料，对招商局的资本募集、官督商办、管理制度、市场竞争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叙述方面，该书以时间顺序划分章节，章节中对特定内容进行阐发，重要人物首次出现时多补充其小传，颇具传统史学风格。相较于研究沙逊集团、大生等的相关著作，《招商局史（近代部分）》没有回避盛宣怀等人的阶级属性，但也没有特别强调招商局与近代革命的关系，总体上围绕招商局发展过程展开，内容丰富全面，文笔平实清晰，开启国内企业史研究风气之先。

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企业史研究进入新阶段，问题意识体现于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之中。如果说上一阶段的企业史研究多接近“通史”性质，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以选取特定视角、提出特定问题的方式进行企业史研究。朱荫贵借助招商局和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探讨了国家干预对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影响。[18]张忠民系统考察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特别是现代西方制度与中国经济社会传统相协调的过程。[19]问题意识凸显的背后，体现出国内企业史研究开始追求学术价值——国家干预所蕴含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公司制度所蕴含的组织问题和激励问题，都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与中国经济改革密切相关，同样具备实践意义）。不过，这一阶段的企业史研究虽然提出了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但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从方法和内容来看，这些研究依然属于历史学范式，正如张忠民所言，“本书所能做的实际上也只是有限度地利用一些现代企业的基本理论……在总体上还是一本历史性，或者说经济史性质的著作”[20]。

2010年后，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更加重视新档案、新材料的搜集，成果越发丰富。对历史学而言，新档案、新材料是学术创新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内各类资源开放程度提高，为档案、材料搜集提供了便利。冯筱才借助上海档案馆和其他地区档案馆的美亚企业档案，以及美亚厂刊、报纸和私人资料，对美亚织绸厂的兴起与发展问题、20世纪30年代美亚织绸厂科学管理与劳资冲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21]赵晋和张玲玲依托杭州档案馆档案对新中国初期不法商人的研究，[22]严鹏依托重庆档案馆档案对民生机器厂的研究，[23]杜恂诚依托《北华捷报》对英商业广地产公司的研究，[24]都反映出新档案、新材料对国内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的促进作用。

（三）社会科学范式企业史研究的类型

社会科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在国内发展时间较短，尚无法归纳其演进阶段，但是可以将现有社会科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细分为两类：解释导向的和规律导向的。解释导向社会科学范式既包含和已有理论的对话，又考虑历史情景，最终形成对特定问题的充分解释和系统认识。规律导向社会科学范式则希望获得更为普遍化的理论成果，在假设条件下相关成果如同规律一般可推广。

对上述两类理论形式，社会科学领域有过相应探讨。罗伯特·毕夏普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将理论区分为诠释方法下的和经验方法下的。[25]扎根理论则将理论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来自解释学传统，强调对现象的理解，优先考虑联系和过程性；第二类来自实证主义传统，将理论看作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强调一般化和普遍性。[26]过程追踪法包括了两种应用变体，解释结果型过程追踪和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前者偏重个案，目标是对特定结果做出基本的充分解释，“有时更接近于历史学者的工作”；后者有超越单一个案、建构中程理论的抱负，“令其在个别个案之外、有限处境之内能一般化、可推广”。[27]从历史学视角来看，唐宋变革论、晚清政治“内轻外重”接近解释导向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接近规律导向理论。

关于解释导向社会科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卞历南所著的《制度变迁的逻辑》可作为其中代表。[28]《制度变迁的逻辑》从新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来源出发，提出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如何形成的问题。援引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思想模型、资源禀赋等概念，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兵器工业企业、重工业企业的扩张和国营企业治理、管理等制度的建立和演变，该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日本侵华使中国面临持续而全面的危机，进而导致国民政府建立现代国营企业；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对资源禀赋的承继和思想模型的转变，国营、官僚组织等方面由于路径依赖得以强化，会计、福利等方面则表现出路径独立的特征；上述要素综合，最终形成“单位”概念以及一个强调发展、集中的现代国营企业制度。《制度变迁的逻辑》综合经济学概念和历史过程，系统回答了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形成的问题。

关于规律导向社会科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路风的《光变》是为数不多的代表。[29]《光变》以国内知名企业京东方为例，探讨后发国家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问题。该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以格申克龙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发展理论三者进行对话，路风认为新古典主义模型没有阐明创新，正如熊彼特所言，创新需要打破均衡，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市场机制，而是政治性的和历史性的。在此基础上，《光变》回顾了京东方的发展历史，重点在于其不断克服困难，打破外国垄断，成为全球知名液晶面板企业的过程。结合京东方企业史，该书提出了具备规律色彩的理论创新：创新型企业包括若干特点，比如采取甘冒风险的进取性战略，拥有内部选拔、任职稳定、抱负远大的领导人等；国有企业的运作模式使其容易满足这些条件，同时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与后发国家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国有企业可以成为后发国家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一结论明显带有一般化、普遍化的理论抱负。

二、国内企业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相应改进

一般而言每个研究领域中总会存在许多问题，区分什么问题是主要的、什么问题是次要的，应当关注哪些问题更具意义，结合历史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的划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史研究有三个主要问题。首先，选题是任何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国内企业史研究选题多从材料出发。这一问题在历史学范式的研究中更为突出。其次，两种范式在研究内容方面均存在偏差，表现为忽视企业经营的问题。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经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经营问题应当是企业史研究的立足点。最后，社会科学范式以理论创新为目标，但是现阶段企业史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建构方法。三个问题对应不同的改进方式。

（一）研究选题多从材料出发

部分企业史研究选题单纯从材料出发，是当下企业史研究的突出问题，在历史学范式中尤为明显。

在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前两个阶段中，企业史研究的选题问题并不突出，然而到第三个阶段，选题从材料出发的问题迅速凸显。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中重要而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关单位组织了招商局、大生的企业史编写。[30]20世纪90年代后，朱荫贵对轮船招商局和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和张忠民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研究，都是企业史领域的重要问题。[31]2010年后，新档案、新材料的搜集反而导致企业史研究选题转向从材料出发。前文引用的第三个阶段的企业史研究代表性成果，已经或多或少存在选题从材料出发的问题，况且相关学者属于企业史领域乃至历史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如今大量企业史研究以短时段、小区域、个别企业为研究对象，部分选题明显来自对特定材料的发掘，研究意义模糊。

对新材料的发掘和运用，是历史学学术创新的重要环节，但新材料的学术价值各不相同，发掘、运用新材料，不等于完成学术创新。研究选题从材料出发的问题背后存在多种原因，并且不仅是企业史领域，可以说整个历史学科均面临这一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在企业史领域尤为突出——企业原本就是经济社会中的微观单位，企业史研究内在具有微观倾向，从材料出发的研究选题使研究成果更容易产生琐碎之感。中国近代史开端距今已有180余年，其间经济社会发展历经波折，企业种类、数量庞杂，许多企业实际上没有研究价值。优秀的成果和普遍的影响力不可能仅仅来自对材料的发掘，选题从材料出发的问题，令企业史研究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学术对话，也无法满足经济社会需求。

如果说《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大生系统企业史》的编纂由上级部门牵头，[32]当前大多数企业史研究不具备相应条件，路风及其著作《光变》可以为企业史研究选题带来一般意义上的启发。《光变》是近年来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史学术著作。《光变》在选题上有两个“重要”。首先，该书所探讨的“后发国家工业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其次，该书的研究对象京东方是国内外液晶面板领域的重要企业。重要问题加重要企业，《光变》选题兼顾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光变》一书的写作得到了京东方的协助，作者能够大量查阅资料、进行访谈。路风虽然不是历史学者，但是长期关注企业史、国有企业改革、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问题，以大企业、大产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独特的学术路径和学术积淀，更容易得到企业方面的认同。[33]换言之，学术研究同样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如果学者坚持从问题出发的研究选题，进而形成相应学术风格、学术“品牌”，就更有可能接触到重要企业和重要材料，从而完成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短期来看，材料是研究的客观约束条件，长期来看，撬动材料的依然是学者和研究本身。

（二）忽视企业经营

企业发展存在多个侧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经营问题。赚取利润、获取经济收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经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部分企业不以营利为主要目标，不过作为独立核算单位，收支平衡仍是其存续的基本约束条件。简言之，经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

无论是历史学范式，还是社会科学范式，都存在忽视企业经营的情况。历史学范式企业史研究大多沿袭了经济史“分门别类”的实证、叙述方式，经营问题多作为研究的一个部分。《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内容全面丰富，包括招商局的创办、募资、投资、争夺控制权、管理等各方面内容，经营问题仅是研究的一个方面。书中涉及的经营活动，也多是添置海轮、扩大经营范围、签订合同、清理局产等特定行为，并未系统研究招商局的经营方式。从成立伊始到1949年，招商局身处时局旋涡，腐败问题、安全生产问题层出不穷，却仍保持连续经营，屹立七十余年而不倒，书中没有对背后原因做出深入说明，没能呈现出招商局生存、发展的核心逻辑。社会科学范式企业史研究同样存在忽视企业经营的情况。《制度变迁的逻辑》从多角度研究了国民政府国营企业，但基本没有探讨其供产销环节，相|关企业的确引入了新型技术人才、会计制度，同时又普遍保留了传统官僚组织结构，“现代国营企业”似乎只是对抗战时期快速扩张的兵器工业、重工业国营企业的笼统称谓。该书认为现代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既有路径依赖特征，又有路径独立特征，但供产销情况的缺失使其没能说明上述特征究竟是根本性的，还是表面上的。企业经营细致、复杂，如果篇幅浩大的专著都不能充分探讨相关企业的经营问题，企业史论文更难以系统呈现研究对象的经营状况。

忽视企业经营，就无法把握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逻辑，这导致企业史研究成果无异于盲人摸象。企业史研究可以从多种角度展开，关注企业内部不同职能，但是各个角度、各种职能的研究都不应当忽视关乎企业生存的经营问题。近年来随着新档案、新材料的搜集，学者容易被特定类别的档案材料吸引，导致部分研究更加忽视了企业经营。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之外，由记者、财经作家完成的企业史通俗读物往往能够更好地关注、记叙相关企业的经营问题。[34]林立强和陈守明认为，“企业史研究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是学术界的企业史，而不是企业或企业家的企业史”[35]。如果研究不能充分探讨企业经营这一根本问题，无论是学者、企业家还是其他读者，都无法获得对特定企业、特定问题的充分认识，企业史研究也无法取得进一步发展。

提高对经营问题的重视，更多是一种对症下药。研究之中，企业史学者需要围绕企业经营展开企业史研究。研究之外，企业史学者需要熟悉经济管理理论，了解企业的主流经营方式和理念，夯实知识基础。经营问题应当成为企业史研究的立足点。

（三）缺乏成熟的理论建构方法

社会科学范式企业史研究中存在一个特殊问题——缺乏成熟的理论建构方法。解释导向社会科学范式研究的方法问题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基本一致，即“选精、集粹”。[36]这一方法问题在经济史研究中已有充分探讨，在此不做赘述。

解释导向社会科学范式之外，规律导向社会科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在方法上也面临着“从个别到一般”的挑战。《光变》一书是国内规律导向社会科学范式为数不多的代表，在方法问题上，《光变》同样颇为典型。规律应当是普遍的，在限定条件下能够推导出可靠结果。《光变》对京东方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能否通过京东方一家企业得到“国有企业可以成为后发国家工业发展核心力量”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尚存商榷空间。即便不考虑理论成果本身的问题，《光变》得到这一理论成果的过程至少也是不完备的。从一家老牌国企转型为一家科技创新企业，京东方的研究价值很大程度上源自它的特殊性；而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极不平凡，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时，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遑论承担起后发国家工业发展的责任。对于理论成果如何从京东方个案跨越到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情况，《光变》没有做出回答。

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解决企业史研究理论建构方法缺失问题的途径之一。历史学研究推崇“史无定法”，史无定法不应是摒弃方法，而应是驾驭方法，令不同研究方法为我所用。传统史学缺乏对研究成果“理论化”的系统探讨，借鉴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方法不失为解决理论建构方法问题的思路。可资企业史研究借鉴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符合企业史研究的特点；以建构理论成果为目标。

扎根理论和过程追踪法可以成为企业史研究理论建构的备选方法。扎根理论是美国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全过程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逐步形成理论构想，并与既有理论进行对话，最终完成理论建构。扎根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从资料出发，在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理论；反对先进行理论对话，再根据理论指引搜集资料的研究路径。过程追踪法是近年来在政治学领域中逐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通常从个案出发，重点关注因果机制问题。一定程度上，过程追踪法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日趋主流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多方面回应：例如从个案出发的研究视角；通过对特定事件变化过程的探究，将因果问题从“相关”层面深化到“机制”层面。两种方法均包括理论建构的研究目标，同时两种方法也较为符合企业史研究的特点。扎根理论强调“从材料到理论”，避免以论代史的情况。过程追踪法关注过程、关注个案，符合企业史研究的历史色彩和微观主体特点。如何将上述方法运用于解释导向、规律导向的社会科学范式企业史研究，有待国内学者进一步思考。[37]

三、余论：当代中国的企业史研究

从时间角度而言，当代中国企业已经足以纳入企业史研究范畴。钱德勒“企业史三部曲”第一部《战略与结构》1962年出版，书中杜邦和通用汽车在一战后开始重组，新泽西标准石油和西尔斯则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组，它们40余年的时间跨度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时间跨度相仿，小于新中国70余年的时间跨度，相当于美国的当代企业史著作。[38]目前国内企业史研究以近代为主，对当代关注有限，加强当代企业史研究可以弥补领域内的短板。

当代企业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材料丰富多元。新中国成立后，大型国有企业档案管理规范完整；改革开放后，财经媒体对知名企业的经营状态持续关注，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财务业绩及各类信息披露提出了严格、可比的要求；研究者还可以与企业人员取得联系，进行访谈或口述。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的写作中即应用了多种材料，包括内部记录、公共出版物、传记、年报、与高级经理的面谈等。[39]

在材料丰富的情况下，当代中国企业史研究能够有效契合前述三种改进方式。选题上，新中国成立70余年、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是不平凡的，当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同样是不平凡的。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156项”组建的国有企业，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营企业，相关企业逐步对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挥重要影响。当代中国企业如何克服困难，实现发展，可以为企业管理、经济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问题提供镜鉴。经营上，丰富的材料能够帮助研究者深入企业经营过程之中，使研究成果呈现出企业运行的内在逻辑。方法上，理论建构通常需要大量材料支撑。在扎根理论中，停止数据搜集的标准在于类属达到“饱和”，“更长一些的回答是，当搜集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时，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论类属的新属性时，类属就‘饱和’了”[40]。这种对材料的“饱和式”需求，几乎只有在当代企业中、借助多种形式的材料来源，才能得到满足。已有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企业展开历史研究。[41]历史学者更应在当代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6项’建设工程资料整理与相关企业发展变迁研究”（19ZDA224）阶段性成果。原文刊于魏明孔、戴建兵主编：《中国经济史评论（2024年第1辑（总第2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25-239页）

注释：

[1] John F. Padgett, Paul D. McLean, “Organizational Invention and Elite Transformation: The Birth of Partnership System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1, No.5 (March 2006), pp. 1463–1568.

[2][美]艾伦·格林斯潘、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束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第113页。

[3]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4, No.16 (November 1937), pp. 386–405.

[4]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8~9页。

[6]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7]孙圣民：《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8]高超群：《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林立强、陈守明：《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林立强：《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起点——“范式与方法：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9]高超群：《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0]林立强、陈守明：《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11]巫云仙：《中国企业史百年研究：融合与分立的发展逻辑》，《东南学术》2021年第6期。

[12]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3]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主编《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14]皇甫秋实：《“网络”视野中的中国企业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年第1期。

[15]孙圣民：《对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范式应用的思考》，《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16]林立强、陈守明：《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17]高超群：《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8]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

[19]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0]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8页。

[21]冯筱才：《技术、人脉与时势：美亚织绸厂的兴起与发展（1920-1950）》，《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冯筱才：《科学管理、劳资冲突与企业制度选择——以 1930 年代美亚织绸厂为个案》，《史林》2013年第6期。

[22]赵晋、张玲玲：《新中国初期的不法商人及其审判（1949-1952）——以杭州市营造业何宝珊、高依仁案件为中心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4期。

[23]严鹏：《战争与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基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生机器厂演化的检验》，《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24]杜恂诚：《以造房出租为主业的英商业广地产公司》，《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3期。

[25][美]罗伯特·毕夏普：《社会科学哲学：导论》，王亚南译，科学出版社，2018，第21~27页。

[26][英]凯西·卡麦兹：《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边国英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第158~160页。

[27]过程追踪法还包括一种应用变体，即“理论检验型过程追踪”。参见[丹麦]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汪卫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16~20页。

[28]卞历南现任教于美国奥本大学，考虑到他的成长、教育经历，此处仍将其著作视为国内企业史研究的一部分。参见[美]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美]卞历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9]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30]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主编《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31]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2]参见相关著作前言、后记。

[33]路风相关研究众多，可参见路风：《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 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世界经济》2001年第7期；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相关著作参见凌志军：《联想风云》，中信出版社，2005；王伟群：《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吴晓波：《腾讯传：1998-2016：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王伟群：《艰难的辉煌2 中信：2009-2019》，中信出版社，2020。

[35]林立强、陈守明：《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36]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37]由于方法论问题的复杂性，在此不对上述两种方法具体展开，仅做简要介绍。扎根理论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扎根理论”为关键词，在国内各大图书网站可检索到若干方法论专著，在中国知网可检索到大量论文。目前已出现应用扎根理论并具有历史色彩的企业研究成果，参见胡国栋、王天娇：《“义利并重”：中国古典企业的共同体式身股激励——基于晋商乔家字号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2年第2期。过程追踪法出现时间相对较晚，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步关注到这一方法，相关论文参见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张长东：《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微观基础和过程追踪》，《公共管理评论》2018年第1期。目前国内已出版介绍过程追踪法的方法论专著，参见[丹麦]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汪卫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38]出版时间为英文版出版时间。参见[美]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孟昕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9][美]艾尔弗雷德·D. 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孟昕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4~8页。

[40][英]凯西·卡麦兹：《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边国英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第144页。

[41]参见常江潇、周晓虹：《新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传统的形成——以洛阳矿山机器厂为例》，《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欧阳桃花、曾德麟：《拨云见日——揭示中国盾构机技术赶超的艰辛与辉煌》，《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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