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安徽卫视相关人员也表示正为此“头疼”、“心急”，“我这边也在等台里通知。这部剧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网上瞬间猜测声四起，不少人表示，是该剧因“政治敏感”，在审查上出现了问题。

《白鹿原》的小说原著曾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此次改编的电视剧是一部20世纪初渭河平原50年变迁史。特殊的背景，浓厚的关中风情，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大革命洪流不息，日寇入侵危机四伏，三年内战社会动荡，白鹿原风云变幻，古老的土地在阵痛中颤栗，但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必定在洗礼中承传，变革要对旧体制和生产方式重新改写，迎来明媚的阳光……

据了解，被停播的电视剧《白鹿原》本身立项就十分坎坷，历经2000年到2010年整整10年，其之前的电影立项更是长达12年，当时上级明确指示不能拍。

《羊城晚报》曾报道，“时任广电部的一位副部长有过指示《废都》和《白鹿原》揭示的主题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片，变成画面展示给观众。”

搜狐记者联系了《白鹿原》导演刘进，他似乎也未得到停播的消息，但如果停播是真的，他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它是一个有魔力的剧，所以什么都有可能吧”。

《数娱梦工厂》报道，《白鹿原》小说在《当代》杂志发表之前，时任《当代》杂志编委、编辑部副主任常振家当时看稿时主要担心的问题有两点，一方面小说中对性描写有大胆的突破，另一方面作品中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说法及有关描写容易引起误读，甚至使人联想到作品的政治历史倾向。

看来，没有最高检来撑腰，中国的影视界是不可能再出现“人民的名义”了。如果《白鹿原》不能复播，那么这部剧斥资2.3亿的好剧，将面临巨大亏损。

《人民的名义》过审，《白鹿原》却遭急停：个例或是“政治诉求”，“尺度”并没有放宽

当我们还在称赞《人民的名义》可以过审的时候，《白鹿原》却被紧急叫停，这未免有些讽刺。

所以，当我们称赞《人民的名义》的尺度取得空前突破的时候，也不免感慨，这些年被“尺度”压抑的观众实在太可怜了。看着这些因为《人民的名义》而“大惊小怪”的观众，用一句歌词来形容就是——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要知道，早在2005年，美国观众就可以看到“反政府”电影《V字仇杀队》。该电影一度因为过于敏感在内地被禁。直至2012年12月14日晚，CCTV-6破天荒地播出播出了这部电影。当时在央视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其兴奋程度完全不亚于现在看到《人民的名义》。

“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

“艺术家用谎言道出真相，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

“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一栋建筑，它需要希望”

“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

“艺术家用谎言道出真相，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

“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一栋建筑，它需要希望”

《V字仇杀队》大概的意思是，在一个虚构的未来世界里，国家被独裁专政统治，政府不说实话，媒体又被政府控制，人民没有任何民主和自由。这时候一个叫V的人出现，煽动起义，人民重新获得自由与民主。

已经习惯片子被禁的中国民众一下子得到了官方版本的未删减“禁片”，难免就会产生别样的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V字仇杀队》登录CCTV-6的2012年，恰巧是新领导上任的那年。

当时，就有网友提出，这或许是国内影视产业要放宽限制的信号？但是，5年过去了，尽管审查的确有所放宽，但是并没有取得真正实质性的进展。广电总局的审查标准依然没有透明，非常模糊。

与《白鹿原》一样，当时在《武媚娘传奇》的时候，广电总局就搞了个乌龙。都过审了，开播了几集之后，又让人家拿回去剪胸。让不让播，全看心情。

涉及到政治，广电总局则更加紧张。去年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上映之路也是极其坎坷。在距离其原定上映日期9月30日仅剩11天的时候，《我不是潘金莲》突然宣布改档，延期49天上映，业内纷纷猜测是审查出了问题。有消息称，广电对全片提出了62处修改意见。

到了《人民的名义》，更是一路辛酸。尽管是最高检钦定的项目，但反腐题材的敏感性依然遭到了投资方的迟疑，并且有多家毁约，高达50家投资方“逃跑”，果不其然，最后过审也是及其困难。

尽管最后也过审了，但是对于其他想拍“大尺度”反腐剧的影视人员来说，这也未必是个多大的利好消息。《人民的名义》的播出很有可能跟《V字仇杀队》登录CCTV-6一样，只是个例。

《三表龙门阵》写道：“在中国，开禁影视剧是争取民心的一条捷径。以前资本主义的电影，领导是关起门来自己看，譬如毛泽东一度喜欢看香港电影，看到李小龙打外国人打得起劲，一边看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长者也关起门来看了一部叫《泰坦尼克号》的电影，他对该片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你们绝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思想教育。」「泰坦尼克号讲到了财富与爱情、富人与穷人的关系，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反应。」东风满眼春，至今思长者，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让这部辗转世界三个月的大片终于有机会让国人一饱眼福。

《人民的名义》一路绿灯，也让人嗅到了除了最高检的鼎力资助之外，还有更上峰的力量加持。好评如潮的社会舆论似乎也验证了「这步棋下的妙」，呼应了当下的高压反腐态势，民心所向，上之乐见。”

一时的松动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鉴于并不久远的历史教训，请保持谨慎的乐观。

审查标准模糊，让每个中国导演都面临着巨大折磨

审查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影视产业的审查一直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这往往造成影视剧都过审了，却还要被临时换掉的尴尬。

一起拍电影在采访《十宗罪》编剧杨哲时，他就曾表达了类似的困惑。

《十宗罪》原著蜘蛛曾经想要把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当时他写了十四页的剧本送去电视台，电视台给了七页的意见。大家都默认了，在中国的体制下，《十宗罪》几乎是一个碰不得的题材。

在蜘蛛之后，又有数个团队想把《十宗罪》影视化，但最终都没有做下去。

小说《十宗罪》的成功之处，除了悬疑感和重口味，还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但后两者在审批体制内难以触及。没法写杀贪官，甚至没法写杀城管。在这种现实都市题材的故事里，有诸多需要避讳的东西。

编剧杨哲苦笑说道“你就看吧，所有国产探案剧里，警察、军人、医生、老师都不能是坏人，但其实，这些人恰好都是各国犯罪片中经常出现的坏人角色。在中国的审批体制内，你可以写谁是坏人呢？大抵上坏蛋只能是白领或者艺术家，也就这两类人怎么抹黑都行。”

杨哲的编剧组，面临最大的麻烦在于，总局并没有明文的规定。这些规则都是编剧编写的过程中，找专业人士一步步询问，最后摸索出来的经验。甚至他们都无法从先例上找到界限。

对于《白鹿原》被紧急叫停，杨哲也在朋友圈表示：“中国没文化怪不得小鲜肉，这是个只能出来小鲜肉的时代。”

冯小刚也曾在中国电影导演表彰大会上，罕见地激动落泪，难掩话里有话。

“这20年，正好赶上中国电影翻天覆地的一个20年。导演们在这20年中，内心都非常挣扎。过去，是在电影厂做导演，电影学院分到电影厂，国家给钱拍电影。这20年，东奔西走，四处磕头求人，喝大酒，找钱。这20年，又要满足观众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又要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非常挣扎。

这20年每个中国导演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折磨，这个折磨就是审查。举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导演写一个剧本，请编剧来，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去想一句有意思的台词，想一个非常好的细节，把故事放在非常站得住脚的、和我们命运相关的大背景里，但这个背景需要给虚了，不能提，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形式范。

然后说，这词你得改了，这词你不能说。有时候，也许对一个细节、一句台词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有很多时候，你拿到那个意见，令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

当一个导演，坐在电脑前，写一个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段落的时候，你的那种心情，和你明明知道这样好，但是你还要坐在电脑前，把它往不好了改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导演都受过这些折磨。好莱坞导演受这折磨吗？

当你在剪片子的时候，反复地去剪，反复地去弄，都是为了把片子弄得更好，现在为了能够通过，要把它剪得不好了。但这20年大家怎么还就坚持下来了呢？能够把中国电影推动到今天这么的繁荣？我觉得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帮傻子太爱电影了！太迷恋电影了！电影的魅力太大了！”

冯小刚：这帮傻子太爱电影了！

但是，换个角度想，“中国特色”的限制不仅在于“有关部门”，同时也植根于每个普通人的灵魂深处。

观众自己喜欢的剧被下架，被“剪胸”，就去找广电总局的麻烦，自己不想看到的剧在播，又想求助广电总局把它拿掉。这跟“仇富”心理又有什么区别？

比如，豆瓣上就有网友煽动吃瓜群众向广电举报电视剧《孤芳不自赏》，还希望两主演“禁演两年”。

放开审查尺度，现实意义才是影视作品的最大价值

“中国没文化怪不得小鲜肉，这是个只能出来小鲜肉的时代。”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电视剧，同样也是中国电影的悲哀。

自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迎来拐点，票房陷入疲软以来，对于国产电影粗制滥造的吐槽不绝于耳。

除去很多人的投机心理，也有很多导演、编剧、投资方，同样是受限制于审查，不得不只能拍媚俗的题材。

如今，把反面角色最高级别提高到了副国级，就引起了全民的狂欢，那如果中国版的《V字仇杀队》能够允许拍摄和上映，那观众的反应将会是怎样的空前。

广电总局严格把控电影的初衷，第一是把电影当做政府的喉舌，第二，是想对全民的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和保护，生怕被美帝的价值观洗脑。

但很明显，是总局多虑了。

在当下，整个电影观众的平均年龄仅在21岁左右，电影已经不是政府宣传的工具了，而是全民娱乐的工具，不能再按照把控政府喉舌的姿态来管控。

我们应该有这种文化的自信和智慧，比如好莱坞向全世界输送老美的价值观，靠的不是美国政府的扶持，更不是美国政府的限制和管控，更多的还是市场自由的生命力。这比我们死板地去国外开个孔子学院的效果好多了。

除了进口片的限制，对于电影题材的审查，广电依然还有很多限制。

中国的电影审查很特殊，电影中只要设置了一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就会有代表来审查，于是每个行业在电影中就都不能拍坏人，一拍坏人就被说成是以偏概全，“我们这个行业大部分都是好人”。于是，在电影中，老师不能有坏人，法官不能有坏人，医生不能有坏人，最后反面角色只能是无业游民。

开心麻花比较聪明的是，把“坏人”设定成了国民党。

开心麻花作为外行，之所以能把电影做起来，杀手锏不在于喜剧，而是讽刺。

《夏洛》本身就有讽刺性了，片中王老师的一句：“就在昨天，袁华同学得了全区作文比赛一等奖，作文题目是《我的区长父亲》。”也是很有趣的一点。

只是，《驴得水》的讽刺更为深刻和黑色。它讽刺教育“衣冠禽兽”的悲剧，它讽刺社会弄虚作假的黑暗，它讽刺官场上趋炎附势的腐败，更讽刺人性中最卑微的自己。

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表达自由相比其他政策的支持更为有效，韩国电影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广电总局还停留在，一边卡死了艺术创作的自由性，用匪夷所思的标准来评审任何艺术的表达方式和形式，一边又说你们放心吧，我最终会保护你们的上座率。这只会使市场越来越畸形。

当下，中国影视的发展主要还是受限于这些影视审查机构，没有完善的分级制度，也没有明确的审查标准。《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很多细则暂时还没有完善，希望其完善之后，对于电影，起到的不仅是限制管理的作用，更多的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

尽管当下国产电影有很多粗制滥造，但是也不乏《驴得水》《我不是潘金莲》等优秀作品出现。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一定要反应现实问题，折射社会矛盾，拥有正视历史的勇气。正如《人民的名义》，如果把尺度放宽，一定会有更多优质的影视作品出现，中国的影视，甚至是整个文化市场，势必会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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