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大弟弟史蒂文。史蒂文在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上折桂，成为美国唯一的跆拳道金牌的得主。而在世锦赛上，史蒂文更是连续五届比赛站到最高领奖台上，成为男子次中量级的一代霸主。

就是这样一对名帅+巨星兄弟，在过去24年里，对少女们下药、强奸、虐待！受害者们上交132页起诉书，盼讨回一个公道。

曼迪-梅隆曾经在世锦赛上两度夺牌，被认为是美国跆拳道的希望之星。但从她13岁那年进入金-洛佩兹位于德州的训练中心，便遭遇不幸。金和另一名成年男队员先后对她实施了性侵，而年幼的她只能选择一次次忍耐。17岁之后金把她“分享”给了弟弟史蒂文，她迎来了延绵数年的苦难。史蒂文不但将她视作泄欲工具，还时常伴有殴打和虐待。当她终于不愿忍气吞声，想要奋起反击，换来的却是先停赛后开除，北京奥运会之梦就此中断。

长期受到性侵和折磨，又被如此唐突地终结了比赛生涯，梅隆的精神严重受损。由于小小年纪就为了跆拳道放弃学业，她只能在建筑工地或餐馆打工，有时甚至无家可归。2016年，她曾因袭警获刑两年。更早时候，她还曾在酒吧攻击一名侍者，交了一万美元的保释金才让她免于牢狱之灾。2017年6月，她再次被指控袭击心理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而当时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只能读到，这是一个因为“威胁和毁谤队友”被开除出队的麻烦制造者。

而海蒂-吉尔伯特和安蓓尔-明斯和梅隆的遭遇一样，她俩都曾怀着梦想来到传奇教练门下，却不想迎接她们的是强暴、迷奸、殴打、虐待、堕胎。

吉尔伯特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是2003年世锦赛期间，她被金-洛佩兹带上一辆出租车，却发现自己全身无力。原来是金在她的饮料里动了手脚。金将她拖到酒店后，在一个大厅里就强暴了她。

明斯进队时间较晚，在对洛佩兹兄弟的“爱好”有所耳闻的情况下，她处处小心，尽量避免和两兄弟独处。洛佩兹兄弟没机会下手，便用各种方式孤立、恐吓她。后来，史蒂文找到了机会，用“拿手”的下药方式终于得手。而当史蒂文故技重施，明斯得以侥幸逃脱后，她和梅隆一样，遭到了开除出队的厄运。

体育圈成性侵重灾区！官官相护何时休

纳萨尔的锒铛入狱，让这些饱受折磨的姑娘们大受鼓舞。她们不能容忍两兄弟在丑闻昭告天下后只受到不疼不痒的禁赛惩处，她们希望法律给两个恶魔安排应有的下场，于是，一纸132页的诉状，将洛佩兹兄弟连同美国奥组委，一同告上了科罗拉多州联邦法庭，引来了大范围的关注。同时，她们向美国跆拳道协会宣战，要为自己讨回公道，更是为了不再有新的无辜少女重复她们的遭遇。

现在，梅隆被媒体宣扬为对抗性侵的斗士，而她的遭遇也成为了起诉性侵却无处伸冤的典型。

《华盛顿邮报》在2017年底的统计指出，过去36年来，有超过290名奥运组织相关的教练和官员被公开指控有过性骚扰或性侵犯行为，其中超过170人被定罪。当我们翻开过往的卷宗会发现，体育界的性侵丑闻，遍及各个领域、级别，且男女不限。

谢尔顿·肯尼迪，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曾效力波士顿棕熊、卡尔加里火焰、底特律红翼等NHL球队。1998年一书《越界：加拿大体育界的暴力与性侵》，揭露其青少年时期被其教练格拉汉姆·詹姆斯性侵超过300次，引起冰球界的强烈震动。

2010年的美国游泳界深陷丑闻泥潭，超过100位教练被终身禁赛，情节严重者如安迪-金被判处40年徒刑。

2012年的宾州州立大学男童性侵案震惊全美。橄榄球队助理教练杰里-桑杜斯基被指控1994到2009年之间对10名男童进行超过45起性侵，被判处30到60年监禁。

更糟的是，大多数年轻运动员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侵害时，往往选择沉默和逃避。根据纳萨尔案法官阿奎丽娜引用的调查数据，美国的未成年人性侵案，大约只有三成受害人选择报警。也就是说，即便每年被曝出林林总总那么多案件，与实际发生的数量相比，仍只是冰山一角。

荷兰一家体育机构调查显示，70%的体育界性侵案的施暴者是教练或核心队员，在团队中的优势地位和绝对权力给了他们为所欲为的机会，俱乐部官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害人为了自己的前途，往往采取忍气吞声的处理方式，这让施暴者的行为更加猖獗。

以宾州大案为例，根据检方推测，桑杜斯基最早的劣迹很可能要追溯到1970年代。而最终敢于站上法庭控诉暴行的，只占到全部受害人很小的比例。

如果事情发生在高级别人物的身上，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光鲜的形象、广泛的人脉，都给他们恣意为恶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即使受害人打算鱼死网破，宁可放弃前途也要摆脱他们的控制，想实现公平地对簿公堂依然困难重重。洛佩兹兄弟便是典型的例子。

与九年前一样，跆拳道协会还想维持洛佩兹兄弟的“国家英雄”形象。这起案子一直停留在“调查中”的状态，兄弟俩则对起诉的罪名一概否认。他们未受到任何处罚，其间还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直到今年4月，迫于媒体聚焦的压力，美国体育安全中心宣布了对金-洛佩兹的禁赛令。对于这迟来的惩罚，吉尔伯特表示感到“麻木”，明斯则谢绝了媒体进一步采访。

“（禁赛处罚的）范围太有限了，”诉讼律师琼-利特尔说，“他们（指美国跆拳道协会）根本无法禁止他执教，他还能去阿根廷或其他国家。”事实的确如此，金-洛佩兹仍在阿根廷和智利等地方开办讲座和训练营。至今未受到任何影响的史蒂文，仍在备战东京奥运会。

受害最深、最久的梅隆甚至担心禁赛的结果会最终反转——金已经提出了上诉，但她还是表示，“这结果已经比我曾经期待的更好。”

正如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纳萨尔的雷切尔在法庭上所说，“以往多么严重的失败才带来这一周（听证会）的发生。他们应该明白，未来需要做得更好。”

5亿美元赔偿能解决一切吗？不过是亡羊补牢

桑杜斯基的案子，最终校方对26名受害人进行6000万美元的赔偿。纳萨尔案的受害人数更多，332人得到校方5亿美元的赔偿金，达成和解协议。可问题是，受害人及其家属心中，真的就此获得了平静吗？

对于任何灾难，事前的防范永远比事后的修补更重要。不论给受害人的赔偿金再多，对犯罪人的刑罚再重，受害人的那些童年阴影注定难以消散，更不提那些已经因此深陷药物滥用泥潭乃至自杀身亡的悲剧。

国际奥委会官方就如何防范性侵给出了如下提示:

运动员和家长们首先需提高警惕。哪怕是荣誉等身的教练，也不能过度信任，应保持适当的距离。对于年纪很小便进入俱乐部或训练营的孩子，父母应及早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并熟知自己的应有权利。

当遇到侵犯时，也不能因为对警方和组织失去信任，就放弃了争取捍卫自己的权利。领队、其他工作人员和警方，都是可以尝试申诉的渠道。当这一切不能奏效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

自身的警觉可以降低受侵害的几率，但更重要的，还是立法和执法层面的严格和完善。运动协会或相关机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明星队医、教练的包庇和纵容，似乎是普遍现象。比如洛佩兹兄弟案的几位原告，她们不是第一次站出来发声，维护自己的权益，可过去她们努力的结果，带来的只有失望。

早在2006年，梅隆就曾向美国跆拳道协会递交过申诉材料。然而，协会官员的回应却是：“这些不实的诽谤言论已经伤害到国家队和跆拳道协会的士气。”他们还指责梅隆过度的烟酒、缺席训练，最终将她开除出队。

梅隆在今年1月才被释放，当时另外两位受害人起诉洛佩兹兄弟的案子正在审理中。

“当我出狱时，我听到有人在对我呼喊‘我们相信你，我们支持你！’”梅隆在电话采访中说，“我心里想，过去的11年里，你们都他*去哪儿了？”

吉尔伯特和梅隆一样，在2006年曾将整理好的材料递交到跆拳道协会主席那里。时任运动员巡视官的大卫-阿斯金纳，本应尽可能保护运动员合法利益。可他却对可怜的姑娘说，乖乖认命，莫要声张。在官员眼中，两兄弟能够继续为国争光，竟比这个的女孩“微不足道”的权利诉求更加重要。此后，她的检举信便石沉大海。

2016年英足坛再次爆发性丑闻后，NWG网络CEO谢拉-泰勒撰文呼吁，保护年轻运动员尤其未成年人免受侵害，不仅要加强俱乐部的管理，更需要国家层面的努力。荷兰奥委会-荷兰体协在去年明确表示，将与支持受害人的组织，警方以及检察机关进行深度合作，确保犯罪人能被绳之以法。

从行业自律，到法律监管，再加以更坚决的执行力度，才是从根本上改变体育圈性侵泛滥的现状，不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