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是历史的无言见证，反映了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过程。在“历史见证与知识传播”这个小点，杜教授提到良渚古城遗址的案例，提到其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有力实证。从遗址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过去的社会文化与生存状态，也能感受到史前文明的壮阔与繁荣。此外，交河、高昌古城文字记载不多，这些实地遗存也是我们了解该段历史、学习相应知识的重要途径。

杜教授也提到， 在保护实践中，遗产的诸多价值往往是冲突的，各种价值难以同时兼顾；而且价值作为一种关系范畴时刻处在变化之中，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背景下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和认知都是不同的；事实上，不同的情况下各种价值分析也应该会有所侧重和不同，从而避免三大价值或五大价值的程式性论述。因此，针对每一项文化遗产或文物遗存，我们提倡找出其真正的“核心价值”，围绕核心价值进行保护和管理。价值不是实体范畴，无法独立于人和遗产之外而存在，这也提醒我们，价值的存在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需求。

在谈到“人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时，杜教授说，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向，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文化遗产是历史馈赠的遗产，其天然携带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及不断塑造的情感文化认同，能给予人类无垠的启发与共鸣的空间，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引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杜晓帆教授在讲座中

从云南哈尼梯田、贵州“楼上村”、福州古厝建筑

看文化遗产所积淀的宝贵智慧

文化遗产还体现了人类多样的生存智慧和共享协作的社会关系。杜教授谈到此话题时详细分析了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提到其所体现的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素同构”系统符合世界遗产标准Ⅲ和标准Ⅴ，其完美反映的精密复杂的农业、林业和水分配系统，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社会经济宗教体系得以加强，彰显了人与环境互动的一种重要模式。

此外，他还重点提到他和团队曾作过深入研究的贵州省石阡县楼上村。楼上村是我国南方喀斯特地貌之上、亚热带季风气候之下，在汉族传统耕读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互动、交融之中形成的景观生态聚落。楼上村自周氏定居以来，聚族而居，基本延续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其建筑形式与布局既反映了西南山地建筑的典型特征，也表达着汉族传统宗族文化。

杜教授特别分析了楼上村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发现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经验，楼上村及其周边丰富的草木资源皆可被村民“因材施用”，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创造出丰富的价值。“在贵州的山地聚落中，自然界的水、土、木、石等种种元素被应用、置入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村落内部形成了一套丰富的乡土知识体系和乡村生活哲学。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山地聚落发展出的生态观，前提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养活众多的人口，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形成一种约束的机制，没有合作共享的精神，也很难抵御自然风险、防范挥霍无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乡村遗产所具有的生态价值不仅仅指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同样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共享精神，这是一种质朴的大山里的约定。 在客观的生产生活空间之中，穿插的是时间轴中被发展、丰富着的各类交往、观念活动，其中又以节庆、风俗、文化思想观念的实践最为显著。而最为根本的耕读传家所代表的文化教养，亦是千百年来，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互动中，所沉淀下来的宝贵的智慧财富。”杜教授说，“由民居与梯田构成的聚落景观是自然与人类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杰作，周围的山水环境与中国古典绘画、文学中所描绘的山形水态高度神似，表达着东方的山水审美标准，对未来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启示。”

杜教授还特别注意到，文化遗产里蕴涵着丰富的情感认同和精神力量。他提到央视曾经报道过的一位专门为人修理玩具娃娃的手工艺人的故事，以及为敦煌文物保护奉献青春岁月的樊锦诗，提到文化遗产能激发人最强烈的情感因此成就奉献和守护。文化遗产还会凝结普通人的回忆，是私人对过往时间流逝而产生的依恋情感。

在福州市永泰县盖洋乡，有清中晚期盖洋村郑氏三兄弟修建的三座古厝建筑。如今当地通过展览的形式，试图连接过去和现在，希望观者不仅仅关注古建和非遗，而是更多地关注遗产与当地人的关系，能够将目光投向盖洋本身，投向当地乡村中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探索未来乡村振兴实践的多重可能性。而且在对厝建筑进行展示时，除对建筑的基本信息进行介绍外，更多则着重对蕴含在建筑中的精神价值予以阐释和传播，此处主要体现为郑氏家族的家风美德。

文化遗产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是未来文明交流与发展的驱动力。杜教授提到鼓浪屿和泉州的例子，其中鼓浪屿展现了在亚洲全球化早期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互动和融合，其建筑特色与风格体现了中国、东南亚及欧洲在建筑、传统和文化价值观上的交融的产生得益于岛上居住的外国人和归国华侨的多元性，并因此形成一种全新的建筑风格——厦门装饰风格。这一风格不仅在鼓浪屿发展，还影响到广大东南亚沿海及更远地区。泉州则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文化自信的提出有语境，要在交流和碰撞的前提下谈自信，因此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在交流中不以他国文化为转移，不对自身的文化怀疑和动摇。文化遗产可以提供给我们这种自信的源泉。”杜教授说，“对文化遗产进行价值挖掘与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

杜晓帆教授在讲座中

找出文化遗产真正的“核心价值”

围绕核心价值进行保护和管理

接下来，杜教授讲到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举的例子包括长城、故宫、三星堆、良渚遗址、巴黎和佛罗伦萨的旧城保护，蜀道上重要的枢纽城市阆中南津关，四川省合江县先市镇的酱油酿造作坊群等。他特别提到，“价值判断很重要，但价值判断很复杂。价值主体虽然多样，但是不同文化遗产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共性，比如文物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可以被总结为历史价值。经历了时间淘洗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物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这些为大家所共同认可和遵循的价值是构建价值体系的要素。价值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从共性到个性的价值认知过程，那么三大价值、五大价值的设置虽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国文物价值认识的总依据。但是，在共性和个性之间，对于不同类型的遗产我们可能需要更有针对性的价值分析标准。比如对长城这种军事防御遗产，基于传统的价值分析标准可能会遮蔽其作为军事遗产的一些特征。因此对于军事遗产需要建立体现军事遗产特点的价值论述体系。”

多年从事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杜教授还分享了他所总结的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认知方法，提到文物保护有二十二字方针：“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杜教授特别提到“价值”这个核心概念，并梳理其主要在三个领域发挥作用，“首先，价值评估是所有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或者说是我们实施各种文物保护工作和实践的前提。价值评估的目的是对遗产价值形成判断，并以此作为一处遗产是否可以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或各种保护名录的依据，或者决策各种文物保护工作如何实施。其次，是以价值作为保护目的和依据确立各种保护原则。遗产保护领域为保护遗产价值，确立了“最小干预”“不改变原状”“可逆性”等最基本的保护原则。第三，则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阐释和活用各类文化遗产，要对价值进行更深入的认知和整合。”

杜晓帆教授在讲座中

在本场讲座的最后，杜教授作小结时说，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作为全民共享的遗产，其保护和管理离不开社会和公众的全面参与。文化遗产不是冰冷的过去，而是活在当下的过去。文化遗产教会人们去热爱和对话，有了热爱，过去就有了生命力，有了对话，就对文化多了一分理解。

杜教授特别提到著名建筑学家陈志华在《北窗杂记：建筑学术随笔》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你走遍全村的每一个角落，看到的，听到的，都那么新鲜有趣。单单把它们采集起来，就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工作。但你还要思考，要理解它们，要阐释它们，要把它们构筑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整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