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尚艺术的抒情本质

艺术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是抒写情感，这一点上杨维桢的观点很明确：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郯韶诗序》）

汉儒言性与言情是有些区别的。“性”是人的原始状态的心理，故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荀子·正名》）而“情”则是“性”的不得其平。唐李翱说：“情者，性之动。”（《复性书》）抒写情性，即抒写人的天性的感性（本性），也抒发有感而动的情感。总之，欢愉、愤怒都在表现之列。上古之诗，不论雅还是风，都是抒写性情的，此后的屈原、陶渊明、李杜莫不如此，所谓“纯、杂”“骚、靖（平）”“逸、厚”均表示诗的形式（状）都是情的外化，物质化。

杨维桢提倡古乐府，实际上就是提出古乐府诗的抒情特点。他认为“古乐府，雅之流，风之派也，情性近也。”（《玉笥集叙》）他之所以力斥“末唐季宋语”，以为“非诗也”，是因为“晚唐律之弊极：宋人或本事实，或本道学、禅唱．而情性盖远矣。”诗的格律限制了抒情的自由，他甚至说：“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宋人以议论典故为诗，以禅唱口号入诗，实际上都偏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

杨维桢认为音乐、书画也都是讲究抒情的艺术。他在《送琴生李希敏序》中说：“先生作乐必有以动物而后有协治也。其本在合天下之情，情合而阴阳之和，阴阳之和应天下。其有不治乎？余来吴中始获听泗水杨氏伯振之琴于无言僧舍，余为之三叹不足，至于手舞足蹈。”音乐的魅力，正在节奏旋律合“天下之情”因而听得他手舞足蹈，完全打动了他的心。至于书、画艺术，他认为：“书与画一耳。……书画之积习，虽有谱格，而神妙之品，出于天质，殆不可以谱格而得也。”所以，在他看来，“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书画艺术，不是依样画瓢，照谱模仿，而是要“自家得于心传意”，很明显这正是强调写出个人的领会，即抒写出有生命的情感来。所以，郭绍虞先生说杨维桢的诗学主张“是很明显的提倡性灵的主张”。（《中国文学批评史》）立足于抒写情感的艺术本体，杨维桢进一步强调情性抒发的个体性。他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李仲虞诗集序》）又说：“诗得于言，言得于志。人各有志，有言以为诗，非迹人以得之者也。”（《张北山和陶集序》）上文提到的“屈骚陶靖”，就是指两人个性不同而表现为诗风各异。屈原感情丰富，想像奇特；陶潜感情平静，诗风也平淡。杨维桢这儿强调的是个性，自己的经验。例如“和诗”，在古人中是比比皆是，他并不赞成：“步韵依声，谓之迹人以得诗，我不信也。”只有出自个人的胸中，才有自己的面目体格。

基于这，他反对摹拟、雕饰，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吴复诗录序》）“出言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之出华实也”，让心中的情感自然流出，便是得情性的好诗。他说：“发言成诗。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积习、风谣音裁之自然也。”（《玩斋集序》）执笔呻吟，模朱拟白，还能有真正的诗吗？不待雕琢，正是诗自然的至境。诗《三百篇》都不是精雕细琢之诗，保留了古意的真味。杨维桢自己极少作律诗，大多冲口而出，铁崖体的成功也正在此。

（三）诗、画、书品决定人品

在杨维桢那里，诗、书、画三位一体，故上述论述杨氏诗学之思想，亦即其书画之思想。杨在《声诗意序》中说：“东坡以为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两者同体也。”而在《图绘宝鉴序》中说：“予日：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诗、书、画都是表达人的情性、心声，但人的情性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赵氏诗录序》）书画的品格亦无异人品。他说：“画品优劣，关乎人品之高下，无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山林道释、世胄女妇，苟有天质超凡人圣，可冠当代而名后世矣。”（《图绘宝鉴序》）这表明杨维桢将诗、书、画品与人品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样的艺术作品风格论似乎古已有之，并无新见，但却自有其切入的角度，归入杨维桢艺术性情说的整个框架。

书画史上，早在汉，扬雄就提出了“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把书品、画品直接与人品对等起来。本身并不科学。艺术关乎直觉，是超功利的，而道德关乎意志，在实用的范畴之中。两者并不相等。钱钟书早就指出：“正人能作邪文。”，“邪人能作正文”，“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谈艺录》）但“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谈艺录》）这就是说，为人之诚者，有其为文之真；为人之伪者，有其为文之伪。正是在这个角度，才可以说，文如其人。杨维桢的可贵之处，正是从文章（或艺术形式）的格调来辨别人之情性神气，这样就避免了庸俗社会学的人品文品的对应论。诗的形式外观犹如人的骨骼；诗的性情神气犹如人的精神情感。骨骼支撑了人的形而表现出神，故诗的格调透露了人的内质。陶杜二李，情性不野，故骨骼（指作品的格调）不鄙，情感与形式之间便取得了有机的联系。故杨维桢说“认诗如认人”。但情性神气不能离开骨骼而显示“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神气，妄矣。”但“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那么如何得情性神气呢？就是复古。因为“诗之情性神气，古今无间矣。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晚唐季宋之诗，面目可鄙，骨骼已卑，不足效法；而古诗三百。陶杜二李，情性不野，神气不群，如若“识其面目之久，庶乎情性神气者并得之。”这样，转了一个圈，诗、书、画的品评风格论，又回到了他的诗学复古论和抒写情性论。故郭绍虞说这一可看出“由性灵以进为格调的意义”。又说“前后七子与公安派都是铁崖体的变相”。（《中国文学批评史》）杨维桢看到作品形式外观（格调）与人的情性神气的内在联系，并作为品评的标准，这已是对人品、书品、画品说的一个具体发展了。

故他在《跋李西台六帖》中说：“西台和林和靖绝相类，涪翁评之，谓西台伤肥，和靖伤瘦。和靖清苦之士也，瘦之伤为不诬；西台之书类其为人，典重温润，何肥之伤也哉！”一这一段跋。他不同意黄山谷对李西台书法的评价。其实黄山谷并不否定李建中的书法。他说“李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笔意，可恨耳。”肥而不剩肉，指肥中仍有骨。但摹手只摹其形肥，于是失掉笔意。杨维桢认为李西台线条形态的丰肥，是与他典重温润的个性分不开。李西台的情性，决定了他的书法形相的丰肥温润，因而谈不上“伤肥”。杨维桢和黄山谷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李西台书法形相的成因，各有其合理性。在杨的眼中，林和靖书法面目的清瘦，也是他清雅绝俗性格的外现。这个“瘦”指线条的劲健挺细，用笔平稳，不作大幅度提按，这种审美趣尚，也是其性格的外观。总之，杨维桢重视书家情性、个性与书法面貌的内在联系，为形式外观找到了一个内在的依据。

二

杨维桢书法的艺术性

杨维桢评书主张书品无异人品，我们在上面化大量篇幅叙述杨维桢的个性也正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其奇崛的书风。今天我们看到的杨维桢的，的绝大部分是六十风以后的伤口，在看惯了赵孟俯秀润书风影响下的元代作品，杨维桢矫杰横发、恣肆狂放的书风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其书法作品的艺术性，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清劲、高古的书势气势

杨维桢倡铁崖体，提倡古乐府的古意，复古是矫正末唐季宋流弊的有效方法。赵孟俯提倡复古，也欲以晋宋之法纠当时书坛之弊。杨维桢的楷书、章草作品，很能体现他清劲、高古的气度。《周上卿墓志铭》是目前仅见的一幅楷书作品。这幅乌丝栏小楷，字径不过三分，但线条清劲、挺拔，极富弹性。而结体则瘦劲、谨严，有欧阳通《道因法师碑》的遗意。小欧书，“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杨维桢吸取其用笔的清劲，又发展古隶之笔意，因而结体古朴而古意蕴藉。杨维桢将章草点画的笔意纳入到他的楷书中来，因此使谨严、森严的结体中出现了活泼的古意，例如“上”的上部一横，以“捺”脚的章草形态处理，都可以看出他有意于“古”的开掘。这篇《墓志铭》的另一个特色是好用“古”字、“奇”字，使平常字形显出光彩。例如第一行的“隐”写成“ ”；“疯”写成“ ”，甚至连十分常用的“撰”都写成“”。这些“字”的出现，使人读造成局部的中断，有利于视觉形式的凸现，因而增强了墓志铭的古意。

《周上卿墓志铭》 25.9×86.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周上卿墓志铭》局部

墓志铭的书写一般态度严肃恭敬，它要求线条、字形端庄、肃穆，不强调书写的个性化，因而，容易写得呆板。但杨维桢个性中不受法度的约束，主体精神时时突破笔墨程式束缚，呈现个性来。他的《张氏通波阡表》，以章草体出，别具一种风采。 这幅作品整体的风貌是章草的，但又不是通篇以章草体作书，而是移杆了汉隶的厚重，行书的流畅入自己 的作品，显得气度高古，又劲健自然。这幅作品的点画，劲健利落，行笔沉重，线条的质量很高。字体的造型比较古 朴，像第一行“张”“出”“汉”结体，明显是正宗的章草结字，但也杂了一点行书的流畅。且这些字的笔意中又有汉隶的浑朴厚重，线条实而不浮。它的下笔较重，线条形态也粗，但走笔过程 中，又巧妙地运用行书的提按，线条的连结处甚至有牵丝的出现，使行气十分贯通。章草的点画纳入行草的体势，字就活泼多了。但自始至终一丝不敬，使整体风格前后统一。杨维桢讲究平稳中的奇险，端严中的情趣。第一行、第二行的最后一字均为“为”字，一处理成章草，一处理成行书；第七行的“为”字，是章草和行草的自然结合。此外，众多的“居”“之”，形态各异，各具情趣。真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清劲、高古是线条形相造 型所产生的气息，并不是用了古字、奇字就一定有古意，古味。杨维桢的笔法中，吸收唐法、汉隶的精髓，变成自己的技法，故线条的气息高古。他又谙熟练古文字，故字的造型又带上了古味。如《墓志铭》中，“族”字他写成“”，书势顿生古意，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

（二） 恣肆、狂放的行草书

杨维桢倔强、刚直、放浪开骸的个性在行草书中找到了最好的表现机会，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这集中体现 在邹复雷《春消息》画跋和《真镜庵募缘疏》之中。

《真镜庵募缘疏》33.3×278.4cm 上海博物馆藏

这两幅作品可谓杨维桢的代表作，这儿的笔法呈现偏离传统的大幅度的跳跃，常常侧锋落笔，使点形成三角形的的“头”线条形态劲健、刚硬、横画粗重而有力，走笔果敢迅捷，常有枯笔，进一步加强了枯劲。同于笔法的怪异，线条形相已完全随笔的挥洒而改变，它们在直捷的走笔中不时中不时跳跃，由此产生粗细、重轻、强弱对比鲜明的节奏。不激不厉，圆润轻盈的二王书风在这儿彻底被破坏殆 尽，代之而以粗头乱服，不补不履的散僧形象。高度夸张的结体（如“大”字），随心所欲的造型（如“禽叫梦”的“梦”字），恣肆狂放的笔角，让人在剧烈的线条冲撞、纠缠、追逐中惊喜、震动、叫绝。

《春消息图卷》 34.1 x 221.5 cm

随着跳荡、激烈的笔法而来的，是墨色的争奇斗艳。杨维桢用墨浓重，一如他的下笔猛利干脆。他的字，么一笔总是乌黑照人，粗阔的形态惊人心魄，然后是酣畅地扫下去，一直到墨汁枯尽，由浓至淡，渐至枯涩，犹如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叫，然后声音由大渐轻，余间袅袅，由此带来浓淡对比的强烈冲击力。有时一个字中接下去则是枯笔缠绕。所谓老笔纷披，正是指这种恣肆、狂怪的笔法和墨法。再奇妙景象。这完全 是杨维桢自我意识的充分流露，怪癖性格的极度张扬。杨维桢作品的粗细、浓淡的对比，悬殊异于常人，像《春消息》中“雷复炼师”，这个“雷”字几乎是一座大山空兀，而“复”的线条若悬丝，两个字形的反差对比是一般人无法想像的，这是真正的骇人心目。

笔法、墨法、字法的超人胆识，必带来章法的离奇古奥。杨维桢作品的章法也是无法以常规测量，整幅作品的文字安排，不再是意识的安排，而是情绪的自然流露。它的字，是顺着笔势的流走和情绪的变化或紧密、或疏放。线的穿插和错位，使纵横之间的空白变得模糊，而字与字之间的空间分割变得更为合理、更为紧密。例如《疏》中“必仗富长者脚”的“者脚”二字占一行，与右“必仗富长”四字，形成极鲜明的疏密对比和节奏上的强弱；《春消息》，多次出现一个字一行的章法安排，使“空白”得以突出，特别是那个“梦”中，浓而枯，诸多枯笔留下无数让人想像的空白，产生了极好的诗意空间让人填补、回味，收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三）草书：意致洒然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突出主体的精神风采。故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强烈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欣赏它们犹如观赏了一出情绪昂扬的舞蹈，每一根线条，每一块墨色尽情向你展露自己，敞开自己的心扉。它们是无声的诗，有形的画，活泼的生命之舞。

《城南唱和诗》的书写，随意而奇崛，用笔雄劲，笔法跳宕，线条保留了楷书、章草书的清劲、弹性。用墨浓淡互济，干湿对比强烈，飞白随处可见，这是运笔过程中情感律动的痕迹，它们一气下来。竭尽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能事。线条飞舞，从左到右，从外到内的四处跳跃、纠缠，仿佛舞动的彩绸翻飞而又紧紧围绕挥动的手臂。“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诗情触动了书意，一个“声”字，其造型已模糊不复辨，它一笔而成，而几经曲折，最后的竖笔如云崖倾泻的瀑布飞流直下，其气势，豪迈不羁；其意致，浩荡不尽。它是枯与涩的交响曲，又是浓与淡的抒情画卷。形奇、意奇，别有奇趣，娱人心且。杨维桢最后的诗评也写得意态潇洒，特别是写到最后，线条越发奔放、遒劲，结体也越发怪异夸张。“开元诗人不到”的“到”，不但从“不”字开始线条冲突不断，最后一笔也极度夸张，写到最后一字，一个“也”字独占五六字的位置。末笔以豪迈的气势从上往下跌落，并以一个漂亮的圆弧和弯势收笔，酣畅淋漓地表达出作者的心情。值得一提的是，杨维桢好用奇字古字的审美趣味不变。例如“云”字，以篆体的形态出，穷尽线的形态变化，此外如“搔首意无数”的“数”字都用的古体。

《梦游海棠城诗卷》30.5×67.3cm 天津博物馆藏

《梦游海棠城诗卷》局部

《梦游海棠城诗卷》是以章草笔意书写的草书。这首诗写想像中的神仙世界，意象奇诡、新颖，诗意奇谲多变。这是杨维桢极晚年（七十四岁）作品，非但不见一点老气，反而更显奔放、豪迈的笔势和想像。这幅作品与《城南唱和诗》不同的是，它不是以线条的奔逐、多变取胜，而是以每个字奇特的造型和整体意境的深邃见长。因为运用了章草用笔、点画的组成，便有了许许多多造型怪异的“三角形”，有的尖利，锋芒毕露；有的夸张，骇人心目。粗粗细细、大小相杂的三角图形组合，变幻出众多的画面，犹如翩翩冉冉的仙女相拥，亦如官阙的鳞次栉比。此作没有大起大落的节奏变化，但意象繁密，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又不觉拥挤，那些精细的笔触已有意识地让出了空间，使密的墨象变得疏空。纵行的空间几乎难以看到。但左右之间，前后之间交错有致。空间分布在整体中独显其魅力。整首诗是幻想中的瑰丽世界，表达了杨维桢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表现了他旺盛的生命力，而整篇书法作口阴，用笔雄健奇崛，几乎是一笔不苟，一直到最后一笔。点的形态精美无瑕，这充分显示出主人公蓬勃向上的心态和追求。

三

杨维桢在书法风格史的地位‍‍‍‍

杨维桢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书画史》只说：“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爱。”建国以后的书法史上，一般也极少提及。近年出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杨维桢还没有一席之地，而他的学生宋克则被誉为“复兴章草”的“1代宗匠”，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基于对杨维桢书法艺术的缺乏了解．因此，应该恢复杨维桢在书法风格史上应有地位。

杨维桢的行草书，其风格在元代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如果用几个词语概括，那就是奇崛、古朴和天真烂漫。奇崛是指用笔，古朴和天真是指意味。杨维桢的用笔中，晋唐楷法和汉隶、章草、今草笔法融合在一起，故独有生拙、古朴的趣味。所谓“矫杰横发”（李东阳）“狂怪不经”（徐有贞）“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例载而归”（吴宽）就是指杨维桢书风中豪迈雄强、形态怪异、用笔粗放的特点。论元代书法形态的奇诡怪异，杨维桢当数第一。这与他倔强的个性、深厚的学养又联系在一起所以，非常人所及。

元代章草的复兴是从赵、邓开始的，但他们未能对章草这种书体作出什么创新；康里子山以章草笔入今草，对行草书风的改革有所贡献。但未享遐龄，终未形成风格，他书的李白诗卷。虽然精彩，只是惟此一件。而以章草笔法杂以汉隶和今草笔法成功运用到行草书创作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独有杨维桢一人。他的《募缘疏》，《题〈春消息〉卷》，《梦游海棠诗卷》都是章草、今草笔法相融的典型作品。他的题画诗，如《跋骏骨图卷》，《城南唱和诗卷》，对章草笔意的运用达到了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界。正是在众多的作品中出现了共同的用笔用墨特点，出现了个人独特的风貌，才可以说风格形成了。从章草入行草的书史看，杨维桢是首创之人，开山之功，功不可没。杨维桢书法形象所体现的激越奔放的气势，刀斫斧劈的雄强，正是筑基于章草笔法的渗入。杨维桢又是极讲随意挥洒、不受法度拘束之人，性情高旷不羁，不修边幅，故天真烂漫之趣流露笔端。况且他又是极讲究笔墨材料的精良。他用的笔是当时著名笔工陆颖专门为他特制的笔，这种笔“尖圆遒健”，用志来得心应手，线条圆泣遵劲；他用的墨都是奎章阁赐墨；纸也大多是有名的白鹿纸，莹泽坚韧，易受墨。所以看起来他是信笔恣纵，但细察实笔法森严。他书法作品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的墨法，也是具有创造性的特点。民作品的墨色，大浓大深究，大润大枯，这一艺术效果与其特笔法是独特他不开。在他以前，还没有一个书家的用墨有他这样对比强烈 、鲜明。特别是浓墨以后的枯笔抹扫。笔力千钧，奇气倔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晚明王铎涨墨的运用，或恐得益于杨维桢的启示。

杨维桢章、今草法的结合，大大拓展了草书的表现力。他的行草书流畅随意中有生拙和古朴，他的艺术形象中，粗头乱服又有舒展婉丽的俊逸，故他的行草书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照亮了元代的书法史。加上他深厚的文采风流，他的行草书其形态让人骇目惊心，其意却让人久久咀嚼。

楚默｜原名盛东涛。1946年2月生于上海崇明，先后毕业于上海市崇明中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的诗学、美学、美术史论学者。著有560万字《楚默文集》（十二卷上海三联出版社），《楚默文集续集》（三卷）及其他各类著作20余种，曾为《中国书法全集》第45（鲜于枢、张雨卷）、46（康里蘷蘷、杨维桢、倪瓒卷）、47（元代名家）、52（王守仁、唐寅、莫是龙、邢侗、陈继儒卷）卷及明代名家卷（58\59\60三卷）（荣宝斋出版社）共七卷的分卷主编。在第二届、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选中，两次获得理论二等奖。

转载自《鹿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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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