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故事》是王小波的开山之作,但其价值却一直以来未获得普遍认可,地位更是远不及"时代三部曲"。后来随着王小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拾起这部尘封的小说集,多个出版社均发行了单行本。王小波的《唐人故事》是对唐代传奇故事的改编,将唐代传奇故事与现实世界,用自己奇异的想象力使之融合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反映现实社会的古代世界。《唐人故事》既体现了王小波对唐代传奇故事的传承性,但同时更彰显了其自身独特的创新性。
王小波创作序列中，《唐人故事》和《青铜时代》均改写自《太平广记》。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王小波那样偏爱并一再地改写唐传奇。他的唐传奇题材写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唐人故事》是王小波的第一部小說集，出版于1989年，也是他最早有意识写作的系列短篇小说，收录《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舅舅情人》五个故事。其中《红线盗盒》、《红拂夜奔》分别被改写成《万寿寺》、 《红拂夜奔》两部长篇收录到《青铜时代》内 。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改编自《昆仑奴》，属于第一类仗义故事。小说分为两条线，一条是唐传奇里佳人与王二的故事，一条是现代的小胡和“我”的故事。小说反复提及古今无不同、古今一般同，将过去的王二与现在的“我”联系起来，但又稍有不同。因为过去的王二有昆仑奴送佳人到家里来，现在的“我”却很难找到佳人。最后他与小胡结合，彼此都有放弃理想的对象、接受身边人的意味。
原作中昆仑奴先把主人背进院墙和女子相会，王小波改编成昆仑奴用大包袱装出女子，而且不允许女子从包袱里露出头来看外面。它可能借鉴了《荆十三娘》中的以囊盛妓。女子既渴望自由，又有从一个空间腾挪到另一个空间的幽闭性、被动性，和作为礼物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舍弃了一品家宅院作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景，把故事的空间转移到王二的家。故事的现代部分，也相应地展现了“我”的居住空间——立新街甲一号，小胡和“我”情感的隐线，都是围绕这幢房子展开的，如这幢房子在见证历史后的破败、谁想要搬出去再结婚、旧楼与新楼、小胡和我假结婚来换新房子等事件。王小波把立新街甲一号加入标题，乍看起来“立新街甲一号”和“昆仑奴”是完全不对等的，甚至不如“王二与昆仑奴”顺口，但是从成全有情人的功能上来看，两者相应。王小波形容立新街甲一号的窘迫，正如开黑人与国际贸易的玩笑。立新街甲一号和王小波儿时住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有相似之处，且“都是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之地，现在却都破败下来，成为某种神秘历史的见证。”《万寿寺》也写道“我长大的院子叫作立新街甲一号”，作为一条过往记忆的线索。立新街甲一号既是主人公“我”的居住空间，也是王小波自身空间的代指。故事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昆仑奴》写唐大历中，已是安史之乱过后的中唐，王小波却说“那时候正是唐初盛世，长安城里有四方人物。”可见他为了营造一种青春而充满活力的气氛，将背景移至了故事本身最适合的节点，对应小说中的爱情正处于一切刚刚明朗的状态。
《红线盗盒》改编自《红线》，《红拂夜奔》改编自《虬髯客》，都属于第二类政治故事。王小波却除去政治，对它们进行了爱情化的改编。标题都从单纯人名变成了关乎女性的关键性事件，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例如红线和薛嵩告别后离开，不知所踪，但她和薛嵩的分别是十分动情的，可以与聂隐娘在刘昌裔死后前去哭祭相较，且在恩义之外，又多了几分缠绵，薛嵩在送别诗中还把红线比作洛妃。金庸特别赞许：“这段文字既豪迈而又缠绵，有英雄之气，儿女之意，明灭隐约，余韵不尽，是武侠小说的上乘片段。”然而在改写后，由于红线在侍妾、婢女之外的隐藏身份从侠女变成苗女，小说也就转化成山野女人和沦落失意的京城官员的爱情故事。红线欣赏薛嵩的美色，王小波又故意偏字薛嵩给虢国夫人做面首，表明薛嵩确实仪表堂堂。红线为了得到薛嵩，请求父亲不要带苗丁把薛嵩打出凤凰寨，甘愿做侍妾，并替薛嵩解决了田承嗣的挑衅。结局则是红线不愿意当正妻受束缚回到山上，与她起初费大力气陪伴薛嵩相比较为轻率。和原作相比，人物的魅力大大减弱。
《夜行记》改编自《僧侠》，是第三类技艺故事。王小波完全放弃了和僧人儿子较量的场面，止于书生和和尚在路途中的口舌较量。原作中韦生五次打中僧人，僧人从脑后搦下五个弹丸的场面，也变成僧人巧妙躲过，最后竟引向结论，抢劫是不好的。这是五篇中唯一不写爱情的。书生和和尚斗嘴有点像李靖和虬髯客最后比武，但写得巧妙一些。故事立意不深，但机智有趣。
《舅舅情人》改编自《潘将军》，标题以舅舅和情人两种称谓并置，既可以理解为女性视角的她叫王安舅舅情人，也可以理解为男性视角的作为舅舅情人。《潘将军》也属于技艺故事，王超虽然和女子互称舅甥，明确写到王超年且八十，显然与情爱无关。《舅舅情人》王超中改名王安，变成一个中年男子的形象，又写到“那时候女孩管成年男子都叫舅舅”。这种甥舅称谓也延续在《似水流年》的线条与李先生上，富有挑逗意味。如外甥是男性，只实指亲属关系。王小波把舅舅这个原本不具备男女意味的称谓感情化了，带有一种特殊的伦理效果。他们本身作为捕盗公差（警察）和盗贼（犯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潘将军》利用失窃事件，将具有对立身份的两人连结起来，虽然用了一年多时间往来亲近，王超试探女子时，女子爽快地承认了。但是《舅舅情人》中偷盗事实的确认需以爱情为连结，充满浪漫色彩。“真正困难的是叫她承认自己是贼，而且要她交出赃物。”“女孩说，她爱王安，如果得不到王安的爱，她一辈子也不会把手串交出来，哪怕王安的老婆死在狱中，哪怕王安因此被处宫刑，也得不到她的同情。王安也准备爱她，可是不知怎么爱才好。”
警察和犯人的设定，最适合切入难以理解的人和事，因为警察追逐犯人的过程，即是从第三者角度和读者一起了解另一个人的过程，这也是罪案、侦探故事吸引读者进入的方法。《潘将军》在唐传奇中少有地使用了这一结构，但王超也不是案件的直接负责者，而是因为认识失主，间接得知此事。《舅舅情人》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强化，丢失手串的从潘将军变成《田膨郎》中丢失白玉枕的皇帝，公差抓不到盗贼被罚，王安非捉到小青不可。在现代小说中，这种设定也最适合把一个人的身份代入另一个人，因为警察越了解犯人，越有被犯人同化的危险。尤其涉及到爱情时，警察与犯人的捉与逃，就变得成了相互博弈的爱情游戏，如《似水柔情》，由于小青的不可捉摸，事实上权力已经反转了，小青掌握着完全的主动，这个主动又代表着性灵上的要求，即王安必须真正地爱上她。这种要求只有在小青拥有自己的主体性的基础上才能办到，我们不能指望已经和薛嵩生活数年的红线说：老爷，您得理解我们苗人的精神。
总体而言，五篇小说采纳了原作的核心情节，如昆仑奴背着主人或佳人穿过重重院墙、红线通过盗盒替薛嵩解决了危机、红拂离开杨素与李靖私奔、王某找到了偷盗的女子、书生路遇僧人身份的大盗，但是原本的主题却都改变了，这一点是我们学习素材改编的一个重要参照。王小波舍去原作中侠义的一面，改变成爱情和机智。即便情节还有原来的痕迹，人物的本质已经改变了。小胡和我、红线和薛嵩、红拂和李靖、小青和王安，不仅女性性格类似，男女之间的关系也类似，几乎是同一组人物的不同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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