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从2012年起每年都在春节前由北京工友之家筹办录制“打工春晚”，工友演员们从全国各地冒着严寒奔赴到京，在舞台上用歌声、用舞蹈表达出真实的自己，已逐渐凝聚为新工人文化的一个传统。今年的晚会录制现场，演员袁立以关注尘肺病工友的爱心人士身份登台，教育大家不要有怨气，立即引起了参与者的“不舒服”。打工春晚为什么让人不舒服？本期许子东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以及历史命运。

许子东：打工春晚已经办了好几届，据说今年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有些演员讲的话让参与春晚的人很不高兴。听到“打工春晚”这个词，我就有些辛酸，不太舒服，一时没想明白为什么。

文革后期，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是个工具。政治斗争当中，谁要批评别人，就说别人是资产阶级，这个批评者自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只要你以无产阶级自居，基本上就可以想打谁就打谁。换句话说，谁有权势谁就是无产阶级，很吊诡。这还不仅是理论，当时有一些工人出身后来从政的人，比如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正是因为工人的身份升官，升到政治局，甚至是党的副主席。

我曾经也是工人，在上海上钢八厂，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周围的工人。记得我当时还想写个小说，写写什么是我所见到的真实的无产阶级。写的过程非常痛苦，周围的工人整体来说是非常伟大的无产阶级。钢铁厂，产业工人，无论是在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在毛泽东的社会阶级分析里，都是最重要的革命力量。可是仔细观察他们，人人都有好处，人人也都有缺点。比方说有一位技术非常好，很受尊重，在轧钢厂塞钢条塞得特别好，可是他喜欢喝酒。还有一位技术水平也很高，可是到了音乐学院做了工宣队以后，就不大愿意干活了。有一位非常老实的小组长，但只会做粗活，还常常忍不住讲粗口。有的年轻工人工作干得很好，可是一下班头发搞得油光光，脸擦得白白，踩一辆漂亮的自行车出去追女生。——上班无产阶级，下班资产阶级。总算让我找到一个老头儿，真是厉害，任何车间里有危险，钢条乱了，滚烫的火红的钢条，他都冲上去，不怕危险。休息的时候，要坐在边上补手套，手套是国家免费发的，可是他还要补。我以为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可是有一天，人们发现他的工作服里有很多女人的照片，是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的剧照。我看了很失望，怎么无产阶级居然要看朝鲜电影，看那么多美女？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具体看一个个都是朴实的工人，吃苦耐劳，可是作为政治概念的无产阶级，平心说找不到。这就动摇了我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念。

什么叫无产阶级？记得毛泽东去世的时候，钢铁厂的有些工人哭得昏天黑地。可是，要是当时的政治气候继续延续，张春桥、江青真的执掌国家的政治，中国的情况简直不堪设想。曾几何时，产业工人被贴上了无产阶级的标签，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还在中间做过文攻武卫的队员。

可是中国的变化太快，工人阶级很快成了弱势群体。一方面是制度性地受损害。管理层收购企业（MBO），常常是大型国企的管理层（都是国家干部），把企业估价估得很低，然后卖给商家。一转型，收买企业的人赚钱，工人成批成批地被炒，越是重工业基地，越是重灾区。虽然我那时已经进大学做了研究生，后来当学者，但是一直关注这个事情。我的同行汪晖专门有文章《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讨论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我又很不愿意看到工人成为慈善救济的对象。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农民工，城市工人阶级下岗以后怎么办，却很少人关心。农民工被贴上“廉价劳力”、“富士康”等标签，他们也不叫工人，就叫打工，出现了“打工春晚”，“打工文学”。好像他们一定是在广东，在深圳，是春运的主力，是打工仔的主力。工人阶级现在变成了明星做慈善事业的对象。打工春晚的表演者也以见到袁立、崔永元为荣。

我真不愿意看到工人阶级又成了政治游戏中的一个符号。据说，在《可我想家》的表演后，主持人请袁立上台，袁立叫工友们“不要抱怨”。因为他们在表演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