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报道“九一八”的版面

书中有很多栩栩如生的素描，给大家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这里因为闭关锁国，外界对它知之甚少；如果光看报纸上那些模棱两可的标题，人们很容易对这个国家产生极大的误会。其实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柳绿花红、听到天籁之声、闻到扑鼻花香；这里有锦绣峰峦、壮美河川、广袤草原、当然还有硝烟弥漫的战场。

从第十四章开始，作为亲历者，作者几乎是按照日期详细地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前后北京城内城外的真实场景。这里有北京胡同居民的日常生活、有战争期间各国大使馆收留侨民的情况、也有在北京饭店楼顶花园看到的充满硝烟的战场。为了营救伤病员，佩克加入了红十字会，凭借自己的洋人身份，多次开车出城将他们带回城内医院接受诊疗。

10月份，由于盘缠用尽，佩克不得不离开北京，在归国途中，他依旧关注着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战争。八月份的淞沪会战后，各大城市相继失守，引发了他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前瞻性地预言了中央政府必将搬迁到重庆，全民参与的游击战必将掀起燎原之势。

这就是1937年的中国，一个再次处于历史抉择关头的悠悠古国。

下面先挑选佩克《穿越长城》一书的最后六章，“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他在北京城亲身经历的战火纷飞、抢救伤病员等故事。在外国人笔下，我们再次亲历八十年前的烽火硝烟！

《时代的两种类型》不同版本书影 (1)

《时代的两种类型》不同版本书影 (2)

《时代的两种类型》不同版本书影 (3)

佩克“七七事变”抗战亲历纪实

1，卢沟初战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李辉摄

行程的最后一天，我早早就醒了，在清冷的晨风中依稀辨认出了北平周边的群山。红彤彤的太阳刚刚升起来，其状如盘，火车到达卢沟桥区 ，驶出永定河上的高架桥；向东一百英尺是用大理石修建的马可波罗桥，由于年代久远，桥身都已经风化褪色了，但在当时依然算得上是一道风景，保持着历史的风貌，谁能料到就在那个周末，它受到了炮火的洗礼。

八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凝视一座桥，它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最后几英里了，火车加速疾驰，闪过跑马场、大佛塔、箭一般穿过灰色的外城墙、垂柳成荫的护城河、最后缓缓驶入长长的、阴凉的车站。我选了一辆干净、崭新的黄包车，和周围那些破旧的轿子相比，它简直是舒服的典范。经历了南方湿滑的胡同、西方空旷的风景后，感觉北平灰色有序的大街就像是整洁的走廊。

伴着清晨的微光，半裸的苦力们正在净水撒街；农民们推着满车的新鲜蔬菜从他们身边经过；园丁们提着满篮子的鲜花一路小跑，准备在出太阳之前卖掉。走在寂静的林荫路上，我愉快的心情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多么平静和谐的北平城啊！

我打算在这里呆一夏天，专门整理我在西部画的那些素描，为此我希望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在中国租房子的最短期限是一年，而我非常幸运，很快找到一个可以租三个月的小房子。用了一天时间打扫卫生、糊窗户纸、刷白后，我立刻搬了进去。

卢沟桥头。李辉摄

这是大石桥胡同临街的一间房子，距离使馆区约两英里,是北平最美的地方；胡同尽头拐弯处能看到景山上的凉亭，另一端连接着紫禁城的护城河，里面种着很多荷花，再往西可以看到圆明园里面白色的舍利塔。这些地方以前住的是清宫奴仆，他们在晚上必须离开紫禁城。我的房东是从一个老太监手里转租的，可能由于这种原因，房子里面有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摆设：院子里有一个凉亭，亭子中间有一口水井，井台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上面刻着成对的藤叶，正房客厅有一个屏风，上面画着一个花园，穿着白色旗袍的格格们正在里面游玩，有的站在砖桥上，有的倚在细如毛发的垂柳边。

我的房子带有两个庭院；外院里面有水井、仆人住处、厨房；内院较大，包括一个两室一厅的大房子还有一个一居室的小房子，以及一个储物间。两张砖砌的土炕很宽大，到处都铺着地毯，我跟朋友借了一张桌子、一个梳妆台、几张桌椅、整个房间就算布置完毕了。院里的木桶是用来洗澡的，里面的水虽然干净但是有些气味，茅房就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我只能学中国人蹲着上厕所了。蜡烛不用太多，在这种舒服的环境下，我晚上是没有看书的冲动的。

我聘了一对夫妻做仆人，整天除了吃睡就是画画，一个夏天就这样快乐地过去了。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没有隐私，这里住着一大家子特别活跃的人，他们经常跑到我的院子里来，不过因为他们也没有任何隐私，所以经常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权当补偿吧。我一个月总共花销不到45美元，包括房租、饮食、给佣人开工资、甚至包括香烟和坐车的费用。

总之，这段时间是我在中国最有收获的时期。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最终入乡随俗了，完全适应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融入其中，正在学习他们慢节奏的养生方法，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我搬进大石桥胡同的第二天，战争爆发了。

1931年10月19日《时代》刊登的日军在中国分布图。

六月的第四周，我还在火车上的时候，就听说日本和俄罗斯的边境部队已经为了争夺“满洲国”和西伯利亚之间的阿穆尔河（the Amur即：黑龙江）开战了；随后的谈判中，俄罗斯人首先做出了让步，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过的事情。七月份前两天，我在北平找房子的时候，几百名日韩浪人（穿平民服装的军人）潜入城区，他们于七月三日在好几条街上制造骚乱。中国警方迅速行动，防止了事态恶化，他们逮捕了三百人，驱散了其他暴徒。

七月七日夜晚，日本人在马可•波罗桥(又称卢沟桥——译者)附近展开军事演习，没做任何解释，一队日本兵进入中国守军阵地，结果引起对方机关枪扫射。日本兵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叫来更多帮手，用了大半夜时间修筑壕沟。八日凌晨五点三十分，一场激烈的大规模战斗爆发了，一整天都没有停歇，甚至波及到几英里之外的丰台 ，一列天津开来的满载日本援军的火车遭遇了中国军队的阻截。

丰台和卢沟桥相距至少八英里，距离我住的地方将近十二英里。这么远的距离是听不到枪炮声的。所以直到八号下午我进城区后才听说这件事。我先是在一个鸡尾酒会听到的，可是两国交战的消息几乎被一些闲言碎语掩盖了。

他穿着路易斯十四的黑色罩袍，吹嘘自己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站在皮鼓上跳舞而且不会踩破鼓面的人……

从表情上看，她显然没有下决心纹身……

日本人说他们是要去营救一名失踪的士兵，但事后发现，那名士兵跑进树林拉屎去了……

又是一次“摩擦”，是中日两国共演的一出错综复杂的滑稽戏，很快战争就会被双方拉锯式的谈判所替代，大家又会握手言和共进晚餐了。

刚刚踏上中国大地时，想到这是一个处在战争边缘的国家，我心慌了很久，但是经过十八个月的心惊胆战后，我已经变得习以为常，认为这场战斗最终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回到美国后，我看到很多相关报道，惊讶地发现当时很多报纸头版头条将之说成是战争。显然整个世界对发生在北平家门口的事情比北平人自己还要担心。

几天以来，我只关注发生在大石桥胡同的那些鸡毛蒜皮小事。跟北平其他外国人朋友一样，我的生活起居要由这对夫妻来负责，但是我不想拒绝，因为那样只会让我更加惬意。

这对夫妻基本上还是孩子。男孩叫周华昌（Chou Hwa-Chang）,17岁，瘦的跟个猴子似的；他的妻子比他大一岁，是个二婚的矮胖女人。几年前他从天津来到这里，在成为我的管家之前，给几个美国朋友当过佣人。他的妻子十四岁的时候就嫁了人，最近刚刚嫁给了他。他似乎还没有适应婚后的状态，经常扫着地突然就美滋滋跑回房间去，像是突然想起什么美事一样。

1937年7月9日《东方快报》报道宛平城卢沟桥事件

因为在乡下长大，所以周比其他北平男孩更加光明磊落，他身上还有很多优点，都是我比较欣赏的。他精力充沛，遇事不退缩，这点在城市孩子身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他说话开门见山，从不拐弯抹角。如果我是个上了岁数的老人，或者如果我压制他，估计他说话也就不这么直来直去了，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反倒很喜欢他的这种性格。比如，因为我的衣柜比较小，为了有足够的干净衣服穿，他一周需要跑好几趟洗衣店；有时候他也会忘记送衣服，有一次我发现没有干净西装了，于是批评他，他居然大笑着唱起来：

Mo-yu cou-dsah,

Mo-yu wa-dzah,

Mo-yu chen,

Mo-yu fa-dzah.

歌曲的意思是———

没有裤子，

没有袜子，

没有钱，

没有法子，

周对收拾房子一点也不上心；他最喜欢做的是拿着鸡毛掸子打扫墙壁和天花板的灰尘，或者拿着小喷壶驱赶从颐和园飞来的成群的苍蝇蚊子。除此之外，他要给我做饭、擦鞋、找模特、传信、洗澡的时候给我搓背、还有一些拿东西搬东西的零活。有客人的时候，他妻子也会帮忙做饭，还帮我缝衣服、洗衣服，每当我有事而他丈夫又不在场的时候，她还要跑到街上将正在胡侃的丈夫给我找回来。他俩把我伺候的很周到，当然他们也有一些缺点，但是每天无论多晚，只要喊一声“华~~”就会有人答应着从外面跑进来，想到这个我也就不计较了。

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考虑几英里外发生了什么，我呆在家里，变得跟北平人一样慵懒。因为砖床上只铺了一层垫子，我每天醒的都很早，太阳刚刚出来，明亮又清澈，这是华北特有的天气。我穿着背心短裤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吃早餐，尽管午饭和晚饭是中餐，但早饭我还是喜欢吃水果、面包、咖啡。饭后读读报纸，然后工作到12点，再晒晒太阳，1点多开始吃午饭，有肉菜、米饭和汤。一开始我接受不了这种饭菜，因为周不会零散买东西，每次买菜都是一筐筐的，害得我得连续好几天吃同一种菜。刚搬进来的时候，他买了将近一蒲式耳（译者注：35公斤左右）海带，结果每天无论午饭还是晚饭，我除了吃煮海带、炒海带、就是炖海带。一开始吃着还算可口，后来我拒绝再吃，于是周去了菜市场买回来一担黄花菜，接下来将近一周的时间，它成了我的主菜。

每天下午我都工作到四点，然后在院子里的木盆里泡澡。这时候周就会把妻子支使出去，到我洗完澡再回来，而其他人很乐意看我洗澡。我从搬进来第一天起就已经被“一览无余”了，那天我刚进澡盆，就有一个警察来给我登记，身后跟着一群小孩子，还有大石桥胡同里的闲散人等。

通常洗完澡我都会出去找人聊天，因为好几个月见不到一个外国人，我讨厌一整天一句英语也不说。有时候我也会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此时这里就有家的感觉了，周从拐角商店老板那里借来几根蜡烛，又从东家借来几个灯笼。每次请客，周和妻子都非常友好，开心大叫“Kuh-ren lai”（客人来拉），像个小孩子似的拿着手电筒，跑到门口去迎接他们。然后又忙前忙后张罗酒菜，虽然做的不丰盛，但是诚意十足；他们在厨房里一边准备饭菜，一边打情骂俏，有时候还跟那些黄包车夫聊客人们的闲话。

家里没有冰箱，冰凉的井水恰是完美的替代品。周将装满酒水的木桶沉到井底冰镇起来，看准时机拿出来调制伏特加鸡尾酒。

抗战纪念馆的抗战招贴画。李辉摄

大石桥胡同最令我难忘的应该是战争初期那个满月的夜晚了，那晚我邀请了几个朋友吃饭，皎洁的月光引人入胜，院子角落恰好有个梯子，于是吃完饭我们就蹬着梯子上了房顶。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风平浪静万里无云，一边是闪着金属光泽的故宫高墙砖瓦，另一边则是牛奶般晶莹的舍利塔。整座城市都静悄悄的，偶尔能听到汽车喇叭声，或者两英里外的北平饭店传来的细若游丝的音乐声。远处也听不到一点枪炮声；近处是中国邻居们嘁嘁喳喳的耳语声，他们是来围观我们这些赏月的老外的，周从梯子上爬上爬下，一边善意地提醒邻居们不要说风凉话，一边给我们送来凳子、垫子、咖啡、还有啤酒。

战争初期，这里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很庆幸自己回到了北平，由于战争，平汉铁路已经不通车了，否则战线就不是十二英里，而是一百二十英里了。

8号的激烈对抗后，中日将领在战场进行了谈判。

9号，尽管还有零星炮火，双方宣布停战。

10号发生了一些更严重的非正式冲突，使得平汉铁路和平津铁路都受到破坏，但是总体局面还是相安无事。

11号，借口中国军队不守信用，没有退至约定的地区，日军莫名其妙地向前推进，占领了马可波罗桥附近的两个村庄。即便此时，双方的交火并不激烈；原因就在于虽然大家都不想打仗，但是撤退又觉得太丢人，双方部队就这样僵持在这个小圈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只要觉得对方有恶意，免不了刀兵相见。

熊式辉与李上尉在《时代》上。

当然，和欧美读者相比，我们住在北平的人对这些新闻事实了解的会晚一些，有些还是道听途说。全城目前还没有冲突的真正迹象。七月的美好日子一天天过去，阳光普照的街道上仍然看不到动荡的场面，听不到枪炮声。只有一些报童手持关于战争的号外穿梭于各个胡同，高喊着“卖报！卖报！”。两国在北平都有军事总部，所以在街上经常能看到中日士兵和平共处，而相隔不远的战场上，大家正在以命相搏。

闷热的晚上，我凌晨三、四点就睡不着了，于是来到院子里吸烟，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战争确确实实发生了。东方已经开始露出鱼肚皮，而西边依旧漆黑一片，死一般的寂静。西南方有一声枪响，虽然声音较远，但是在晨风中听得真真切切，偶尔还能听到来福枪声和呼啸的炮弹声、哒哒哒的机关枪声。站在静谧的庭院中，很难想象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血肉横飞的场面。

12号早晨，枪声更为清晰。接下来的几天北平城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北平城几天前就开始戒严，现在更加严格了，每天城门紧闭，卫兵把守，只有运送食物的农民能够在某些特定时刻进出，这也造成了物价飞涨，同时宣布宵禁。一开始，要求十点后街上不能有人；后来又提前到了七点。更为惊人的是，大街上开始摆放路障。七月后半期，随着战事的缓急，北平城里整天要么在设置路障，要么在拆撤路障。一开始大家设的路障又高又大，但是后来人们变得冷漠起来，设置的路障越来越小。

维修后的宛平县城城墙。李辉摄

尽管如此，人们都切实感到战争正在一步步临近。就连那些以稳重闻名的人也觉得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虽然表面上他们不慌不忙，但是大家都在囤货，造成物价越来越高，使馆区也都快住满了，中国有钱人开始将家眷和金银财宝运进这里。

我们外国人处境比较尴尬，住在交战区域，但是又跟战争沾不上边。这里报喜不报忧，我们很难把它当成一场悲剧。这场战争看起来不过是一场闹剧，就像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或者大雪，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既感到无奈又平添乐趣。

对我而言，早期的限制较为严格；因为我住在城北，宵禁让我在晚上寸步难行。可是接连好几天，我发现警察们十分松懈，于是我就骑上周的自行车进城，只要半夜前回来就没事，唯一困难的是每次我都要扛着自行车通过那些路障。

有时候吃饭太晚客人们只能留宿，但大家依然乐此不疲，毕竟可以在夏日的北平继续寻欢作乐。每次聚会，那些从战场回来的记者们就成了大家的焦点，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述战况。年长的人们历数着1932年、1927年、或者1900年的战争，认为这次战争依旧兴不起大风浪，而游客们还有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移民们却觉得这是在酝酿大的战争。估计这次，这个美丽的东方古国凶多吉少。

最近楼道里、酒馆里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觉像在萨拉热窝（Sarajevo）”。

枪炮声越来越响，根本用不着拉警报。一开始在傍晚清净的时候才能听见，后来在白天乱哄哄的车流中都能听得非常清楚。宵禁令更加严格，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果没有特别通行证，太阳下山后就不能出门了。晚上我要么困在自己的房间里，要么住在朋友家里。每天下午我还是进城，外国人照常聚会，谈论当天的战争消息。

尽管每天都有报道说有好几千日本兵正在从山海关赶过来，还有的说一支增援部队正从华中赶来，但目前依然是一场小范围战争，恰好可做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经过一个多雨的春季，战场的庄稼如今已经一人多高了，就在这些青纱帐内，埋伏着两国多个小股部队，每次遭遇都是一场恶战。中国军人显然没有计划，只是遇到就打；他们没有总的战斗纲领，因为华北地区没有人知道南京政府准备抵抗多久。反观日军，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北平西部和南部集结，占领通往天津和汉口的铁路，进而让北平成为一座孤城。

这场小规模冲突中，我们听到最滑稽的莫过于中国人手拿宝剑英勇杀敌的故事了。宝剑是中国传说故事里英雄们常用的兵刃。据说每天晚上都会有几十名日本兵被这些中国剑客砍头。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日本统帅部从意大利雇佣了很多卡车，摸黑将尸骨和头颅集中运到秘密地点火化，以免其他士兵看到后影响士气。可是一些到中国前线采访的记者们说，他们曾经在路边买了一个西瓜，然后借了一个士兵的佩剑来切，结果一剑下去，西瓜上面连个凹痕都没有。

1934年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登上《时代》封面。

不久，两国政府进行了外交磋商，其内容我们无从得知，只听到一些只言片语。一开始，东京方面声称绝不会跟南京政府对此问题进行谈判，战场在华北地区，因此他们只跟华北军方解决此事。这表明日本就是想跟华北签个协议，割让一块土地容他们立足。

鉴于此，南京政府继续坚持抵抗，但是直到七月最后一周，人们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借口，用来安抚共产党部队和华南一些抗日组织。因为大家根本看不到真正的抵抗措施，蒋介石是个精明人，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些掣肘的事情，不会让自己再次登上风口浪尖。由于两国各怀心思，很多人觉得只有分出胜败才会解决这个争端。

19号有消息传来，华北守备司令宋哲元和日本在天津达成协议。据说谈判是在日本军官俱乐部签署的，协议内容跟过去中日条约如出一辙。中国不但撤军，还要向日方道歉；其他条款，诸如对抗日分子、共产党、其他反日组织的镇压都将陆续出台。

尽管大家都认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交战的迹象确实不见了，七月第三周，北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宵禁令被取消、路障也被撤离、沙袋里的沙子也被倒了出来，甚至好几天都听不到枪声了。唯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从天津、塘沽、和山海关接二连三传来日军在华北平原集结的消息。这些消息透露着一个当时没人愿意接受的事实：一个需要大规模暴力活动才能解决的局面正在形成。

1937年1月《生活》封面选择了日本士兵形象。

北平人总算又过了几天心静的日子。经历过这么多次令人心惊胆战的警报，这次“冲突”总算在喜忧参半的外交谈判下暂停了。毫无疑问，日本人通过这件事加强了对北平的控制，尽管还没有实现完全控制。他们提出的要求有的是令人气愤的，有的让人羞辱难当，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外国居民区，那些中国通们一副“我早就猜到结果了”的表情，再次坚信战争不会像1912年或者1923年那么严重。和平来的这么早，倒让一些游客在如释重负的同时露出一丝失望。

其实，我也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对待这件事的。因为从来没有过战争经历，我真的对它的本质非常好奇。另一方面，我喜欢安稳的生活，讨厌任何可能的改变。我的房租已经支付到十月份了，如果发生战争，我的处境就尴尬了，我已经没钱再次租房了。

截至目前，这场战争只是影响了我的计划，北平城内没人把它看做一场灾难，似乎这么遥远的小冲突根本影响不到这里的平静。对我而言，这场战争对我绘画的影响远不如炎热的天气带给我的影响大，我可以在炮火中镇定自若地画画，但是在汗流浃背的情况下，我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作画的。

七月是个多雨的季节，虽然美好却热得让人难以承受。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我的小院里面却是生机盎然。我亲手栽种的花儿已经长得像荒草那么高，而真正的荒草更加旺盛。门口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波斯葡萄已经成熟，院子尽头那棵枣树也结了很多枣，投射下来的树影照在影背墙上那红漆写的大“福”字上。

一天早晨，周笑容满面地从市场买回来一盆含羞草。他把它放在我的桌上，很得意地跟我展示，只要一碰它，它的叶子就会闭合起来，向主干收缩。接下来的两天，他也不用喷壶赶蚊子了，天天摆弄含羞草，一看到它那紧张的样子，他就笑得前仰后合。有一天中午，他突然发现我菜汤里的有些黄瓜片很像雏菊，此后午饭、晚饭前的半个小时里，他都在厨房忙活，将黄瓜切成星状、十字架、卍字、花形、或者小虫子。

女性比较保守，周的妻子就不赞成这些花样，但是她人微言轻。一天早晨，周跟东家的孩子在房顶嬉闹时把肥大的黑裤子扯烂了；他去找妻子缝裤子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卧室内传出阵阵笑声。午饭时候，他像孔雀一样蹦过来，让我看他妻子给缝的补丁，原来她用丝线绣了一个眼球凸出、有蓝宝石横纹的大蜈蚣。

每天都有很多架日本战机在蓝天上飞过，但是它们并没有影响我的画笔。它们没有向北平城投掷炸弹，而是不停地散发下流传单，号召人们抵抗南京政府。坐在开满鲜花的院子里，很容易将这些传单雨当成美轮美奂的风景---内容反倒不重要了。成包的传单从飞机上扔下，散开，在蔚蓝的天空里上下翻飞，银光闪闪；像蝴蝶、像雪花、像天赐,就是不像传单。

20号，有一件事情打破了这种宁静。我们在北平只能听到外界早就从报纸上读到的内容：宋哲元在天津宣布废止自己和日本方面签署的协议，声称没有南京的命令，中国军队绝不会撤退；早些时候，蒋介石在牯岭（即庐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抗战宣言。

宛平城的青石板路。李辉摄

21号，不用看报纸，北平城内的每个人都品尝到了这些事件孕育出的苦果。城南的战斗更加惨烈，整整一天，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响、更近。街上的路障又重新布置起来，宵禁令的力度空前绝后。据后来报道，这一天，日本人炮袭了争议地区最大的县城—宛平县，将它变成了一片火海。丰台和北平的战斗再一次将交通切断。这次战斗中第一次大量地使用了重机枪；战壕被拓宽，真正的战线形成了。

从现在开始，战争发展的如此迅速、规模如此之大，就连可靠的新闻机构也跟不上它的节奏，普通老百姓只能凭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判断战争的远近了。中国报纸开始每天多次印刷号外，上面的消息令人毛骨悚然却又自相矛盾，全城口口相传一些不实消息，大家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尽管战斗有输有赢，但枪炮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了。我每天都要骑自行车进城好几次，所以能从使馆区听到一些最新消息，还有外国新闻社贴在各家宾馆公告栏内的打印文稿。可是这些并不能满足我，因为它们也非常武断，令人摸不着头脑。

也是在21号这天，有报道说宋哲元将军态度发生了改变，命令部队后撤。很多人拒绝执行命令，尤其是由满族人组成的第37师坚决抗日。他们坚守在战壕内，要和日军决一死战；此刻的北平城内，炮声隆隆，震得窗玻璃都碎了一地。

23号，战斗比以前缓和了些。

24号突然安静下来，听说双方士兵都后退了，还有消息称两国政府准备谈判。看来，最近的战斗是双方为了在签署条约之前抢占先机。

25号，双方部队完全撤出马可波罗桥主战场，平汉铁路在中断了近3周后，终于恢复了通车。

蒋介石属下熊将军坐着第一列火车抵达北平。他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士兵进行抗日动员，这表明中国已经准备和日本决战了；另一方面，他们应日方要求，将积极抗日的37师全体将士用南下的火车运往保定。不管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除了马可波罗桥外，双方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后撤，因为那些都不是正式战区，所以双方部队在那些地方都有驻军。大家的神经都紧绷着，和平的曙光成了奢望。

日军所立“爆破地点”纪念碑如今倒放在“九一八纪念馆”广场前。

23-25号，北平享受了最后一丝和平气息。市民们穿着夏天的白色短服坐在树下纳凉，神色慌张地谈论着这场战争，也有人喝着茶、吃着糕点、遛鸟或者看孩子。虽然大多数路障还在，但是为了通车，都剪开了很大的口子。

24号，我的房东曾跑来问我，能不能买个美国国旗挂在大门口。可是周却一点也不慌张；当呼啸的日本战机从头顶飞过时，他会拿着笤帚对准它，嘴里发出机枪声，然后做个俯冲坠毁的手势，边干活边说“li-ko fei-chi whai-liao!（一个飞机完了！）”

这种平静就像是过山车达到顶峰时的瞬时暂停。外国使馆开始向自己的国民发通告，提醒他们如何撤离自保。25号我去美国大法庭注册时，发现那里有很多游客在咨询去天津的火车，也有老居民在补办护照，这些新护照上标着“不适用于西班牙”。市区里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还要慌乱。怒火中烧的37师已经在八宝山的高尔夫球场构筑战壕，筑碉堡，毁了很多球道和草坪，现在连那些中国通也开始相信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人群中有因为战争临近仓皇而逃的人，也有些人莫名奇妙地兴奋，他们哪里也不去，说是要“亲眼目睹这一壮举”。

25日，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魔盖已经打开，这次是最后一次了。北平东边的铁路上，一队日军野战通讯小分队正忙着从天津拉电线，由于过于接近廊坊的中国守军阵地，中国军队开火了，日军打电话向天津求援。地面部队和一个飞行中队前来增援，结果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廊坊几乎被夷为平地，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也被炸断，无限期切断了交通线。

在25号北平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实质，但是纸里包不住火，明眼人都能看出它的影响。战斗从廊坊快速蔓延到先前的战区，接着战火又烧到了新的地区。到26日，北平城四面楚歌。炙热的阳光曝晒下的北平城里爆炸声此起彼伏，街头巷尾都在传说有零星的炮弹已经落在了城区内。

日军当年所立柳条湖“爆破地点”纪念碑。

26号傍晚，一对日本兵坐着卡车企图从西南大门进城到日本使馆；这根本算不上偷袭，因为事实上这些侵略者以前曾屡次大摇大摆地进出，如入无人之地。但是这一次，中国卫兵把卡车堵在门洞里，从墙上向他们扔手榴弹。短兵接触后，日本兵才炸出一条血路。北平南部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其他地区也笼罩在疑虑不安的阴霾中，到处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战火烧到了北平城，战争已成定局。

四十年代抗战期间佩克在中国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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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古今”以强调原创为主。内容板块和栏目大致如下，文章字数以两三千字以内为宜。突出个人化，文字尽量讲究而有韵味。

1、我说地名｜以个人视角讲述熟悉的地名历史变迁和故事，避免面面俱到，避免罗列概念。突出个人对地名的理解和历史变迁的解读。

2、倾听讲述｜每个村庄、每个街巷，都有说不完的人与地名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倾听讲述，以细节勾勒岁月流逝中的、难以重现的故事。

3、我的漂泊｜许多人的人生旅程，会在迁徙、漂泊中走过。用印象最深的几个地名，穿插个人的成长史、生活史，本身就是地名古今不可缺少的内容。

4、故居寻访｜千百年来，每个地方都有影响历史、文化的名人，故居寻访，在寻访中解读名人，使之古今融合。同样避免面面俱到，写最能触动自己的地方即可。

5、行走天下｜旅行已成为当今时尚所在。如何行走，如何把旅行化为自己生活、精神的一部分，把旅行与异地观感融为一体，既是游记，也有颇为充实、敏锐的诗意表达，这是最值得期待的行走天下。

6、回家的路｜远离故乡的人，心中永远牵挂故乡。每次踏上归家之路，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儿时的星星点点的记忆，家庭几代人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一棵树，一口井，一家人，左邻右舍，都是故乡难忘的记忆。

“地名古今”的作品，将根据相应版块予以结集出版。欢迎各位新老作者赐稿，图文分别打包发送，请发：lihui1956@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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