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的电影中经常出现黑帮的角色，这也与他的少年经历有关，很多熟悉他的人都说，侯孝贤要是不当导演，八成会是个流氓头子。当时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经常发生冲突，就连孩子也被划分成不同的“帮派”。他讲义气，经常为了帮兄弟出头跟别人打架，并且在这种刀光剑影中体味到了侠客情怀、兄弟情义。后来，他开始阅读武侠小说，把心中的侠义江湖进一步具象化、体系化起来。初中时父亲去世，无人管束的侯孝贤加入了所谓的“双环帮”，跟“二十四蓝鹰”械斗。两个帮派用磨尖的铁管、武士刀和砖头斗成一团，场面看起来很刺激，但双方都控制着分寸，并没有打死人。家人十分担忧他的安全，但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是为了锄强扶弱，从来不会收敛自己的举动。于是，他就成了人们眼中的“问题少年”。

侯孝贤

16岁那年，母亲得了口腔癌，从台北做完手术回家，恰好侯孝贤刚打架回来，衣服被撕成了一条条，身上好几处还在流血。“我回到家一进门，看到母亲正靠在榻榻米边，一直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愤怒、幽怨、无奈、责备——那目光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侯孝贤回忆说。不多久，母亲就因病去世了。葬礼上，回忆起母亲的眼神，侯孝贤不由悲从心来，嚎啕大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决心认真为自己的未来谋划一番。

高中毕业后，侯孝贤参军入伍，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循规蹈矩。周末时经常可以外出去看电影，最多的一次一口气看了4部。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十字路口》，这是一部英国拍摄的写实电影，讲述了一个富家女爱上工人的故事，工人为了能跟她在一起就去偷车，后来被抓了。看完电影，侯孝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天太晚已经没有回军营的车了，他就一边走回去，一边在脑海里回想着故事情节，拍摄电影的激情在胸中燃烧。回到宿舍后，他在日记本上郑重写道：我决定花10年时间进入电影这个行业。

锋芒初露

1969年退伍后，侯孝贤报考了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开始系统学习导演。然而，梦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他忽然认识到，自己只是纯粹热爱电影，但并不懂得电影，那么多专业术语也根本看不明白。有一天，他在看专业书时读到这样一句话：“这本书你都读熟了，读透了，你还是不能当导演，因为导演是一个天才。”这仿佛在讽刺他“不是天才”，让他倍感失落。

大学毕业后，侯孝贤没有如愿当上导演，而是成了一名推销员，每天走街串巷卖电子计算器。干了8个月后，他接到了一通改变自己命运的电话。原来，李行导演《心有千千结》时缺一个场记，问了好几个熟悉的人都在服兵役，恰好艺专的老师推荐了侯孝贤，便让他过去试试看。

李行是台湾颇有名气的导演，跟在他身边自然能学到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侯孝贤在做好场记工作之余，就在偷偷拜师学艺，学习当导演的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他发现少拍了一组镜头，就及时跟李行提出。李行觉得他很有天赋，就收他为徒，后来还让他当上了副导演。他一点就通，无论是场记工作，抑或副导演的场面调度，以及编剧的写作，都能做到游刃有余，经验日益丰富。

左起：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经过几年学习积累，1980年侯孝贤首次担纲导演，推出处女作《就是溜溜的她》。与人们熟悉的侯氏风格不同，这是一部琼瑶风格的都市轻喜剧，讲述的是一则爱情故事。片子刚推出时，因为侯孝贤名声不大，一度没有影院愿意上映。但随着口碑扩散，热度越来越高，人们纷纷前往观看，后来一举拿下了那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

有意思的是，侯孝贤在拍电影的时候也不消停，不会忘记自己的打架“老本行”。常常是他在吃着盒饭，旁边几个人就扭一起了，他本能地放下盒饭，左边打你一拳、右边打他一拳，整过瘾了再继续扒拉他的盒饭，那边该打的继续打，他就凑个热闹。有一次，在电影拍摄现场，制片人突然抡着拳头狂追摄影助理，嘴上骂骂咧咧，侯孝贤二话不说跟着跑起来，跑着跑着忽然发现不对劲：“我是导演啊，怎么能打架呢？！”从那时起，他才收敛住拳脚。

侯孝贤拍电影都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来，有时候演员不能理解他的意图，想发火又不能打架，只能对自己下重手，不是使劲儿薅自己头发，就是对着墙拳打脚踢。有一次，他急起来冲着一个黑心木做的衣钵就重重打了下去，骨头咔咔断了，直接把片场的演员吓蒙了。

侯孝贤、朱天文一起接受采访

当时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正在兴起，其中成员有编剧如吴念真，独立影评人如焦雄屏、黄建业和陈国富，以及一些新导演如杨德昌、万仁等，侯孝贤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电影。这群人中很多人都留过洋，说的那些概念、技巧很是唬人，侯孝贤顿时有了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受。他经常插不上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表达什么，不知道自己拍的电影到底有多少价值，有什么意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让他几乎拍不出什么东西来，对电影变得格外抵触。

也许看出了他的彷徨，御用编剧朱天文推荐给他一本《从文自传》。一口气读完，侯孝贤有了种豁然开朗的感受，“冷眼看生死，其中又包含着最大的宽容和深沉的悲伤”。那种安静的、冷静的旁观者视角，一下子把他带回了自己的童年，其叙事视点、文本基调、美学风格被他照单全收。自此，沈从文的“幽灵”便不断出现在侯孝贤的电影谱系中。

悲情城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侯孝贤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困境。他拍摄的电影，几乎部部都取得业界好评，还频频在国际上获奖，但上映之后，票房却差强人意，有人说就跟白开水一样平淡，还有人说他是“只看自己肚脐眼的人”，拍的电影不过是自说自话。

蛰伏许久，侯孝贤于1989年推出了才华横溢的巅峰之作——《悲情城市》。这也是他电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自传体式地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开始转到以大时代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历史问题，完成了从“个体”到“群体”的升华。当时台湾刚结束“戒严”不久，“二·二八”事件也才开始解封，整个社会氛围还不是那么宽松，侯孝贤就拍摄了以这段历史为背景、以一个家族兴衰为主线的电影，无疑是极其冒险的，他一度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侯孝贤一直是凭借直觉拍摄电影的，不愿意受条条框框的限制。《悲情城市》原本是要拍300多条的，结果只拍了200条，缺了三分之一还多。剪辑师廖桑说，自己一度根本没办法剪辑，故事支离破碎、根本看不懂。后来廖桑仔细一琢磨，每个片段都有诗歌意境，干脆“按照七律的节奏来剪辑”，用了很多倒装来顺畅故事情节。就这样才完成剪辑成片，反过来一看，却让电影更有韵味了。

侯孝贤在电影《悲情城市》拍摄现场指导演员拍戏

好在电影顺利上演，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多人走进电影院，去重温这段历史，但也有人谩骂质疑。侯孝贤无论是誉是过，都并不在意，他说“我又不是在拍历史，而是在拍人，一种残酷境遇下的人的尊严”。

故事主线是林氏四兄弟的命运沉浮，梁朝伟在影片中扮演老四，一个照相馆的老板。由于梁朝伟是香港人，国语和闽南语都讲不好，所以侯孝贤决定让他扮演“哑巴”，片中基本都是用眼神和表情进行表演，反而更有种沉默的力量。影片以梁朝伟扮演的文清成为了牺牲品，妻子独自抚养孩子为结局，一个时代的悲哀令人唏嘘。

《悲情城市》获得了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这也是华语电影第一次在世界三大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奖。事实上，当时有不少外国评委并不理解电影的时代背景，也很难真正理解电影的内涵。但当时担任评委的谢晋和意大利导演阿瓦蒂都认为，这是一部创造华语历史的电影，给他颁发重要奖项，就等于电影史写下新的篇章。

侯孝贤（左三）和梁朝伟（右二）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辛树芬，她也是侯孝贤早期多部电影的主角。侯孝贤第一次在大街上看到辛树芬时，她还是个学生，一瞥之下惊为天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完美女主角”。侯孝贤跟踪了对方很久，最后拿出身份证，证明自己不是坏人，顺便表明自己的身份，邀请她来演自己的电影。他说，辛树芬有一种古典气质，非常完美，“她应该是被追求为妻子的”。可惜的是，辛树芬在演完《悲情城市》后彻底告别影坛，在美国与小学同学过起了幸福的生活。电影上映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主办方苦寻辛树芬三个月，未有回音。

后来，侯孝贤又拍摄出《戏梦人生》《好男好女》，与《悲情城市》一起称作“悲情三部曲”，让人们对20世纪台湾民众的苦难记忆，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体悟。故事的主人公，有家族兄弟，有民间艺人，也有普通百姓，每个台湾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走过的那个时代的印迹。

“徒子徒孙”

2015年，《刺客聂隐娘》在内地上映，这是侯孝贤第一部在内地公开上映的电影，遗憾的是这也成了他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花费了侯孝贤25年去筹备，10年去拍摄，用了9000万人民币。这也是他“诗意武侠”的集大成之作。故事说的是刺客，让人以为是一部武侠片，但展现手法却是另辟蹊径，并没有太多精心设计、精彩激烈的打斗场景，更多地把刺客当作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描写的是刺客逐步放弃刺杀的过程。可以说，一个有一身绝世本领，却怀有一颗仁义之心的刺客，为了不违背自己心中的善恶观念，而违抗命令，这种隐然于世的大善，正是侯孝贤心中的“侠”。

靠着一系列电影的成功，2020年第57届“金马奖”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侯孝贤，为他颁奖的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是枝裕和宁愿在台湾隔离14天，也要亲自去颁奖。在典礼上，是枝裕和动情地谈到，他是代表侯导的“徒子徒孙”站在这里，他承受过侯孝贤的影响，因而是他的影迷，也像是他的一位儿子。

侯孝贤获得终身成就奖

是枝裕和的处女作，是1993年拍摄的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当时，他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与两名导演的朝夕相处中，感受到了他们对电影的热爱。片中，侯孝贤为了填词，一边听着配乐，一边喝着酒，酒意正浓时词也填好了，字幕是“寻找直觉的天才创作者”。后来，是枝裕和也走上了导演这条路，并取得诸多荣誉，但始终对侯孝贤尊敬有加，十分珍惜每一次和他相处的机会。

内地导演贾樟柯，也是“徒子徒孙”中的一位。最早的时候，贾樟柯是在老家县城的报摊上读到《悲情城市》获奖的消息，一下子就记住了侯孝贤的名字。后来，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恰好侯孝贤把自己一套完整的作品拷贝捐给了学校，让他们可以尽情浏览这些并未公开上映的电影。第一次看侯孝贤《风柜来的人》时，贾樟柯一下子就呆住了，因为他感觉导演拍摄的就是自己山西老家的那群年轻人，自此就成了侯孝贤的“信徒”，将《风柜来的人》视作有“救命之恩”。

《小武》获邀参加法国南特电影节，恰好侯孝贤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他在看完《小武》后，特意勉励贾樟柯说“那男的和那女的选得不错”。随后，两人都陷入了沉默，虽然贾樟柯有很多内心的向往和崇拜想要表达，但只能“彼此沉默的时候，真正有天使飞过”。

侯孝贤和是枝裕和

这次南特电影节，是枝裕和同样参加了。有一天晚上，侯孝贤、是枝裕和、贾樟柯3人在大街上散步，恰好走过一家超市，侯孝贤颇为孩子气地买了一块口香糖，送给了是枝裕和。是枝裕和把那块糖紧紧地攥在了手心里，和他们一起聊了一晚，直到回到酒店，才小心翼翼地摊开来，拿出行李箱里的相机，对着那块糖，心满意足地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这是来自偶像的“馈赠”。

还有一次，贾樟柯拍摄完《三峡好人》之后，一家杂志社邀请他到台北与侯孝贤对谈。那天，侯孝贤迟到了，一进门就说一个上海来的亲戚带了瓶二锅头过来，他们俩刚把酒给分了，你们有什么问题赶紧问。编辑赶紧抓紧时间进行访谈，恰好问完所有的问题后，侯孝贤一头倒在桌子上，打起了呼噜。

或许对于侯孝贤来说，这些都是率性而为，但是都作为趣事、暖心事，记录在“徒子徒孙”的脑海里，成为他们从影路上最有意思的点缀。

电影之外的他

电影之外的侯孝贤，是一个直抒胸臆、快意恩仇的人。摄影师李屏宾回忆，有一天侯孝贤拍完戏，深夜坐出租车回家。路上，他和年纪相仿的司机聊起了政治，话不投机居然停下了车，两个50多岁的中年人在路边扭成一团，激烈打斗。好在彼此都没受伤，打完后整理下衣服，又继续往前开。

侯孝贤对于金钱看得很淡，能挣钱挺好，挣不到钱就另想他法，永远都是“只取一瓢饮”。有一段时间，他的电影拍一部赔一部，资金告急的时候，就去拍摄广告，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拍过的几个产品都创下过年销量第一的好成绩。但他只在缺钱时拍，一旦筹足了经费开始做电影，别人出再多钱也不理会。不过，他绝不会阻碍团队的人，甚至鼓励他们多拍广告挣钱，这样才有钱养家糊口，才能继续跟着他拍电影。《悲情城市》意外卖座，侯孝贤拿到分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了录音师杜笃之和剪辑师廖庆松一笔钱，让他们升级设备、自立门户，此举推动了台湾电影的工业水准。

他对于兄弟朋友可谓倾囊相助，无所保留。导演杨德昌拍摄《青梅竹马》时资金紧张，就跟侯孝贤借钱。侯孝贤二话不说，抵押了房子为他贷款，不但亲自担任制片人，还在里面担纲男主角。他欣赏杨德昌的眼光，认为他留过洋，有本土所没有的角度来拍摄故事。这部电影票房惨淡，侯孝贤赔个精光，但意外地成为杨德昌与女主角蔡琴的定情之作。值得一提的是，侯孝贤还因此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仅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夺奖的周润发。

侯孝贤一大特色是“恋旧”，无论是编剧、摄像，还是场记、剪辑，大部分都是一开始拍摄就形成的固定团队，几十年来人员很少发生变动，这在电影导演中也是十分少见的。如此坚定地追随，已不仅仅源于志同道合，更来自侯孝贤颇具江湖风范的义气感召。他说：“拍电影其实是，你把一群志趣相投的人集合在一起，大家共同为自己的热忱奋斗。”

生活中，侯孝贤既像一个父亲，也像一个兄长，每次和工作团队出去吃饭、唱K时，都会注意观察大家的状态，谁有心事都逃不过他的眼光。聚会结束后，他要检查有没有东西落在那儿，还要一一安排车辆送他们回家。自己最后一个到家后，反而累得躺在浴缸里就睡着了，哗啦啦的水声惊动了太太，才被叫醒。有一次他庆祝生日，团队里的年轻摄影师前来祝贺，只说了四个字——“奉陪到底”。

编剧朱天文与侯孝贤的合作从1982年开始，几乎延续了他的整个电影生涯。说起侯孝贤，朱天文也是赞赏万分。她说，侯孝贤虽然没有钻研过各种拍摄流派，根本不知道现实电影是什么，不喜欢规则，场面调度也不会，但他恰恰能够拍出和戈达尔类似的彻底用写实文体拍摄写实内容的电影。朱天文对他的天赋十分敬佩，两人合作推出了很多佳作。

侯孝贤对于感情很忠贞，不像别的文艺片导演那样多情、传出诸多绯闻。妻子曹宝凤是他的艺校同学，两人在毕业后结婚。婚后，妻子一直默默支持着他的电影事业，家中事情都不用他操心。夫妻俩唯一的“矛盾”，就是侯孝贤挣钱太少，有时就算赚一点，也都分光了，所以家里只能过得紧巴巴的。

有一段时间，媒体炒作侯孝贤与朱天文的绯闻，两个人都没做任何回应。不久后，侯孝贤应邀参加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他第一次牵着妻子曹宝凤的手缓缓走过戛纳红毯，这也是妻子首次公开露面。如此一来，各种绯闻就不攻自破了。

上海电影节闭幕红毯侯孝贤携夫人亮相

侯孝贤的女儿侯蕴华担任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的协力统合经理，她的丈夫则是台湾前帮派大佬的公子，这段婚姻当时也引起了媒体的轰动，婚礼现场都有警察到现场搜证。其实对于侯孝贤来说，自己的童年经历，也让他并不在意所谓的帮派背景，反而乐见影视圈与帮派圈的“联姻”。

《刺客聂隐娘》之后，侯孝贤休息了几年，开始筹备电影《舒兰河上》，原本已经完成了选景等准备工作，即将紧锣密鼓投入拍摄，还准备参加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然而，因侯孝贤不幸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加之罹患新冠肺炎后病情加重，一切准备工作都按下了停止键，这必然成为永远的遗憾。

好在，侯孝贤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每天都去爬山，吃东西也很克制，原本年轻时候胖胖的，现在已经比较瘦了，还准备写作一本关于老年家庭生活问题的剧本。他还经常会跟老搭档们在咖啡厅见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经意间就会碰撞出一个新的火花。这两年，他好几次为老友的电影站台，发布会上也坦承自己“只负责吃饭而已”，挂名是为了让老友更容易筹措资金。

据老友们透露，侯孝贤现在记忆力衰退确实比较明显，有时连人名都记不清楚，还会话到嘴边又忘记要说什么了。但他还是很擅长于调动气氛，最近一次老友们为他举办生日会，他手捧蛋糕拍照时，还故意做出“手滑”的逗趣动作引大家发笑。

2023年10月，在患病消息公布后不久，侯孝贤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穿着居家服，一条花纹短裤很是抢眼，边走还边喝着养乐多，一副享受生活的模样。只是他明显苍老了，头发白而凌乱，脸上的皱纹也很多，老年斑也有不少，和他出席活动时候的画面几乎完全不一样。网络上登出照片后，不少网友纷纷感叹岁月不饶人。

侯孝贤曾说，他希望自己的未来可以“拍拍拍，然后头一勾，死在片场”。无比浪漫的畅想，豪迈而又圆满，可惜已经难以实现了。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可以放下思想上的苦苦思索，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家人的陪伴、感受亲情的温馨，这对辛苦了一辈子的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放下与休息。一代名导就此谢幕，几乎与此同步，近些年来台湾少有能在两岸间有较大影响的佳作，属于台湾电影的黄金时代也在淡出舞台中央。

来源：各界杂志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