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评价契诃夫：“他是一位无可比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仅能让每个俄罗斯人感到亲切,而且也能使任何一个人感到亲切。”这句话放在中国读者面前，可能会特别有感触，岂止是感到亲切啊，那简直就是在写我们这个伟大的、古老的、宇宙第一正确的、盛产伟人的国度嘛。你们看，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别里科夫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的、伪君子式的真小人。
无耻的告密者
别里科夫对科瓦连科与华连卡骑自行车一事非常震惊、愤怒且担忧，他专程前往科瓦连科的住所告诫他说：“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别里科夫这么肯定校长会听说什么，说明告密成风的时代，喜欢告密的他非常熟悉这社会运行的规则。
比如，别里科夫与科瓦连科交涉未果，走之前还不忘“隔墙有耳”，为了避免被“告密”，便告诉科瓦连科，他要将两人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科瓦连科盛怒之下，将其推下了楼梯。别里科夫谙熟告密的潜规则，也深知被告密会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因而他要着力避免被人“告密”，主动规避风险。
像别里科夫这样的告密者，在扭曲变态的沙皇俄国这种专制社会里，可谓比比皆是，他们外表懦弱胆小，内心扭曲变态，是专制社会的寄生虫，一次次的告密行为既是维护其赖以生存的专制社会，又是不断牺牲别人，向强权示好，向统治者献媚。“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告密史”源远流长，一部“告密史”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我所了解的历史典籍中，告密一事最早应该追溯到殷商时期，崇侯虎在商纣王面前进谗言，告诉商纣王，这个西伯侯姬昌收买人心，扩充自身实力，对您很不利啊。商纣王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于是西伯侯被抓起来，唱“铁窗泪”了。
时间往后推移，到了暴戾恣睢的周厉王时期。“告密”就由个人行为发展为国家行为。为了“维稳”，周厉王就想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于是他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
最终，把“告密”作为一项法律规范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提出，则是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向被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商鞅要求“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也就是说，告密和上战场杀敌是一样的，既然告密等同于杀敌，那么，不告密视自然就是叛国降敌了。
另外一位“告密”爱好者则是名垂青史的汉武帝，当时汉武帝发现征收税赋的时候，那些有钱人总是隐瞒实际财产或者收入，以致于财赋征收工作很难开展，于是汉武帝就提出了一个相当牛逼的想法，让老百姓实名举报偷税漏税的富商，举报一经查实，该富商的一半财产归举报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汉武帝地激励之下，西汉王朝出现了一大批“职业爱国者”，他们揭发检举，甚至构陷富商，使得西汉王朝慢慢走上了下坡路。
唐代中期，武则天窃取李唐王朝，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强化了“告密”习气。她甚至昭告天下，告密无论是否属实，均可受到朝廷高度重视，隆重接待。如此一来，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
明清时期，告密之风愈演愈烈，有明一代，特务机关林立，莫说平头百姓，就是混迹于官场的大小官员，每天都是提着脑袋上班，到了清代，更为严苛的管控，更为残忍的文字狱更是能说明这一切。
可以看到，围绕告密文化这条线索，持续了几千年。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发动的结果；纵容与发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统治的不自信；告密的内容虽然有人事与文字之不同，但其本质都是权力斗争等。“告密”特别是亲朋之间的相互告密，致使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堕落，这种以人性为敌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会让人反感、痛恨。
恶心的马屁精
伪君子式的真小人还有一个喜好就是“阿谀奉承”。他们喜欢拍当权者的马屁，对当权者悉心伺候，在权贵面前表现出一副奴才相。而别里科夫就非常完美地展现了这一点。
对于当局允许，开设戏剧俱乐部等，别里科夫总是摇头，低声说：“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对于骑自行车，别里科夫认为“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知允许做这件事，那就做不得。”
别里科夫还指责科瓦连科“穿绣花衬衫出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
这些事本来都十分平常，也不会对别人造成危害。但在别里科夫看来后果却极其严重，信口雌黄，颠倒是非、黑白不分。凡是符合自己价值判断的，或者强权“恩准”的，就是对的。凡是不符合自己价值判断，官方没有明确允许的，就是错误的，就要接受他这种“正人君子”的指责与匡正。这是典型的小人嘴脸。对上像条狗，却希望和他一样的人或者比他社会层级低的人把他看成是狼。
别里科夫在和科瓦连科交涉完毕之后，有这样一段交锋很有意思：
“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科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光明正大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拍马屁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诬陷别人，给别人扣帽子。比如上文中柯瓦连科并没有对上司不尊敬，而别里科夫硬是认为他对上司不尊敬了。这就是诬陷。这种诬陷既可以消灭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又可以在主子面前邀功请赏——毕竟狗粮也是要花钱买的，要让主子看到其存在的价值。没有对主子不利的人和事，那就人为制造一些事端。“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小人们还是很清楚的。
但就是别里科夫这样的真小人，自己却认为是“正人君子”，全城的人都应该像他一样！
投其所好，热衷告密；迷信强权，阿谀奉承；颠倒是非，构陷他人；黑白不分，自视甚高。别人眼里是一条狗，自己认为是一条龙。以人性为敌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式”的真小人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识的小人，远离小人，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最后提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别里科夫是“真小人”，我们这些嘲笑别里科夫的“正人君子”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能比别里科夫强多少？能活的像个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