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第一家美股上市的幼教公司，红黄蓝代表了典型幼教公司的特点：出于教育背景和情怀创办幼儿园、从事多年园长的创始人、一家一家地开直营园、近20年的发展历程。

2. 草莽二十年

在红黄蓝发展的这20年，中国的幼教行业正经历一个草莽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代，为了保证集中所有力量快速建立工业社会，妇女在行政命令的号召下大量离开家庭，政府功能设置模仿了苏联的全能政府，企事业自办园、街道幼儿园和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公办园，成为城市地区的幼儿服务公共设施。80年代，由于每20年左右一次的婴儿潮，全国城市开始了第二轮的幼儿园兴建高潮。但此时庞大且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资源开始为管理者所注意，街道幼儿园开始被清理。

两次超过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兴办幼儿园大潮，实际埋下了幼儿园在此后供过于求的隐患。90年代，大量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政府首先卸下的功能就是捆绑在企事业单位身上的社会机构——学校、医院，市场又开始了一轮对园所资源更大面积的清洗。

同时，对幼儿园进行转制改革，引入民间资金成为政府考虑的方向。1997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首次明确了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态度。接下来的十年，全国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占比从1997年的13%提升到了2007年的60%。日后成为全国或地方幼教龙头的机构，大多在这一时期先后成立。

这一年史燕来和曹赤民的“翻斗乐”刚运营一年，在政策的鼓励下，第二年开始了红黄蓝的前身——亲子园。

清华本科毕业的王红兵似乎早就注意到幼儿园的商机，研发出“幼儿园园长办公系统”，4年后创办了自己的幼教品牌红缨教育，与其他开幼儿园的同行相比，卖园长办公系统和教材，服务于幼儿园的红缨，显得有些另类。

北师大的博士程跃因潜能教育和“万婴跟踪”电视栏目名噪一时，被家长要求创办的金色摇篮幼儿园受到追捧，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将在18年后给他带来8.57亿元的惊人财富。

谢燕川女士创业有成回到厦门，投资千万创办小金星国际幼儿园，这座建筑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占地面积十亩的童话乐园般的幼儿园将在2年后正式开园，多年后她将荣获“中国十大杰出民办教育家”。

40岁的赵春梅已经是幼教理论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承包滨州医学院幼儿园在全国成为典型，北京市教委学前教育处组织近100名幼儿园园长来学习，4年后她将创立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

此时的马荣教育已经创办10年，开始与美国“美中教育服务机构”合作，开创幼儿园故事课程研究，继续引领高端双语幼儿园。

更多的园长和教育从业者开始苏醒，这十年，是中国的民办幼教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2008年以后，入园难问题集中爆发，客观上导致了民办幼儿园及其加盟园的急速扩张。

虽然民办园在发展，但公办园由于政府补贴，其低廉的学费和相对较高的教学保障，仍然是众多普通家庭的首选。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开始进入幼儿园的适龄儿童有42万人，而能提供合规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学位缺口约为17万人，“条子生”成为众多家长面临的问题。

入园难问题的背后是教育主管部门在用一个成型于20年前的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应对着远远超过它管理权限的土地资源、户籍、人口流动等问题。首先是土地供应问题，教育部门设立了幼儿园的软硬件标准，包括独立的场所、独立的室外活动空间等。但随着教育部门的管理职能窄化，在权力范畴内无法保证建园资源的供给，这直接造成了幼儿园土地的供给瓶颈，公办幼儿园的发展迟迟跟不上。其次，规划部门根据户籍人口决定幼儿园兴建数量，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外来务工子女加剧了幼儿园的供给短缺。

在供需失衡的情况下，众多民办园迅速成立，品牌直营园也开始了加盟业务，以满足庞大的幼儿入园需求。2008年-2015年，民办幼儿园数量从8.2万所增长到14.6万所，增加6.4万所，平均每年0.9万所，而同期公办园的数量仅增加3.5万所。这一现象背后，是大量无证幼儿园、无证幼师、非合规园所。而各地主管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满足入园需求，再逐步改善园所状况。即使存在问题的园所，如果强行关闭，大量幼儿无处上学还会造成社会影响。这又为后面的幼儿园安全埋下了隐患。

3. 资本

从生意的角度，我们来看看幼儿园的几个特点：

典型的二三线城市幼儿园，200个孩子，学费1000元/月，一年收入200万；成本主要来自工资、伙食、房租，如果按10个班，每班2教1保共3个老师，教职工约30-40人，工资成本约100万，其他房租、伙食等约60万；税前利润40万左右。正常情况下利润率20-30%，考虑到前期投入大概4-5年收回投资成本。

没有暴利，但是持久稳定，现金流好。先付费后服务的商业模式，不受任何经济周期影响。

场地是核心壁垒，竞争小。由于幼儿园是根据规划兴建，适合幼儿园的场地有限，占据场地资源，基本坐等收钱，且不用宣传营销，也不用担心有竞争对手。（而其他类型教育如K12、早教，都需要宣传营销，且竞争激烈，对手可以在你门前新开一家）

如此理想的商业模式，自然会引来资本的青睐。同时，二胎政策也助推了资本对幼教的追逐。2011年开始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到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即将到来的新生儿大潮更刺激了资本的神经。另一方面，90年代创业的民办幼教集团创始人，年龄普遍到了60岁左右，其子女留学居多，愿意接管幼儿园的并不多，想退休而无人接班的困境，使得被资本收购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默默生长20多年的幼教行业，终于迎来了资本的高光时刻。2015年，在A股投资并购的火热行情下，红缨教育、金色摇篮先后被并入上市公司，从此开启了幼教资产证券化的大潮。上市公司陆续收购了全人教育、江苏童梦、培基教育、徐幼集团、义务启育等，21世纪教育、天立教育、博骏教育、博实乐等先后赴港股、美股上市，多家资本机构开始收购整合幼儿园并准备打包上市。

原本为幼师、园长、渠道商准备的幼教展会，各种投资机构蜂拥而入，“资本论坛”成了最火热的会场。民办幼儿园的创始人们发现，原本每年只有几十万利润的幼儿园，一下子可以卖出10年的收益，稍微成规模的连锁园，居然可以卖到上亿。即使你对资本不熟悉有警惕，也耐不住一波一波西装革履的投资人各种吹风。2015-2017这三年，幼教行业言必称资本，其中有想借助资本促进行业发展的教育人，也不乏想借幼教大炒一把挣快钱的投机客。

资本助涨了人性的贪婪，上市公司和并购基金的狂热也催发了幼教行业的乱象。从《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案的二审到三审，政策监管一直在时代变化和促进教育发展的道路上探索。2018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彻底杜绝了幼儿园的过度逐利行为：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非营利性幼儿园；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但是，新政并没有明确已经上市的民办幼儿园，该如何处置。

4. 虐童

到这里，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虐童的问题了。

首先，虐童不是红黄蓝幼儿园一家特有的问题，是广泛存在于幼教行业的顽疾。在百度搜索“幼儿园虐童”有超过200万条信息，有更严重的虐童事件曾经发生过。而红黄蓝因为上市和品牌效应，承载了公众的愤怒，某个幼师个人的虐童行为被不知情的媒体无限放大，甚至以讹传讹出现了性侵儿童等骇人听闻的故事，造成了股价的暴跌，事实上最终的审判结果是单个幼师的虐童行为。之后红黄蓝立即整改，涉事幼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其他更多的不知名的幼儿园，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可能就不了了之，而我们也不会知晓。

第二，虐童肯定不是幼儿园用来管理儿童的方式，而是幼师个人的情绪发泄。再有情怀有素养的创始人、园长，也只是管理幼儿园经营的角色，与幼儿每天接触的是2教1保的年轻幼师，但这同时暴露了幼儿园管理的缺陷。

第三，虐童不是现在才有的事件，而是长期存在的。如果我们看百度，简直多到触目惊心，只是当前时点虐童事件才被媒体充分暴露，引起广泛关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幼师的虐童现象？

低收入、高压力、低门槛是导致幼师群体问题的主要原因。出现虐童案的上海携程亲子园，幼师的月薪是2-3千，在二三线城市的工资更低。客观说，幼儿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特别是6对以下，意识、自我管理、沟通能力等都很有限，这使得幼儿的服务具备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即使作为家长，也很难时刻保持好脾气，何况是每天、同时面对20多个孩子的幼师。曾有机构对北京市50所不同体制幼儿园的447名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出现明显倦怠倾向的教师达一半以上，集中表现为疲惫不堪(88.5%)、担心出事(86.7%)、焦躁不安(65.9%)，北京地区的幼师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不容乐观。而师资来源更是问题重重，教育部统计，幼师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水平，占总数的56%，另外22%的教师只有高中及以下文凭，而以初中生为招生对象的中专幼师和职高幼师招生线多在普通高中以下。一群学习不好、普通高中升学无望的学生，转身就成为了教师。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幼师的缺口仍达300万。这就导致即使像携程这样大企业的亲子园，也只能招无证的幼师。

低收入、高压力，毕业生不愿从事幼师工作，只能降低幼师门槛——出现幼师虐童事件。所以，严惩红黄蓝、携程，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从提高幼师群体的师资和收入待遇着手。

收入待遇的提高无非两方面，政府补贴和提高学费。目前公办园和普惠园的学费和补贴是政府制定，这对政府财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开支。2017年北京在园儿童41万，北京政府补贴1000元/月/生，按80%普惠则需补贴款30多亿，全国其他地区政府的补贴缺口更大。至于更多的民办园，学费普遍在1000-2000元/月，虽然是自主定价但实际也受到限制，学费提高的空间有限，且增加的收入有多少会用于师资，仍然是个问题。

而最新的民促法要求普惠园占80%，意味着有7成的民办园将被改造成普惠园，减轻了家长负担，也抑制了资本的过度逐利，但是对政府是更大的负担，同时有大量偏高端幼儿园将被普惠化改造，带来新的问题。如某二线城市的高端幼儿园，由于被划入普惠园，学费由5000元降为700元左右，虽然普惠园有政府补贴，但远远不足以覆盖高端园的成本，园所只能消减成本，而最大的成本是师资，学费虽然便宜了，但家长很担忧教学质量。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幼儿园的利润空间被急剧压缩后，民间投资幼儿园的意愿降低，经营者没有动力和资金提升教学质量，收入被限制，只能去降低成本，导致师资投入进一步降低。

为了解决虐童问题，在提高师资水平和收入待遇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5. 路在何方？

2018年11月，国务院发布监管新政，彻底断绝了幼儿园资产的上市之路，也针对行业做了很多规划：优化布局，提高公办园和普惠园的占比；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包括保障优势地位和待遇、完善培养体系、严格教师管理）；完善监管体系等。

幼儿园从轰轰烈烈的“资本”热潮中逐渐冷静下来。

在经历了充满风波的一年后，红黄蓝的净利润由2017年的710万美元转向2018年的亏损180万美元。2019年2月，红黄蓝宣布更名为“GEH Education”，最新的业务也正在向0-6岁的学前一体化教育布局，2B服务和素质教育成为重点方向。

中国的幼教行业，也正在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最新民促法和《意见》的出台，限制的是过度逐利的资本和不规范的园所运营，而对于具有庞大需求基础的幼教行业而言，民营机构在面临挑战的同时，新的机遇也在不断涌现，“需求导向和政策鼓励”应当是重点探索方向。

80%的普惠园对应广袤的园所服务市场。目前全国幼儿园数量约27万家，未来80%的普惠园即21万家，政策明确支持“与民办学校签订协议，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其承担相应教育任务，且政府拨付相应经费”。红黄蓝相关负责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将重点服务于普惠园。最近的投资市场上，服务园所的项目依然很受关注，如专注于直播双师课堂的联邦在线。

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政策和家长的重视。在幼教的校内教育受到政策多项限制的同时，校外教育愈发丰富，特别是以STEAM为主的素质教育。而在强调个性化教育的现阶段，素质教育被寄予厚望。红黄蓝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拓展了艺术培训、体育/体能培训、国学、英语培训等。

小而美的高端营利型幼儿园仍然供不应求。随着需求分化，部分家长对高端幼儿园的需求仍在增长，投资回报率高。但20%营利型幼儿园中的高端园，由于商业用地和特殊区位限制，很难复制扩张。例如北京国贸某高端幼儿园，月收费超过1万元，家长需要提前一年排队报名。

“教育的本质是激发，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追逐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时代发展中，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教育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行业和公司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政府、投资机构、经营者和家庭的相互激发，才能推动幼教行业不断成熟和进步。

(本文作者：信口说。作者曾任职于和君资本，参与多起教育行业投资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