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与此同时，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主要特点的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是，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当时文化革命的含义是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提出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工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果既能保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状态，又能保持科学冷静的头脑，尊重客观规律，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可以顺利发展的。但是，由于这条总路线是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订的，忽视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扩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存在严重缺陷。在宣传和经济工作中实际上又片面地强调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1958年上半年，党中央召研一系列会议，为“大跃进”做了进一步准备。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在成都会议上，党以很大的精力集中讨论经济问题，制定了40多个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注意兴办为农业服务和为大工业服务的新企业，发展县、乡社办工业。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

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鼓动“大跃进”的气氛下，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理论观点不断提出，各地区、各部门的原定计划指标一再被突破。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时，全面“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这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其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计划指标和缩短完成时间。

在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引发严重的浮夸风。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虛报农业亩产量，通过“并田”造假，竞放高产“卫星”。

在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以至3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并发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会后，为了在余下4个月的时间里（前8个月只生产钢400万吨）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9000多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几百万座小土高炉、小土焦炉，降低生产标准，用土法炼铁炼钢，甚至把家庭做饭用的铁锅和其他铁器砸碎，用作炼铁炼钢原料。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电力、煤炭、运输、文教等部门掀起“全民大办”，形成所谓“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甚至科学研究、写诗作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经过几个月蛮干，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占用，当年粮食等主要农作物“丰产不丰收”，人民生活开始发生严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