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优实采访截图

在《日本时报》的一条视频中，石川说，一名劳工部官员声称，这项运动使他第一次意识到高跟鞋对女性来说是痛苦的。此外，2019年6月，在东京举行的一项活动让男性有机会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展示出它们穿起来多么不舒服，以及它们对女性的脚造成的压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日本研究教授Ayako Kano认为，强调长时间穿着高跟鞋的健康问题可能有利于这场运动。“禁止着装要求的法律是否可以通过？也许可以——如果对妇女健康的负面影响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Kano在电子邮件中表示：“如果努力让它成为一个公共健康问题（就像在工作场所吸烟），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变化。”

石川用两点来总结强制性高跟鞋着装的问题。首先，对于做同样工作而性别不同的人，对性别和着装规范的强调具有不必要的优先性。其次，虽然穿高跟鞋被认为是合适而有礼貌的，但礼仪不应高于工作效率和女性的健康。石川经常被拍到穿着华丽的连衣裙和飘逸的裙子搭配运动鞋——一种反抗社会规则的方式。

Kano也是“性别、性倾向及女性研究项目”的核心成员，随着更多日本女性穿上运动鞋来展示她们对这一政策的愤怒，她看到了这项运动可能性。“它可以利用更广泛的趋向，识别出服饰规范中传统和文化习俗对效率和舒适度的要求，”Kano说，“我们看到其中一些是修改校服的努力（冬天允许女孩穿裤子或一般化的较少性别特点的制服）……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站立或走动，就应该允许穿舒适健康的鞋子。”

不是每个人都认可石川发起的运动。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认为，女性不穿高跟鞋是不合适的。在一次议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说，女性在工作场所穿高跟鞋是“必要且合理的”。

根据Kano的说法，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日本，女权主义的一些观念一直是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越来越重视工作场所的平等。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认真进行女权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活动。1975年和1990年代中期举行的国际会议，帮助日本的积极人士更多地了解如何推动女权主义，以及让问题更加主流化。她们使用了普渡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夏·博林所描述的“杠杆政治”，即“倡议人能够与政治领导人合作，将长期接受或忽视的做法转变成无法反对的议题”，因此，对妇女的虐待和歧视被认为是人权问题。

防止性别歧视的法律和理事会在日本已存在至少30年。《育儿假法》（1992年）、《护理保险法》（1997年）和《性别平等社会基本法》（1999年）都旨在帮助妇女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此外，《平等就业机会法》（EEOL）有几个版本，始于1986年，并持续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EEOL已通过，招聘列表经常（非法）指定对男性的偏好。例如，如果会计师职位空缺，雇主可以在广告中写下他们想要一名男会计师。

“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平等就业机会法》禁止对男性和女性采取不平等待遇，但这是一项薄弱的法律，导致了企业创建分开的岗位将区别对待合理化，”Kano说，“缺乏雇佣女性进入管理岗位、指导和提升女性的动力。这部分是因为人们认为女性一旦生了孩子就会辞掉工作。”

#KuToo宣传海报

社会期望为日本女性创造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经常迫使她们在家庭看护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一个女人选择工作，她可能会放弃结婚和生育，这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日本的出生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自由民主党成员Kanji Kato说，他鼓励新婚夫妇至少生三个孩子。日本前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在2007年表示，女性是“生育机器”，生孩子是她们的“公共职责”。

Kano说：“在一个对全职工作者的期望非常高、对妻子和母亲的期望也很高的社会中，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是一项重大挑战。”

另一方面，如果女性结婚生子，社会会期待她们成为老年亲属和孩子的照顾者，从而放弃职业生涯的轨迹，也许会进入ippanshoku（一般职位），这种工作属于传统的，往往是刻板印象的性别角色。当然，这些职位往往受到高度重视，往往比全职专业工作更受尊重。在日本，当一名妇女结婚时，普遍来说，她将在经济上依赖丈夫。

“现在，女性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难以获得生存工资，”Kano说，“税收制度、保险制度、养老金制度等是为女性结婚、丈夫赚取家用资费的结构设计的。这些系统不是为女性保持单身或经济独立而设计的。随着婚姻率迅速下降，这对女性来说是个大问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制定了“女性经济学”政策，Kano在她的文章《妇女经济学和杂技：为什么日本女权主义者对女性主义国家政策持怀疑态度》中将其定义为“推动女性劳动生产，也推动国家生育率的国家政策……一项推动女性向领导地位晋升的新法律”。虽然女性经济学旨在鼓励和赋予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的权力，但Kano认为它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事实上，它创造了更多针对性别的工作，被称为“非常规职位”。

“她们通常参与全职工作，但没有全部福利，也没有工作保障，”Kano说，“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文职人员’职位已被转变为‘非常规’职位，因此女性的就业状况更糟了。”根据Kano的文章，截至2018年，在日本，超过50％的就业女性从事非常规工作。

此外，Kano写道，安倍只是将女性经济学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增加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鼓励妇女提高生育率，提高日本的国际排名——而不是真正支持女性。他甚至建议将育儿假增加到三年而不是一年半，以迫使妇女放弃劳动。安倍避免使用“女权主义”、“性别”和“平等”等词语，而是用“男女共同参与和计划”及“活跃的贡献”等含糊不清的词语来取而代之。

Kano写道：“妇女经济学似乎是一项旨在让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工作的政策，无论是在家庭内外。”该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二零三零”，即宣布到2020年，30％的领导职位将由女性担任。为鼓励更多企业雇用女性，《女性活跃推进法》（2015年）评估了雇主赋予妇女权力的能力。但是日本的许多人都怀疑这个解决方案。Kano提到了两位日本政客，他们非常直白，要求女性不要担任领导职位。江口克彦说，女性担任领导职务会引起更多的性骚扰诉讼。井上义行认为性别不应该高于技能。

最终，“二零三零”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此新的目标是让7％的女性担任政府领导职位，5％担任私营部门职位。

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有针对女性着装要求问题的国家。2017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菲律宾通过法律，禁止公司强迫女性穿高跟鞋。2016年，由于没穿高跟鞋，妮可拉·索普当天的工作没有拿到薪酬，随后就被解雇，此事引发了整个英格兰的愤怒。法国2015年戛纳电影节上，因为几名女性没有穿上高跟鞋，她们被禁止进入会场。在次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有一些女性穿着运动鞋甚至赤脚来反抗这一规则。最近，在2019年7月，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法律禁止在工作场所和学校中发型歧视的州。洛杉矶参议员霍莉·米切尔创立了这项法律，因为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希望其他黑人能够随意将头发弄成辫子、卷发和长发绺，而不会受到歧视。

石川将继续谈论不公平的着装规范，因为她相信谈论它会提高公众的认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女性经历的事情。在东京的一场男人试穿高跟鞋的集会上，她说：“如果你认为某些事情是不对的，那么我认为谈论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翻译：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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