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

第三阶段（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

第四阶段（2014年-2020年）：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

第五阶段（2021年至今）：生育支持阶段，“放开三胎”，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自放开三孩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政策，包括提供生育补贴、完善生育保险、个税减免、产假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重点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全国层面看，2023年8月，全国层面出台了减轻育儿和养老负担的税收减免政策，将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扣除标准从10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子女教育的扣除标准从10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赡养老人标准从2000元/月提高到3000元/月。提高育儿和养老的个税抵扣额度，能够切实减轻家庭育儿养老负担。地方层面看，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目前有三十多个省级以上单位出台了生育和育儿补贴政策，其中浙江省和湖北省为政策出台密集区域，分别有6个和5个省内地区出台相关政策。目前看，生育和育儿补贴政策力度有待提升、落实情况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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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情况：生育率低迷，年轻人生育意愿低，

育龄妇女规模下滑，出生人口连续下滑

2.1 生育率：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0年跌破1.3，2023年降至约1.02，不足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第二。

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2021年1.15，2022年约1.05，2023年约1.02（按照出生人口902万计算）。

终身生育率下降，1946年和1970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分别为2.81和1.61。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46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2.81，1950年出生的女性降至2.48、1960年降至1.85、1970年降至1.61。此外，女性终身不孕率提升。根据2023年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提到的数据，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

世代生育意愿下降，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1.48个。

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2017、2019、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3、1.76、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在全球靠前。根据联合国数据，1950-2021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2.9降至1.7，日本从3.7降至1.3，印度从5.7降至2.0，小于中国从4.3到1.15的降幅。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持续走低、2010-2022年从0.9降至0.6，全面二孩政策消退、2017-2022年从0.9降至0.3，三孩政策效果尚未显现。

2）分年龄段看，20-24岁妇女生育率降幅最大，主力育龄妇女为25-29岁，2022年该年龄段生育率为81.2‰。

3）分教育水平看，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差距收窄。

4）分区域看，黔桂藏生育率最高，京沪津、黑吉辽生育率垫底，各地总和生育率差距明显缩小。

5）分城乡看，乡村生育率高于城市，但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

2.2 育龄妇女：婴儿潮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90后渐成生育主力

育龄妇女已见顶回落，2013-2022年主力育龄妇女年均减少约352.7万人。生育主力出生在1987-1995年，一孩生育主力出生在1989-1997年，90后逐渐成为生育主力。随着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育龄妇女进入快速减少期，2030年、2050年主力育龄妇女较2022年分别减少17.4%、37.4%。

2.3 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

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可能会有小幅反弹，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间积压的生育计划逐渐释放；2）2023年结婚对数有所增长，根据民政部数据，2023年三季度结婚登记569万对，同比增加24.5万对；3）龙有吉祥寓意，龙年存在生育小高峰。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较难扭转。

分孩次看，一孩出生数占比已经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数量遥遥领先，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介于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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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生？

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3.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我们提出一个生育行为动力模型，将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分为政策效应、进度效应、不孕效应、意愿生育、非意愿生育，其中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影响生育基础，生育意愿受生育成本、收益、性别偏好等影响，非意愿生育主要受避孕节育技术的影响，现代社会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以及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非意愿生育明显下降。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

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

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

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3.2 进度效应：晚婚晚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难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连续9年回落，离婚率攀升；晚婚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

2）晚育现象日益突出，200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3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从25.8岁推迟至29.7岁。

3）因男女比例失衡、城市高房价、农村高彩礼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城市“剩女”和农村“剩男”规模快速增加，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3.3 不孕效应：不孕不育削弱生育能力

一般而言，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受精等方法使得不孕不育问题得到部分对冲。目前治疗不孕不育成功率能达到40%-60%。但是考虑到价格、成功率等因素，部分辅助生殖的需求无法释放。

3.4 成本效应：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家庭义务教育负担重、生育时间成本高，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生育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高，直接导致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下降。

1）生育成本全球前列，沪京浙生育成本高，挤压生育意愿。

育娲人口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显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8万元。分区域看，上海平均养育成本最高，达101万元；北京紧跟其后，平均养育成本近93.6万。

通过对比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估算中国抚养成本/人均GDP为6.3，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2）女性就业不平等，就业权益保障不足，生育机会成本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22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1%，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3%，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6.5%、51.9%、54.0%、24.0%。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目前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根据OECD数据，2021年OECD国家平均性别工资差距12%，其中韩国、日本、美国、法国分别为31.1%、22.1%、16.9%、11.8%。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中国城镇就业人群性别薪资差距为22.9%，这在OECD国家处于前列。

3）普惠托儿所奇缺，家庭义务教育负担重，生育时间成本高。

4)房价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3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50.3%；北上广深房价收入比全球前列，房贷压力高。

第一，我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的托幼服务，家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照看孩子。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报告2022》，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缺口非常大，而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2.7%。相比来说，中国现有的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托幼服务严重不足。

第二，教育内卷，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大。根据育娲人口估算，中国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6%，在OECD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支出却并不低，为了能够挤入录取率只有60%的普通高中，学生与家长均在付出高昂的金钱与时间成本。根据OECD数据，京沪江浙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超高学习市场虽然换来了更好成绩，但是学生身心健康方面却大打折扣。

4)房价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3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50.3%；北上广深房价收入比全球前列，房贷压力高。

5）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

随着00后进入婚育阶段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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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4.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随着人口转变、家庭模式变化，西方国家的家庭福利政策目标逐渐向注重生育支持转变。

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较早、支持体系完善、支持力度较高，近年总和生育率回升且一直维持在1.6以上；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1990年代开始发展家庭政策、促进夫妇平等、保障女性就业、提高经济补贴，总和生育率从1.3以下回升至1.6左右；

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生育支持力度不足、传统家庭模式固化，总和生育率降至在1.3以下。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产假、提高经济补贴（现金、税收减免）、提供托幼服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等四个方面。

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生育支持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完善休假制度。完善男女共担育儿假能够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有助于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差距。

第二，提供经济补贴，2019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重约2.29%，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正相关性。

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20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36%，入托率越高、生育率越高。

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缩小职场性别歧视。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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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减轻生养育孩子负担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

短期有助于扩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一举多得。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近日“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发布了《2024年中国生育报告》，报告中指出，当下我国生育率低迷，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育龄妇女规模下滑，婴儿潮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90后渐成生育主力。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滑，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

来源：泽平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