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分离，原本就是一场意外。

但“五月太阳”至少照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乌拉圭。

乌拉圭人自居为东岸，但是并不存在与之相应的“西岸”这么一个概念。就像巴塔哥尼亚的沙漠被称为“南方”却无人使用“北方”称呼潘帕斯，“东岸”和“南方”都是相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产生的，就像汉语中的“东北”是相对“中原”而非“西南”存在的一样。

被巴西帝国统治时，乌拉圭曾被称做西斯普拉汀省（Cisplatina），意思是“此岸”。独立之后，乌拉圭人对“此岸”深恶痛绝，却欣然自称“东岸”，这已经表明了态度。

19世纪上半叶的乌拉圭，心和阿根廷是一条边的。

正如博尔赫斯所说，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历史就像麻绳一样拧在一起。特别是在早期历史当中，这两个国家形同一个国家，人的流动、事件影响的扩散都完全不受边界局限。

1816年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时，东岸是新国家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和独立战争后西语美洲的几乎所有地区一样，东岸也被一伙地方豪强（考迪罗）支配，东岸考迪罗的头领是在独立战争中崛起的何塞.阿蒂加斯。

独立后的拉普拉塔联合省陷入了考迪罗混战当中，考迪罗们基于各自利益大致形成了两派，并加入了政党，即联邦党和中央集权党。前者主张地方自治平权，后者要求外省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统一指挥。

东岸人的天然立场在联邦党一侧。蒙得维的亚是仅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大城市，布港最大的贸易竞争者，也是首都霸权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在1819年前的阿根廷内战当中，阿蒂加斯领导的东岸省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对面，是地方主义势力的核心。

也就是说，1810年代东岸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对抗是由央地矛盾而非国家意识造成的，这是一场地方和首都的战争，而非乌拉圭和阿根廷的战争。

但是，1819年外部势力的干涉让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葡属巴西利用拉普拉塔联合省的内战，趁机发动入侵打败阿蒂加斯，吞并了东岸。

巴西人把控制亚马孙和巴拉那两条大河的航运权视为命运攸关的基本国策。而巴拉那河出海口完全掌握在西班牙人（后来是阿根廷人）手里，这让巴西人十分忧虑，因为巴西西部内陆和沿海省份的交通被山地阻隔，形同飞地，因此巴拉那河航运不仅影响贸易利益，还直接影响巴西的边界安全。

东岸遭到吞并后，一批当地精英流亡到阿根廷，继续组织对巴西人的反抗。1822年巴西独立后，新生的巴西帝国并没有放松对东岸的控制，还鼓励南方庄园主向西斯普拉汀省移民。

1825年，在阿根廷的支持下，一伙东岸起义者偷偷渡过巴拉那河，在东岸募集了数千人的武装，又到蒙得维的亚组织了议会，宣布东岸独立，并要求加入拉普拉塔联合省。阿根廷随即批准，而巴西不得不因此对阿根廷宣战，战争就此爆发。

战争持续了三年。1828年，海外利益受到损害的英国要求精疲力竭的战争双方坐到谈判桌前，彻底解决这场争端。巴西和阿根廷都承认英国的调解权威，因为英国是当时的第一强国，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南美洲的经济宗主国。

英国给出了一个和稀泥方案：既然巴西和阿根廷都不希望对方控制东岸，那么干脆就让东岸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方案也最有利于英国，外交部不希望看到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只存在两个国家。

阿根廷和巴西对这个方案当然都不满意，但英国人告诫他们，天长日久的战争已经拖垮了他们脆弱的财政系统，而且拒绝妥协的一方恐怕会失去英国的惠顾，最终要面对更不利的结果。

于是，1828年巴西和阿根廷签订和平条约，结束了战争。东岸省突然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名叫乌拉圭。这是南美人未曾设想的结局。

乌拉圭独立时，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慌乱状态，在过去三年当中，东岸人一直打着阿根廷的旗帜，穿着阿根廷的军服，东岸的军人和官员们都受阿根廷任命。为此，东岸人不得不紧急制作了国旗和国徽，并且组建了一套独立的政府班子，以示英国的决议已经得到执行。

讽刺的是，制宪会议推举的第一任总统何塞.隆多当时还在阿根廷政府担任公职，无法第一时间转变成乌拉圭人。议会只好任命华金.苏亚雷斯为临时总统，也就是那个选定国旗方案的人。

乌拉圭从天而降，但东岸并没有成为历史。

新生的乌拉圭国家依然和阿根廷同呼吸共命运，士兵和高乔牧民也对两国边界视若无睹。1839年，乌拉圭爆发白党和红党之间的内战，这场战争和阿根廷罗萨斯政权-反罗萨斯派系之间的冲突合并起来，史称拉普拉塔“大战”。这场战争中两国国界形同虚设，如同一国之内战。

1853年，“大战”以红党和反罗萨斯派系的胜利告终，但是两国并不具备重新合并的条件。巴西在乌拉圭政坛扶持了自己的势力，还有大量说葡萄牙语的移民生活在乌拉圭北部。如果红党政府想要“回归”阿根廷，就得面对政敌颠覆、英国干涉、巴西夺取北方领土这三重风险。

1870年，巴拉圭战争结束之际，乌拉圭有过一次并入阿根廷的机会。如果巴西想要吞并战败的巴拉圭，就必须允许乌拉圭和阿根廷合并。但是权衡利弊之后，巴西放弃了这个方案。

巴拉圭战争结束后，南锥体政治格局趋于稳定，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也进入了农产品出口经济快速扩张，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的时期，边界争端被搁置下来。

与此同时，19世纪末的乌拉圭也逐渐塑造了自己的国家意识。长期执政的红党军人们利用繁荣的畜牧业重整了国家的财政基础和社会组织，并且推行现代教育同化了北方的葡语人口。

20世纪到来之时，有“南美小瑞士”之称，开启巴特列改革的乌拉圭已经不再考虑和阿根廷合并的可能。新兴的民族主义开始宣称乌拉圭是南美洲最白（即最优越）的国家，还把乌拉圭国家意识追溯到阿蒂加斯乃至殖民地时期。

后续的民族主义者则庆幸乌拉圭躲开了阿根廷的激进政治和经济衰退，足球世界杯的成就也给民族主义打了一针强心剂。乌拉圭独立的时间越长，国家意识就越加牢不可破。

但是明眼人都清楚，从阿根廷分离出来的乌拉圭就和1903年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的巴拿马一样，都是地方主义在列强干涉下催化出来的国家，其“自古以来”全靠后世建构。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作者、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则直言，如果没有列强的存在，“我根本看不出阿根廷和乌拉圭分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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