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来自“有熊部落”

【汉军的强大离不开地方小共同体提供的优质兵源】

这些小共同体迅速成为了“强汉”的支柱力量。

众所周知，在宋代以前中国主要实施义务兵制度，青年男子平时务农，战时拿起武器，奔赴战场。这在古代非常常见，因为生产力落后的关系，导致青壮年不能过长时间地立刻自己的田地，不然国家就有灾荒的危险。

无法脱产意味着无法保证固定的训练量，在今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随便一本民兵手册能做到的要求，在当时却只有极少数精锐才有可能办到。这就对士兵本身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而来自小共同体的士兵们本身就是弓马娴熟之人，同乡之间又有默契，能减少了磨合时间。汉王朝又在各个郡县建立了庞大的武备库，只需要等征召兵们一到，拿起武器穿上甲胄，立刻就能执行作战任务。而这个是之前的秦朝无法做到的，也是汉军能“封狼居胥”的根本原因。

【仅仅是东海郡一地的武备库，就能装备齐汉朝所有的边防军】

而汉朝采取经济单向流通的政策，导致天下财富大量集中于西北近畿，准确地说关中地区。这就让关中地区的小共同体们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丰厚的资源配置，进一步让汉代关中部队也较其他地区更为善战。凭借着他们，汉朝建都长安后，国都从未失陷于外族，哪怕是匈奴人也仅仅是在带路党的帮助下杀死了个把郡守，却连长安的边都没办法摸到。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到了唐代情况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汉末魏晋时期关中地区，迁入了大量内亚部族，导致整个西北地区从血缘到制度到文化都被改变了。就拿传统的耕战部队来说，关中地区的府兵制式装备是长矛和弓箭，这是非常典型的内亚征召兵的装备与中原旧有农兵制度的结合。更不提初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有着浓郁的鲜卑血统，更让唐朝的统治镀上了一层内亚色彩。

【唐朝和内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西北地区凭借着临近首都的政治优势和地理位置上靠近内亚腹地的自然优势，吸收了大量来自内亚的技术和财富，拥有了凌驾于东北地区之上的军事力量。

不过，一个地方只拥有财富和先进的技术，而没有对手的话，结局只能是北宋靖康之变。而唐朝西北方向的军事压力起到的所谓“鲶鱼效应”也让唐王朝居安思危，避免了这种结局。唐代的边患，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其中以西北最为紧张。为此，十节度之中，六节度用来防御西北边防。设置安西、北庭作为唐代边防的第一条国防线，以巩固西域，设置河西、陇右对付西北的吐谷浑、吐藩，而朔方、河东互为犄角，以防御来自北方突厥和后来代之而起的回纥诸部的威胁。

【唐代西北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也有着最强敌人】

和东北地区一样，西北军队也有着大量的外族战士，安史之乱前，几乎所有统军将领都是胡人。但和东北不同，西北地区的外族将领大多对唐朝保持着忠诚，这就导致他们和毅然反叛的东北军队有着宿命的对决。当安禄山带着契丹、奚、东北汉人组成的十五万叛军挥师长安的时候，挡在他们面前的是高仙芝和哥舒翰的西北军队。可惜，当时中央的政局已经腐败，哥舒翰病重之体被迫出战，被俘身死；高仙芝更是因为莫须有的贪腐罪名枉死，长安因而失陷。

【长安沦陷并非西北军队不敌东北，而是政治局势的烂摊子蔓延到军事上】

之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任命西北军出身的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其率朔方军东讨。从此，以朔方军为首的唐军主力与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势力的战争正式拉开。在这场持续八年之久的平叛战争中，朔方军功绩实居第一。根据《资治通鉴》以及新、旧《唐书》的记载，平叛战争中，朔方军约杀贼二十余万人，俘虏三万余，溺死千余人。正如郭子仪所说：“先帝仗朔方之众，庆绪奔亡。”肃宗自己也对郭子仪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至德元载三月七日，肃宗下诏慰喻朔方将士。到兴元元年，德宗在诏书中仍声称：“朔方将士，尝立大功。子仪再收京城，咸是此军之效。”将平定安史之乱的首功归于朔方军，确属极是。

【虽然开战初期被糜烂的政治局势所拖累，但是真正的强者不会去抱怨几个小人】

除了西北代表朔方军外，来自西北的内亚部族作为外援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回纥骑兵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将东北叛军打出了骑兵恐惧症，要知道东北军中的契丹人可是不少，在骑兵战中回纥骑兵却能将其击败，已经从侧面印证了他们的骑战水平相对东北军而言更高一筹了。为了拉拢这股东亚地区排名第一的骑兵力量，唐肃宗许下诺言，让回纥骑兵掠夺首都的女子和财帛，后来更是将嫡亲公主送给回纥人和亲，要知道这是过去突厥人都没有的待遇。

【唐朝是所有中国王朝里最喜欢中亚雇佣军的一个】

但是，早年的愚蠢政策也付出了代价，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过去的权威，到了晚唐藩镇们更是动不动就依仗手中的军队欺负中央。为了平衡国内汉人的藩镇，唐朝决定再次引进西北的内亚部族，这一次被选中的是沙陀人。作为突厥人的一支，沙陀人有着仿佛与生俱来的骑射本领，又出生在西域这种被三大文明圈冲突的地方（印度、中国、波斯），学会了使用具装骑兵。唐人评价沙陀人有着在吐蕃人之上的骑射功夫，而从庞勋之乱开始，沙陀骑兵穿着重甲拿着铁锤和马朔冲击敌阵的英姿给中原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了五代乱世，沙陀人的武力优势真正地体现了出来，朱温虽然在理论上有着更为丰厚的资源，但是却无法奈何用中亚兄弟会维系的后唐。（注：大量认干儿子是中亚兄弟会的形式，沙陀人则来自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东南到天山山脉东部的巴里坤一带）

其实不只是回纥、沙陀这种外来部队，唐朝自己的朔方军、安西军就有大量来自内亚的战士或者技术装备

面对崛起的辽国，五千以沙陀人为核心的骑兵在大草原上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决，从正面将其击败，唱响了了大唐西军的挽歌。

可惜，李存瑁作为一个沙陀人真当自己姓李了，没有采取类似满清的做法（详见《为何自古以来东北人显得特别能打？》）去保持本部族军队的战斗力，加上战争的损耗，到了北宋已经看不到沙陀骑兵的身姿了。

结语

现在我们能回答上一期的问题了，西北人才是古代最能打的。

不过，这里有个前提：就是维持西北汉人小共同体的活力和中亚高军事冲突地区输入的军事组织方式和军事技术、武器装备。

从大唐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有着游牧民族骑射功夫的西北部族，配备了来自比西域更西边的技术后，可以在骑兵对决中击败来自东北的契丹和奚人，如果对上没有优质骑兵的南方部队，那更是一边倒的屠杀。更难得可贵的是，相比只能拉出女真人充当战绩的东北，西北汉人还有汉和唐（府兵崩坏前）的关中征召兵（秦汉传统军事力量）作为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