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强学霸家族：“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海口c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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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双涛园群童”，摄于日本横滨。

前排：梁思成（左一）、梁思庄（左二）、梁思忠（右二）、梁思永（右一）后排：梁思顺（左二）孩子们都入乡随俗，穿着和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供图）

在梁启超这里，现代教育与传统观念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结合，统一于修身为本。

“（你们）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

对于做父亲，梁启超相当有自信。

1927年的夏夜，院子里和帐中的蚊子成群结对，天下大乱与它们无关，它们只想吃一顿饱餐。此时，梁启超身体已不再健朗，子女们正处于择业的节点，不能再拖了。

“一个多月没有写信，只怕把你们急坏了……”梁启超提起笔。

他在信中唏嘘康有为家教子“八塌糊涂”，女婿负债，两位世兄“活是两个大傻子”，两位小姐，只能被女婿摆弄。“像南海先生（康有为）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

在信中，他挨个跟子女们谈学问，选专业，生活如何，身体是否康健。这是身为父亲的梁启超，一直在做的。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出身广东山村寒门，但自他开始，满门俊秀。梁启超共有子女九人，其中有三位院士，分别是建筑、考古、火箭专家，还有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图书馆学者……他们均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翘楚，中流砥柱。

他们没有仰仗父亲的名声，“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即便学贯中西，但也没有一个人留在国外。学成归来后，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报效国家。

一个不含蓄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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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生活中的梁启超，从不吝啬表达父爱。他在信中会称思顺和思庄为“大宝贝”和“小宝贝”，“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指思成和思永）”，梁思礼是“老白鼻（baby）”。思念凶猛时，他也从不掩饰，“我的宝贝思顺，我不是不想你，却是没有工夫想。”

梁启超酷爱写家信，据统计，他写给子女们的书信几乎占到了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

梁启超致孩子们书信手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供图）

时代的万千变化，家庭的柴米油盐，情感的颠沛豁达都被梁启超写到了信中。

1924年后，梁家五个子女在国外，梁启超收不到信时，焦急难耐，收到后，又立刻欢喜得手舞足蹈。

或许是受年幼的思忠和思庄影响，梁启超经常在给思顺的信中模仿孩子们的话打趣。

“前几天，天天记挂你，打电问你，回电来了后，便接连得你好几封信，快活极了（却还没有一封给我的，可恶，可恶）。”“你们这些孩子们，实在难搀，一个个长大了，越发成群结党来打老子主意了，你当老姊姊的都不管管他们吗？”

即便自己忙得脚不着地，他也会盯着孩子们学习，会抽空带子女们出去游玩——游乐场、赛马场、听歌剧。

在讲演结束的暑假，梁启超总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坐汽车兜风，思忠和思庄也总缠着他去北戴河游玩。梁启超带孩子们登莲蓬山，到鸽子窝看日出，去南天门观海，整修庭院……梁启超格外喜欢北戴河，那里是梁家最悠闲的夏日乐园。

梁启超与梁思忠泳装合影于北戴河。这是梁启超在北戴河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不久梁思忠即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供图）

梁启超的一项教育原则是褒大于贬，鼓励为主。给孩子们的奖品，大多都是他亲手写的对联或诗词等。梁启超根据谢国桢给孩子们的评分，给孩子们奖励。思忠额外获得了两个字幅：用篆书写的“慎独”，用隶书写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但涉及大事时，即使是他最爱的思顺犯错误，梁启超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

当思顺为丈夫周希哲工作调动一筹莫展时，梁启超毫不留情地批评，“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困苦中磨练身心。

对于周希哲的工作，梁启超也曾为思顺提过建议，称他愿意去外交部就职也可以，但“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当周希哲在外交部的工作受党争影响时，梁启超还在给思顺的信中开导，“凡为社会任事之人，必受风波。吾数十年，日在风波中生活”。

梁启超把儿女当成朋友一样平等对待。除了关心儿女的事，他也花费大量的笔墨记述自己的近况和所思所想，与他们交流。

1927年，梁启超的小儿子思同患流行性肺炎病逝，稍大一点的思礼也因肺炎连日发烧，差点没命。梁启超着急到五天内给海外的孩子们写了三封信。当时时局动乱，连年兵灾，北京，天津和武汉都没有安稳的地方。

梁启超在信中讲了很多悲观的话，“也许我现在就要亡命去了”。但在信的结尾，他告诉孩子们，“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讲演，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谅来你们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替我担忧。”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梁启超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挚友，他非常喜欢林徽因。但他也明确告诉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事得由他们自己做决定。

当林长民被奉系军阀袭击身亡后，梁启超第一时间写信给梁思成，告诉他要镇定，好好安慰林徽因，在天下动乱之时，“只好随遇而安罢了”“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当时梁启超的境况也不容乐观，但还是揽下了林徽因的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结婚典礼在加拿大总领事馆完成，“东方式”的结婚礼服，中西结合的婚礼。他们能成婚，是梁启超“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梁启超送给新人两个祝福，一是注意身体健康，二是互相体贴，一起成长。

梁启超还精心为他们安排了欧洲的蜜月旅行，他们在那些充满欧洲文化的建筑旁照相、画素描、写日记，那次蜜月之旅也为二人在建筑史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重要的根基。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主义做根柢。”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中阐释自己的趣味观。

“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只有个0了。”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

尽管梁家子女众多，梁启超没有忽视任何一个孩子的现代教育，对每个人都有具体的指导。他常常购买旧书、字画，既自己读赏，也当做礼物送给孩子们，在文化和审美方面对他们进行引导。

梁启超在天津时，家中有个习惯：每晚六点半，全家都要围坐在大圆桌前，听他天南地北地讲。梁思成曾向女儿梁再冰回忆，孩子们匆匆吃过晚饭后，父母慢吞吞地饮酒。梁启超总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人物传记、史哲、文学、国学……

1924年后，只有思达、思懿、思宁还在梁启超身边。事务繁忙的梁启超就请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做家教，课程的内容涵盖国学、史学、书法等。课堂就在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中。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

这成为了思忠之后的处世之道和立身之基。

梁启超回国后一年，思顺为了早日与父亲团聚，在几个月内学习了两三年的课程，从而生病了。梁启超很担心女儿的健康，连续几封信都嘱咐她对于学校“知识性”功课，理解比死记硬背更重要。

等子女们长大后，纷纷越洋留学。梁启超多次嘱咐思成，所学专业不要太“专门”，生活不能变得单调，这样会容易厌倦，厌倦就会苦恼，容易滑向“堕落之根源”。梁启超更是现身说法，说自己能够永久保持不厌倦的精神，就是因为能保持丰富有趣的生活。

1906年，梁启超与梁思顺（右一)、梁思成（左一）、梁思永（右二）摄于日本东京

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时，除了学业优异，音体美样样精通。他曾任清华管乐队队长兼第一小号手。他也曾是体育大师马约翰的爱将，跳高获过校运会第一名，还是个足球健将。

梁启超也建议思庄，“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

在子女面临选择时，他只是以父亲的经验分析学科的发展，提建议，从不干涉他们的兴趣。

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考虑回国就业时，梁启超只是建议他从美术建筑转为建筑工程，但由思成自己做决定。

思成、思庄和思永都在美国留学，思顺随丈夫在加拿大，当梁启超听到思庄决定去加拿大时非常高兴，他本不愿思庄和哥哥们一样在美国读书，“狠不愿意全家变成美国风”。最好思庄可以前往欧洲深造。

梁启超广博开阔的学术胸怀在这里展露无疑。他希望儿女们能学习感受不同国家的学问和学风。

对于思庄，梁启超本想让她学生物，希望家里能多几个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思庄按照他的指点，进入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生物。但读了一段时间后，思庄始终对生物不感兴趣。

梁启超听说后，赶忙给她写信：“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还告诉思庄，自己所推荐的未必合适她，“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姊姊哥哥们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于是，思庄转到了自己挚爱的图书馆学，后长期在北京大学工作，成了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曾在信中给孩子们写过，“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皆以修身为本”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生活清苦，之后在一位华侨的帮助下，才带着全家搬到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周围依山傍海，可以听见海涛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将那里称为“双涛园”，梁家特有的“梁家学堂”也在这里诞生。“双涛园”里有梁家的子女，也有亲戚的孩子，梁启超称他们为“双涛园群童”。

“双涛园群童”的“领班”是十五岁的思顺，她每天在梁启超的指点下练字、读诗，当父亲的秘书兼日语翻译，肩负着引导弟弟妹妹的职责。

梁启超平日不是奔走活动，就是著书办报，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只要有空，就会给他们讲故事。

晚饭后，众人围坐，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讲爱国英雄的故事：南宋大臣陆秀夫为忠于大宋保护幼主，被元兵逼到广州新会县沿海的悬崖，他先推下妻子，然后背着幼主投海就义。这些精神成为了子女们的人格底色，在日后各自的人生和苦难中，支撑着他们。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梁启超成为了重大嫌疑人之一。家人们担心他的安全，梁启超则引用孔子的经历和《中庸》，告诉儿女们自己如何面临患难，“君子居易以俟命”。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弟子蔡锷发动“护国运动”，梁启超逃出北京，南下前往广西的路上，梁启超随时给儿女们写信，称“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他又将自己一路躲避追堵、险些丧命的经历写成《从军日记》，寄给思顺，并交代她保存好，言“此汝曹最有力之精神教育也”。

“皆以修身为本”是梁家教育的核心，根基便是儒家文化的修身之学。他亲自为儿女们讲《孟子》，希望他们可以熟诵《四书》《论语》等儒学经典。

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了车祸，思成左腿骨折，思永嘴唇碰裂了一块，腿上微伤。梁启超在信中为了让思顺放心，详细地讲述兄弟俩受伤的前后经过，如何互帮互助，处理结果如何。在思成住院治疗的两个月间，梁启超认为正是读书的好时候，让他借机温习《论语》《孟子》《资治通鉴》《战国策》等，希望他可以在忧患中成才。

因为这件事，思成的出国留学计划耽搁了，还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微跛。梁启超开导他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梁启超乐观的天性影响了子女和兄弟们。1926年，梁启超便血，“协和”医院割掉了梁启超的右肾，没有查出病变。

徐志摩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在报纸上声讨“协和”。但梁启超却还在为“协和”说话。他在《晨报》上刊发《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之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之微意。”

手术失败后，梁启超一直都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却从不放大痛苦，总是在信中跟子女们说自己仍在“得意地讲演”，身体“健旺”，请他们不用担心。他开玩笑说自己从前就想知道右肾是否有毛病，事实证明是健康的，“我却真放心了”。甚至还跟孩子们调侃，自己小便的颜色跟二叔的“普洱茶”相比，简直是“雨前龙井”。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年仅56岁。中国依然在风雨飘摇之中，军阀混战，列强虎视眈眈。

梁启超曾对儿女们说：“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

梁启超心中的少年中国尚未实现，而他的少年们陆续成长起来了，继续着他未尽的事业：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为保护中国古建筑耗尽一生心血。他和林徽因及清华师生一起设计了新中国国徽。

1930年，梁思永冒着硝烟战火回国，参加考古工作，与兄长梁思成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49年，梁思礼获博士学位，毅然回国，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也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

如梁启超那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所写，“创建未来的少年中国的，是中国少年一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