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期的梁思礼

虽然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但在他年仅4岁半的时候，父亲因病离开了。但是在幼小的梁思礼心中，父亲的记忆就显得尤为珍贵。而“爱国”二字从他小时候起，便印在了他的骨子里。

梁思礼对国家的热爱来自于少年时不可磨灭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梁思礼正就读于南开中学和耀华中学。虽然生活在租界区，但是国难当头的气氛，让他永远难忘。

自强救国的愿望让梁思礼更加奋发求学。1941年，梁思礼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踏上赴美留学之路。但就在他到达美国后两周，珍珠港事件爆发。这让初到美国的他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并且经济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梁思礼：“端盘子、洗碟子、洗碗，那会儿刚18岁，生活全靠自己。”

少年时期的梁思礼

在异国他乡的磨砺下，梁思礼坚持完成8年学业，1949年，他获得无线电硕士、自动控制博士学位，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回国的旅途。梁思礼并不知道，其实他也是当年第一位搭乘这艘具有传奇色彩的邮轮回国的科学家。在这之后，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多位学者也都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在回国的路途中，梁思礼用自己制作的收音机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这群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船上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

当船快靠近天津码头的时候，梁思礼看到了早早站在码头，等着自己回来的母亲。那一刻的情景，让他难以忘怀。

青年时期的梁思礼

梁思礼：“八年了，母亲伸着两个手臂来欢迎我，正像祖国欢迎我一样。”

学成归来：投身航天六十载 一生为国问星河

带着满腔热情回国的梁思礼，在1956年作为第一批专家，投身航天建设，并开始了他长达60年的航天工作。今年也正是中国航天创建60年，在这60年间，梁思礼见证了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枚导弹成功发射，完成了我国长征二号火箭从失败再到成功的重生。

1956年，梁思礼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在这一年，新中国的航天事业正式起步，面对薄弱的工业基础和一无所有的理论体系，梁思礼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不久，面对美国导弹、原子弹的成功，以及才结束不久的朝鲜战争，军事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自强才能自立。同时，钱学森，王希季等一大批精英科学家的回国，更是让中国有了在尖端科学领域展开攻关的底气。

1960年，中国人仿制苏联导弹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成功试射，志气满满的航天人开始完全自行设计，进行首枚中程导弹东风二号的研制。梁思礼当时担任的就是主任设计师。

梁思礼：“我们要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导弹，那时候真是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很快的，大概一年多，我们的导弹就设计制造出来了，准备到靶场发射。”

但令梁思礼没想到的是，这次发射失败了。他和中国的第一批航天人一起，首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梁思礼：“我准备凯旋，因为我充满信心——这导弹一定能发射成功。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就跟喝醉酒一样。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三百多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深的大坑。”

经历失败的痛苦之后，梁思礼和同事们连夜总结，找到了失败的关键。但这一经历，也成为梁思礼后来提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直接原因。1964年，经过一年多改进和重新研制后的东风二号终于发射成功。

工作中的梁思礼

紧接着1966年，我国第一次导弹核试验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武器的国家。梁思礼说，虽然已经见证过中国导弹的一次次跨越，但那次的成功，让他最为难忘。

梁思礼：“不仅我高兴，全国人民都很高兴，马上报告给了周总理，很快，我们的导弹核武器成功的号外就出来了，全国人民欢腾，而在那个时候，国际上才承认我们是核大国。”

在导弹和核弹的“两弹”计划目标成功实现后，中国的首颗卫星发射也具备了技术基础，卫星的发射首先需要能够进入太空的运载火箭。事实上，导弹与火箭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将导弹弹头换成卫星，就是火箭。于是1965年，在中国导弹研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梁思礼，正式转入运载火箭研究领域。他曾先后担任长征二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等工作，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权威专家。

1983年，梁思礼创新性地提出航天领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我国航天事业开始全面进入数字时代，这不仅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同时对我国载人航天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形成了深远影响。

生活中的梁思礼

60年，梁思礼心系航天，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梁思礼：“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应该教育下一代，还要继续这样做。我们国家要强盛，需要这种精神。”

众人追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梁思礼院士从1956年开始从事航天研究，在航天系统工作了60年间，也奉献了60年。虽然梁老已经走了，但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并不会忘记这位亲切、可爱的老先生。在与梁老共同工作了20多年的秘书眼中，梁老是亲切的，可爱的，而在同事和后辈的眼中，梁老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员会主任兼梁思礼秘书杨利伟，从1994年底开始担任梁思礼院士的秘书工作，那年梁老70岁，他35岁。但是梁老从来不在乎这30多岁的年龄差距，总是亲切地喊他小杨。

杨利伟：“他英文比较好，出国调研时工作人员可能英语不太好，也不敢提问，他就鼓励说没关系，你想问什么问题就问，我给你当翻译。”

而大家没想到，从此之后，梁院士一直惦记着同事们需要用到英语，曾经有过赴美留学的梁老主动当起了老师，工作再忙，他也会抽出时间给大家辅导。一直持续了一年时间。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杨德生：“他当时已经是副所长了，很忙，教英语还很认真，会先备课。”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控制系统副总师孙凝生：“梁老这一生都奉献给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他一直在抓型号，跟我们一块加班，跟我们一块流汗，在艰苦的生活中跟我们打成一片。”

2014年，已经90岁高龄的梁老，逐渐离开岗位，不再担任科研任务的主要工作。即便在家里，他也并没有放下自己心爱的航天事业，时时关心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梁思礼留下的珍贵资料

杨利伟：“比如说北斗导航，他很关心，他一直关注着，还有一些型号的事，他会经常让我给他报告一下进展，大概去年的时候，他还关心天上有多少卫星，北斗导航有多少卫星，到什么程度了，他不仅考虑现在，还考虑将来的，比如哪个型号怎么搞，他会提出建议。”

梁老走了，但这位中国航天领域泰斗一生渊博学识，所形成的无数文献和资料，以及建立的技术体系，仍然将在中国航天事业中，被不停地继承和发扬。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所长董若环：“他全心付出航天事业，全部心血全部智慧都用在工作上。他走了我们的确是非常沉痛，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宝贵的东西，也是我们继续学习的珍贵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