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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彻底溃退到人民解放军全面占领南京

24小时，南京改天换地

1949年4月23日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3师侦察科长沈鸿毅接到命令：找船！哪怕是小划子，只要能过长江就行。

人民解放军35军103师攻打江浦县作战命令

当天凌晨，三浦（江浦、浦镇、浦口）战役胜利结束，35军陈兵长江北岸，兵锋直指南京城；当天清晨，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先后乘飞机逃离南京；当天上午，南京城内的国民党部队仓皇逃跑，中山东路到中山门内外，国民党的溃兵潮水般涌动着。

敌军防线土崩瓦解，但长江天堑暂时挡住了解放军的攻势，江边的船只早已被国民党军或烧或炸，近乎破坏殆尽。直到傍晚，侦察员才找到一条小船，沈鸿毅命令侦察班长魏继善率领4名侦察员乘小船过江，找大船接运部队。夜色中，一位50多岁的老船工划着小船驶向长江南岸……

从国民党政权从南京城彻底溃退，到人民解放军全面占领南京，大约只花了24小时。这是改天换地的24小时，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南京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渡江

小船靠近下关电厂卸煤码头时，战士们见到一条轮船——“京电号”。喜出望外的他们上岸直奔电厂，向门卫说明来意，值班员随即打电话请示新街口总办事处。其实，中共地下党早已做好下关电厂的工作，因此请示立刻得到批准，船老大黄兴法，大副钮其郎，水手缪金泉、黄纪发、陆连云，司炉吴诚聚，轮机手戴仁芳迅速就位，一声铃响，“京电号”全速向江北浦口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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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电号小火轮

船靠岸后，103师各团首长都想让自己的部队乘第一船过江，最后经35军政委何克希批准，由沈鸿毅率领103师307团侦察连为先遣部队，进城执行侦察任务。先遣部队到达新街口后，沈鸿毅将连部安排在首都电厂新街口总办事处。而“京电号”则往返于下关、浦口之间，将307团指战员全部接运过江，向南京城进发。

23日黎明，35军104师便开始在江北四处寻找船只，并于下午在江滩芦苇丛里找到一只载重120担的木船及船主童达兴。师参谋长张绍安请他帮助解放军渡江，童达兴欣然答应。黄昏后，木船载上侦察连指导员杨绍津和6名战士过江，船到南岸石油公司码头附近被国民党警察发现，战士们当即开枪将其击毙，并在下关煤港顺利登岸。童达兴往返6趟，渡送一个连的部队安全过江。在他的帮助下，南京地下党及时与解放军联系上，并安排火轮运送部队渡江。从23日夜晚到24日上午，下关电厂、轮渡所、水上警察局的小火轮、巡艇，民生、福江两个轮船公司，招商局和铁路轮渡管理所的大小船只，以及民船小划子、木帆船先后加入接运解放军过江行列，千帆竞发，蔚为壮观，尽管空中有敌机轰炸、扫射，但解放大军跨越天堑势不可当。

23日午夜，解放军占领总统府，被视为南京解放的标志，古老的国家从此翻开新的篇章。首先占领总统府的，便是104师312团。

午夜时分，红旗飘扬在总统府门楼上，青天白日旗跌落地面。该团2营机炮连3排长赵连馨先是参与保护下关发电厂，后带一个班负责总统府蒋介石办公楼守卫任务，在楼下巡逻、站岗。战士们摘下了一幅蒋介石的半身刺绣像，有一人多高，后来有战士用刺刀把绣像给划坏了。连队因此受了批评，师里下令进行3天纪律整顿，重申入城前的纪律，特别强调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让胜利冲昏头脑。

会师

24日清晨，一辆吉普车开到中山路原“励志社”门口（位于今中山东路）。35军进城后，军部就设在这里。车上下来一位身穿旗袍的女性，35军政委何克希见到她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两个人连声说：“我们会师了！”

陈修良（左）何克希（右）

当时恰好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在现场，何克希向他介绍这位老熟人说：“这就是南京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多年以后，陈士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她大约30多岁，双目炯炯，英姿焕发。”他还记得陈修良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陈司令员，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陈士榘将军

陈修良领导的中共南京市委，在解放南京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单说策反，在他们的努力下，国民党飞行员俞渤等5人（其中3人为中共党员）驾B-24型轰炸机起义；邓兆祥率国民党海军最新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开往解放区；“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不但率部起义，而且将南京城防图交给解放军；大校场机场通讯联络台和塔台全体人员在地下党员、电台台长罗贤朴带领下起义，让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逃跑困难。

五名驾机起义者在石家庄机场合影，右一为俞渤

不仅如此，中共南京市委还获得并递送了大量情报，其中甚至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都保密的宁沪杭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此外，中共南京市委很早就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活动，和溃退前搞破坏的国民党军特人员作斗争，因此南京解放时除了下关码头、司法行政部等少数几处被爆破和焚烧掉一部分外，南京古城被完整保留下来，水、电、通讯均照常运营，南京解放的消息首先通过电话传到北京和上海。

国民党政权腐朽不堪，人人都觉得它应该倒台，然而共产党又长期被国民党抹黑丑化，进城的解放军什么样？

24日清晨，南京建国法商学院学生董观忠走上街头，只见被国民党污蔑为“匪军”的解放军战士衣履单薄，手握长枪，或坐或卧，露宿在紧靠人行道的墙根，井然有序，神态自若。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匪军”？出门观看的百姓欢呼雀跃，许多人还落下了眼泪。

作家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当时是南京第三中学学生，她听说渊声巷口有个共产党的军人在讲政策就跑去听。只见那名军人靠墙蹲着，向围着他一圈的老百姓慢条斯理地讲着，共产党决不共老百姓的产，更不会共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还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见他态度和蔼，纷纷问金圆券还能不能用、粮店还让不让开、信能不能寄、学生能不能上课之类的切身问题。

解放军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受到百姓热烈欢迎

24日上午，陈士榘率8兵团部到达总统府，在城内看到主要道路上贴满欢迎的标语，部队所到之处都有夹道欢迎的人群和热烈的掌声。中央大学的师生分多路直奔下关迎接解放军，还有师生昼夜改版《中大人报》，赶印欢庆南京解放的特刊散发全城。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左士杰是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迎接南京解放的。1949年4月1日，南京10所大专院校6000余名学生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中央的八项和平条件，却被国民党暴徒围殴。左士杰因失血过多而休克，被送到医院，在石膏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四一”惨案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的真面目，南京高校师生为何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军就不难理解了。

“家庭党支部”成员，前排左起傅积嘉、王嘉谟，后排左起王嘉猷、王嘉言、王嘉训

在鼓楼大街的欢迎人群里，22岁的傅积嘉抱着4个月大的女儿，看着头戴红五星布军帽、身挎步枪、背着行李大踏步行军的解放军战士，她热情地向行进队伍打招呼，却没人理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穿着绿色旗袍，脚蹬皮鞋，烫着头发，显得比较“资产阶级”。实际上，她是南京地下党唯一的“家庭党支部”成员，她的丈夫王嘉谟公开身份是南京市政府工务局技术员，实际上是中共南京市委公务员工作委员会书记。1948年底，陈修良与王嘉谟商量后，决定由王家兄弟四人和傅积嘉共同组成“家庭党支部”。支部成员以各自职业为掩护，共同整理出南京市国民党各级机关单位的地籍图和登记册，以及国民党行政机关隶属关系及地址明细表，帮助人民政权在短短一个月就顺利完成对国民党政府1191个机关单位及1930处房地产的接管。

反特

23日国民党整体溃逃时，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少将组长荆有麟却悄无声息地潜伏下来。保密局在南京布置9个台、组，他是其中的骨干，被寄予厚望，毛人凤亲自布置他任潜京一分站站长，并配备报务员盛天锡、通讯员阎杰、译电员岳华，让他以剧团老板的身份作掩护，频繁活动。只要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这个人对新生的南京人民政权绝对是一个威胁：

1923年，他曾在北平与李大钊一起创办《哈哈报》，后相继投靠吴佩孚和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他伪装成进步青年接近并监视鲁迅，还以鲁迅的学生自诩；抗战期间，他混入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搜集文化界进步人士和苏联驻华领事馆的情报，国民党中统和军统彼此争斗，他却能从容游走其中，同时为两方提供情报；抗战胜利后，他则混迹于南京文化圈，混得风生水起。他曾被蒋介石称为军统“最优秀”的人员，戴笠也曾夸他为军统特工的“灵魂”人物。

与此同时，中共南京市委公务员工作委员会的刘洁正在准备上交一套材料，正是这套材料让国民党特务的潜伏计划最终走向失败。国民党布置溃逃后潜伏的特务时，要给他们重新制作身份证明，户口、姓名等相关信息统统都要改掉，这原本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安插手段，然而刘洁恰巧在市政府负责发身份证。发身份证要收两张照片，刘洁就向自己对接的那些特务要三张照片。南京解放后，刘洁把留存的档案上交给人民政权，一大批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因此被“团灭”。

1949年，周一凡在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工作

尽管隐藏得更深，且不断更换身份和住址，“王牌特务”荆有麟也仅仅潜伏一个半月就被抓获。6月12日，他在新街口大鸿楼剧场指导彩排，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侦察科内勤组长周一凡带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那天的荆有麟西装革履，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派文人学者的儒雅派头。见他还在装腔作势，周一凡说：“收拾起你周建新（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的化名）的那一套吧，现在不是让你再当李林先生（荆有麟的情报化名）的时代了。”他面如死灰，颤声说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就跟你们走吧。”

报道

24日凌晨4点左右，美联社记者西默·托平和比尔·关（一位为法新社工作的年轻中国记者）决定掷硬币决定谁先发稿，因为电报局只有一条通讯线路。

比尔赢了，他向法新社巴黎总部发出仅有三个单词的快电：Reds take Nanking（解放军占领南京）。随后，托平刚发完66字的消息稿，南京到上海的电讯线路就断了。但是，法新社总部以为比尔的快电只是一个标题，一直在等待详细报道，这一耽搁使托平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南京解放的外国通讯社记者。

南京解放前夕，西默·托平在美联社南京办公室

23日，托平的采访从天刚破晓就开始了。他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后，就开着吉普车朝长江边爆炸声传来的下关码头疾驶而去，沿途看到了国民党败退的一幕：疲惫不堪、衣冠不整的国民党士兵沿着中山路潮水般向南涌来，见到中国人开的机动车就抓住不放，拼命往上爬，有的还强行征用黄包车和三轮人力车。南京的西北门（今挹江门）半开着，吱吱嘎嘎作响，早已没人看管，下关火车站已经被国民党的爆破队破坏，一面墙就在他靠近时“轰”的一声倒塌。当他来到明故宫机场时，看到一个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命令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家具搬上一架空军飞机。

黄昏时分，国民党在长江南北两岸军火库和油库内的定时炸弹开始爆炸，熊熊大火映红南京的天空。

傍晚6点，托平和比尔在明故宫机场见到唯一一架飞机——美国空军C—47运输机，这将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南京的唯一交通工具。随后他们在开罗饭店见到了马青苑——一位年近六旬的国民党退役军官，他联合各界代表组织了治安维持委员会，并告诉两位记者，他已通过无线电与共产党联系过，表明南京不会抵抗，随时准备投降。

24日凌晨3点20分，两位记者驱车前往南京西北方向，突然听到一声喝令：“停下！”随后，中山路两旁的灌木丛中跳出两名端着枪的士兵，当他们发现托平是美国人时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们被带到这支部队的指挥员面前，并被问了几个问题。托平看到士兵们穿着黄褐色的棉衣，背着背包，全副武装，经过强行军后，汗珠顺着脸往下淌，这是进城维持秩序的先头部队。

托平和比尔被要求返回市区，随后就有了掷硬币决定谁先发稿那一幕，托平那篇载入新闻史的报道一开头就写道：“解放军于今晨三时四十五分接收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