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次？金牌？鲜花掌声？

不，那些真正追梦而至的人，早已不把这些名利看在眼里了。

“大家刚刚知道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音乐十年了。

从弹吉他开始，这十几年每天都在想的一件事是，找乐手，找乐队，找排练室，买音响，买琴，想了十几年，终于想出一首作品，大家认可了。”

“大家刚刚知道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音乐十年了。

从弹吉他开始，这十几年每天都在想的一件事是，找乐手，找乐队，找排练室，买音响，买琴，想了十几年，终于想出一首作品，大家认可了。”

2014年张杰终于把《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2011年就发表了的歌曲唱火了，逃跑计划也随之出名。

而在此之前是他们几个不得不咬着牙、互相支撑着才能熬过的十个春夏秋冬。

逃跑计划这个乐队，如果追根朔源，应该是从孔雀乐队开始的，或者更早一点，是从少年毛川得到了一张唐朝乐队的专辑开始的。

因为唐朝，毛川爱上摇滚，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一头扎进北京城，跑遍了北京的酒吧后，他拉上马晓东组成了孔雀乐队。

可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乐队又怎么能维持呢？

没多久当时的另外两位成员出走，乐队解散了。

▲乐队早期，毛川在排练室排练

毛川不甘心，继续招兵买马，直到2007年底，键盘小田，鼓手张超，贝司手小刚加入乐队，他们几个商量着把乐队名字改成了“逃跑计划”。

后来红桃也入了伙儿，就这么着，他们颤颤巍巍地重新出发了。

逃跑计划第一次拿到演出费的时候，五个大小伙子，一个人只分到几十块钱，可他们高兴极了：

“大家凑在一起，总算赚到第一笔钱了，可以挣钱了就说明这事儿能干。”

“大家凑在一起，总算赚到第一笔钱了，可以挣钱了就说明这事儿能干。”

一点点喜悦，一丝丝光亮就足以支撑他们走下去。

为了能登台表演他们什么活儿都接，演出虽然多，但当时可以分到的钱却少的可怜，每个人也就几十块钱。

唱完歌一高兴在路边摊吃顿烧烤，连搭车回家的钱都没了。

后来有了经纪人，每次演出完，大家在一起开会，在畅想未来的时候。

经纪人让他们试想一下，如果以后出名了，每场演出每人能分2000块钱，众人哗然，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那都已经是07年了，市面上多的是一场演出能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歌手。

2008年，他们终于因为一首《08年我们结婚》稍微有了点名气，开始接到各大音乐节的邀请，也筹备起自己的小巡演。

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又似乎其实一切都没变。

2009年他们去南京巡演，演出结束后要坐凌晨的火车回去。

但是为了省200块的宾馆钱，几个大男孩儿就生生在古堡酒吧旁的麦当劳坐了一晚上。

就这样坚持着春去冬来，好的坏的都在发生，他们总算达成所愿。

“10年前，我每天骑车在这条路上，每天去后海的酒吧唱歌，我每天都能路过这里。我从来不敢想我有一天能站在这里开演唱会。”

“10年前，我每天骑车在这条路上，每天去后海的酒吧唱歌，我每天都能路过这里。我从来不敢想我有一天能站在这里开演唱会。”

2017年6月，逃跑计划登上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

那一天，工体几万个观众一同在黑暗中亮起手机灯光，大声的跟着他们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

▲2017年，逃跑计划现场演唱《闪光的回忆》

终于成名之后，他们身上多了一些责任感，毛川说：

“有时候，我们也会反过头来想想，也许在某一时刻你已经成为了一些人心目中的那个英雄，就像十多年前我听到摇滚乐时一样。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或者更大的舞台上，有更多的人可能看到你，你的一个行为或一首歌，也许就可以改变一个迷茫少年的人生；

逃跑计划的成功或许可以给更多的地下乐队以希望。如果我们去这些地方做这些事情，可以给大家一点儿信心，这些还是值得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反过头来想想，也许在某一时刻你已经成为了一些人心目中的那个英雄，就像十多年前我听到摇滚乐时一样。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或者更大的舞台上，有更多的人可能看到你，你的一个行为或一首歌，也许就可以改变一个迷茫少年的人生；

逃跑计划的成功或许可以给更多的地下乐队以希望。如果我们去这些地方做这些事情，可以给大家一点儿信心，这些还是值得的。”

十二年了，走过了几个春夏秋冬，这几个留蘑菇头的小伙子也已经变成了蓄着小胡子，梳着背头的男人。

经历了那些坚持与努力，经历了那些苦难与挫折，经历了哪些赞美与谩骂，世界在他们眼中反而变得更简单了。

这时他们更愿意唱一些温柔的歌，给那些身处悲伤的人们带去如阳光般的温暖回忆。

就像第一场竞演中他们所唱的《一万次悲伤》。

就似乎在说：即使追梦路上有一万次悲伤，也希望阳光能永远照进我们的回忆里。

无名歌手红了以后，总是避免不了由地下转到地上。

然后利益牵扯的多了，身不由己的事也就多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方的批评，首当其中便是最初那些呼天抢地要喜欢他们的人。

就像2013年毛川去参加《中国梦之声》，还有后来整个逃跑计划的走红，都让一些歌迷“义愤填膺”，说他们变了，背叛摇滚了，不独立不酷了。

▲参加《中国梦之声》的毛川

李志也一样，今年签约了公司后，骂他的人太多了。

其实在近几年里，李志在很多人心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了，他代表着那种浪漫的，热烈的，精神至上的理想主义。

1999年退学后，他开始搞音乐，北上又南下，唱歌、创作、思考，20出头的时候，李志就是这么活着。

后来他借钱做了张专辑《被禁忌的游戏》，这张专辑后来被人们反复夸赞，但在当时卖不出去不说，还得被人嘲笑。

▲《被禁忌的游戏》专辑封面

2005年的《梵高先生》，2006年的《这个世界还会好么》其实都是亏本，亏的他欠了一屁股债，一度连饭都吃不上。

但亏着亏着，李志却慢慢火了。

太多人问他是怎么做的营销，能把自己搞的这么火，李志莫名其妙，他从没想过出名，但没人信。

▲2009年，李志还清了债务，在义乌隔壁酒吧撕心裂肺地唱着《梵高先生》

不过他也不在乎，仍是独自一人，不签公司也不上电视。

仍是穿着最便宜的衣服抱着把吉他在各种不大不小的舞台上唱歌，歌声伴着烟雾从口中吐出，音乐里都沾上了尼古丁、听得呛人。

2014年李志自己开了公司，还是唱想唱的歌，说想说的话，怼想怼的人，他也在这之后组了个团队“叁叁肆”。

叁叁肆即334，也是李志的一个愿望，他计划用12年的时间，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做巡演：

“2004年，我26岁，做了第一张小样。

一转眼12年过去了，一个小轮回。

回头想想，还算没太过虚度韶华。

我想再用12年，

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做334场演出。

让更多人听到、看到、参与到现代音乐中来。”

“2004年，我26岁，做了第一张小样。

一转眼12年过去了，一个小轮回。

回头想想，还算没太过虚度韶华。

我想再用12年，

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做334场演出。

让更多人听到、看到、参与到现代音乐中来。”

就是为了这个愿望，李志付出了特别多，时间、金钱、健康......

除此之外，李志还有个身份，著名的维权斗士，只要侵他音乐版权的，什么大平台，什么著名机构，他一概不怕，独自一个人就敢迎头而上。

也有人问他怎么这么勇敢，他似笑非笑：“没办法啊。”

那时候所有人都夸他，把他当成什么理想主义的化身、正义的斗士，当成是自己想要成为却不敢成为的那种人。

2018年10月23日，李志与太合音乐集团旗下的麦田音乐厂牌达成合作。

这个单打独斗了二十年的，不羁的，从来都自由如风的歌手终于也没能真的脱离利益纷杂的世界。

曾经那些口中宣扬着爱他的人，在这时候调转了枪口，痛诉他的背叛，谴责他的改变，也有人痛心疾首的表示不理解。

但这又有什么理解不了的呢，他就是太疲惫了，自己一个人扛不住了。

其实在更早之前，李志就已力不从心。

艰难推行的“334计划”，团队里几十个人的收入，都是压在他身上的责任。

当然最让他难过的还是越年长越发现自己的音乐才华还达不到自己想去的高度。

李志希望自己能做个有价值的人，这一点是他早已融入骨血的理想，不然他也不会在1999年退学。

如果音乐无法达到另一种高度去实现这个价值，那他就想用一些行动去达成。

理想、责任，他都挂在身上，日复一日年纪渐长，40岁的李志压咬牙坚持，却总有撑不下去的时候。

这一条理想之路，旁人看到的是热血，是酷。

但在他这里应该是痛苦的，也是孤独的。

可李志还是这样走着，也许会妥协，也许会改变，但最本质的那些理想，始终还在他的骨血里。

不过四十岁的李志也会有丧气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坚持是否真的产生了影响，是否让什么人有所感触。

张玮玮觉得他根本不用担心这一点。

前一段时间张玮玮跟着李志和叁叁肆跑了几个城市，他一开始只是好奇，后来就有了震撼。

他说“叁叁肆计划”特别像少年人在大学里许下的热血誓言，但四十岁的李志真的做到了，并一直在做。

▲张玮玮

李志坚持的样子一下又点燃了张玮玮，回到家后，他不再那么心安理得的沉溺在“瓶颈期”，又开始逼着自己创作。

张玮玮是“野孩子乐队”的成员，“野孩子”这个乐从1995年小索和张栓组它开始，聚散离合，到如今已是第二十四个年头。

1996年，小索和张佺从延安出发，沿黄河步行至内蒙。

一路上，他们采风、创作，就这样给乐队打下了民歌基础。

到了北京后，加入新成员，但乐队的人来了又走，其实固定的时候不多。

▲野孩子乐队早期成员

不过后来张玮玮总是提起当初在北京的时光，提起他们像朝九晚五上班一样的每日排练，提起他们艰苦又发自内心踏实的岁月。

2001年，野孩子乐队在北京创办“河”酒吧，寸土寸金的三里屯南街上。

▲河酒吧

左小祖咒、万晓利、周云蓬、王娟......等等音乐人，都在那里起步，都在那里将初心妥帖安置，他们有了自己的乌托邦。

那样的日子应当是异常美好的，所以才让他们许下这样的愿望：

“我们这辈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后一起到法国找一个小镇，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这么些人，谁都喜欢，就一辈子待在一起。”

“我们这辈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后一起到法国找一个小镇，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这么些人，谁都喜欢，就一辈子待在一起。”

2003年，理想撑不住现实，河酒吧转让，乌托邦倒塌，一年后乐队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小索也因病辞世。

音乐人再次随风飘摇，野孩子解散。

张栓去了大理，乐队剩下的几人也四散在各处，几年的漂泊，他们撑得过无定的生活，却始终抵不过孤独。

后来张玮玮和郭龙也搬去了大理，野孩子又重组了，2014年乐队又加入吉他手马雪松和鼓手武锐形成固定班底。

歌又唱了起来，从云南绕到北京，最后还是流入家乡的那条黄河。

▲野孩子乐队成员在小索墓前合影

二十四年的岁月，几多离别，几多重生，野孩子们默默唱着歌。

不管有没有人听，不管站在哪里，不管谁说了什么，他们总是默默唱着歌。

唱着唱着，人都老了。

唱着唱着，他们还似少年。

野孩子乐队的成员现在大多定居大理。

2013年张玮玮着急在大理租下一个二层小楼的时候，万晓利也离开居住多年的北京，把家搬到了杭州。

万晓利到北京的时间和野孩子差不多，1995年前后，他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邯郸之间，就是为了把手里的二十几首歌换成一张唱片。

其实他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工作在一个酒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也算不错了。

可他就想唱歌，谁也拦不住。

但这事儿一直没成，没有公司愿意出钱。

1997年万晓利又一次来北京，这次他没走，租了房子，找到酒吧唱歌，

2001年野孩子的河酒吧开业，万晓利搭档小河，每周三都去那儿演出。乌托邦里的每个人都是高兴的。

2002年对万晓利来说是不一样的，他与Badhead签了约，录了第一张专辑《走过来走过去》，还在天通苑买了房。

后来万晓利买了电脑，从头开始学习，然后用电脑编、学英文然后自己编曲。

那段时按沉迷创作的万晓利其实有点揭不开锅的征兆，但他还是觉得“太美了”，一直做音乐“太美了”。

2006年，老狼听了万晓利自己录的新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顿觉惊艳，将万晓利推荐给独立厂牌“十三月”，并发行了这张专辑。

▲老狼和万晓利

这之后万晓利第一次尝到成名的滋味，他不习惯，也不喜欢。

后来万晓利也办了演唱会，有了粉丝，再后来民谣渐渐火了，老朋友、小后辈都出了名。

2014年，韩寒把他翻唱的《女儿情》作为电影插曲；2015年，李健在《我是歌手》里翻唱了他的《陀螺》。

更多人知道了有个瘦瘦的民谣老歌手叫万晓利，但万晓利一言不发。

17年南方周末采访万晓利，他说了一句：

“我没有想过。外部的这些还是想得比较少，音乐已经......音乐已经够我受的了。”

“我没有想过。外部的这些还是想得比较少，音乐已经......音乐已经够我受的了。”

他把那些其实轻而易举就可以赢得的名利推出门外，独自一人抱着吉他弹着琴，他思考、创作、他沉迷在音乐里，饱受折磨也甘之如饮。

上述的这几位，说小众，也不算小众，毕竟唱了这么多年歌，总有认识他们的。

但也绝对称不上个大众，走到路上，能认出他们的其实真的也没几个。

不过他们作品的知名度正与他们本人成反比。

就像2017年3月23日的世界杯预选赛，国足1∶0击败韩国，长沙贺龙体育场上空响起了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3万多名球迷挥舞着国旗大合唱，痛哭流涕。

还有《米店》，不仅被很多大咖翻唱，还被罗永浩翻牌，他把这首歌编辑成铃声，预置到他所有在售的手机里。

世道千变万化、潮流转瞬即逝，那些个金光闪闪的舞台上，站上去的人总是不重复。

但总也有一些人，他们年轻时追梦而来，见证过苦难，撕扯过自己。

他们从小角落里起航，以至于后来他们总是与金碧辉煌的舞台格格不入，

歌总在那里，歌永远在那里。那歌与人跨过山海与岁月，还是走到了现在。

李志用那首歌问过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想还是会好的吧，哪怕千变万化，哪怕面目全非，也总有像他们这样的追梦者。

就像一只只萤火虫，用自己的力量散发着微小的光和热。

似乎微不足道，但连在一起也亮如白昼。

这个世界一定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