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局动作中，华盛顿设定议程，北京精准应对，布鲁塞尔则选择投降。这种模式揭示了一个两极秩序，欧洲在其中自我降级为出资方和啦啦队的角色。特朗普迅速落实了盟友分担军费开支的承诺，而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迫使华盛顿重新调整策略，欧洲的回应却只有空洞的哀叹。

特朗普的回归暴露了欧盟的战略失败。欧盟领导人非但不愿设定边界或发动集体力量，反而默认对华盛顿进行阿谀奉承，并把中国当做替罪羊。这种“反外交”的路线削弱了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并且毫无回报地向美国俯首称臣。当墨西哥与加拿大不断同美国谈判时，欧洲却选择无条件屈膝。当中国果断反击时，欧洲却加强了空谈的语调，抛弃了实质内容。

最新的案例是，当华盛顿就一份稀土协议向北京让步四天后，冯德莱恩在同一问题上对中国发动新一轮言语攻势，仿佛协议从未存在过。她在七国集团（G7）的演讲中鼓吹强硬，却无视欧洲真正的软肋。一边指控中国所谓“武器化”对稀土的垄断地位，一边是欧洲99%的稀土都依赖中国，这无异于在一场肉搏战中要求“公平竞争”。

接下来是她的那句承认：“唐纳德是对的。”这显示布鲁塞尔早已交出了对局势的掌控。欧洲国家随后就提高国防开支问题对美国屈服，同样证明了他们的卑微态度。默茨、马克龙与桑切斯等领导人，没有经过任何公开辩论就同意将军费开支提高到占GDP的5%。没有人提出质疑，也没有人给出数字背后的依据。特朗普甚至不用提要求，欧洲国家主动献上了投降书。

当欧洲的分析人士沉迷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时，他们忽略了关键——他正如愿以偿。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也自取其辱地宣布军费承诺，这成为了献给美国军工产业的一份厚礼。特朗普已经指定了美国的出纳员，欧洲向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开出了空白支票。欧洲一边为美国的军事复兴提供资金，一边牺牲自主权，还固执地幻想这样做能换来美国的长久保护。

欧洲的对华政策暴露了其对外依赖性处于晚期的症状：缺乏筹码、协调或终局目标的作秀式敌意。每一项出台的措施——从限制中企5G技术到对电动汽车加征关税——都源自华盛顿的剧本，由布鲁塞尔复印后，再贴上所谓“欧洲自主”的标签。当欧洲制裁中国技术时，华盛顿却通过直接施压其他国家来榨取让步。当布鲁塞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高谈道德阔论时，特朗普却对欧洲出口的商品征收超过50%关税。这样的矛盾暴露了欧洲的混乱：它采纳了美国对中国的对抗性立场，同时却接受了美国对欧洲自身的敌意对待。

特朗普毫无理由地对欧盟加征50%关税，封锁关键出口，施压欧洲削减对华贸易，在慕尼黑羞辱欧洲人，要求将GDP的5%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并通过针对性的补贴掏空欧洲产业。与此同时，布鲁塞尔却在指责北京采用所谓的“不公平策略”，可华盛顿明明在使用更严苛的手段——公开且毫无愧意。更有甚者，欧洲领导人非但不选择开启外交渠道以缓和贸易紧张关系，或解决关键供应链的依赖问题，反而选择了道德作秀和反复无常的限制措施。

就在布鲁塞尔升级论调之际，特朗普的回归却揭露了真相：欧洲的整个姿态都是建立在借来的美国叙事之上。欧盟领导人频频前往华盛顿“朝圣”——却回避访问中国——正是这种盲目性的集中体现。他们表现得仿佛欧洲的存在感仅系于美国的首肯，却忽视了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直接接触。本可形成三角外交的局面，却沦为了持续的乞求。

德国总理默茨的案例更加令人震惊。在他的第一场外交政策演讲中，默茨鹦鹉学舌般地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视作某种不加区别的“威胁”。他呼吁欧洲在印太地区保持“永久性”海军存在——在欧洲正艰难地军援乌克兰之际，这纯属幻想。他警告德国企业，投资中国是“巨大风险”，并明确表示其政府不会出手相救。在慕尼黑，默茨对华盛顿的谄媚得到了应有的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无视了他，转而会见德国选择党领导者。

不同于欧洲的同僚，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残酷但连贯的策略。他看重实力而非谄媚。中国则从未屈服。当华盛顿升级局势时，北京的回应是精准反击，而非空洞的声明。仅一项行政举措就强化了中国对稀土的控制，并迫使白宫重新调整策略。这就是实力的运作方式——而欧洲拒绝学习这一点。有媒体称，特朗普政府计划与北京接触——为与顶尖CEO的常态化会谈预订航班，并进行高层外交筹备——这粉碎了欧洲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臆测。

或许，特朗普的计划从来就不是为了对抗而对抗，而是为达成交易积累筹码。如今形势已经清晰：特朗普意在按照他的条件重塑美中关系。其影响对欧洲是毁灭性的。欧洲耗费大量政治资本去迎合臆想中的中美持续性对抗，结果却发现华盛顿仍视北京为谈判伙伴，而将布鲁塞尔当作顺从的附庸。冯德莱恩旨在讨好白宫的反华立场已经注定了，欧洲将被排除在这场决定全球经济格局的双边关系重置之外。

欧洲本可以明确优先事项，保护经济利益，并在两个超级大国间保持同等距离。它本可对特朗普划下红线，捍卫自身的产业基础，并以务实态度与中国接触。然而，它却选择了顺从、道德说教和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附庸——这在任何谈判中都是最糟糕的组合。

欧洲的道路通向一种伪装成联盟忠诚的可控衰落。其国防预算将挤占社会福利支出，同时进口那些与欧洲制造商竞争的美国武器。其贸易将在美国的要求和中国的反制间摇摆，欧洲产业则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双方。欧洲的外交倡议需要事先获得华盛顿同意，而北京则在建立替代性伙伴关系。少数做出抵制的领导人——尤其是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只能代表自己，而非整个欧洲。这里没有共同的声音、共同的方向标，也没有连贯的叙事。剩下的只有一个被动反应、不断调整、频频让步却从未引领的集团。

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在为长期筹码而博弈。这留给欧洲两个选择：其一，三角外交，欧洲不应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边站，而必须让两个首都竞相争取同欧洲合作；其二，欧洲的产业政策必须将追求技术自主置于意识形态一致性之上：关键供应链、国防生产和数字基础设施需要由欧洲掌控，无论美国有什么偏好。

如果欧洲继续补贴美国国防工业，同时疏离中国市场，一边依赖他人一边就价值观高谈阔论，它将面临一个严酷现实：真正的自主只在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眼下，欧洲作秀式的独立证明了其无足轻重的谈判地位。演讲可以赢得仆从的掌声；但筹码才能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因此，欧洲不妨重温其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箴言：“若不能两者兼得，则被畏惧总好过被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