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戏弄，开玩笑。

我所说的游戏精神，是指作品通过对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的描写以及诙谐幽默的游戏笔墨，所表现出的尚奇崇趣的审美旨趣和谐谑娱乐的艺术精神。

《镜花缘》的游戏精神

《镜花缘》的游戏精神首先体现在对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游戏文化的多方面呈现上。

在明清章回小说尤其是世情小说中，有不少作品如《红楼梦》、《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对我国古代的休闲娱乐生活和游戏文化作了程度不同的反映，但要论对中国传统游戏的描写篇幅最长、种类最多的长篇小说，大概非《镜花缘》莫属。

《镜花缘》一书展示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尤其是在第72回到第94回，作者以洋洋洒洒整整22回的篇幅，叙述了众才女中试之后在卞府花园中的十日大联欢，展现了品目繁多的游戏活动。

从体现传统文人士大夫雅趣的琴、棋、书、画，到马吊、双陆、花湖、十湖、投壶、斗草、抛球、秋千、笑话、猜谜、吟诗、垂钓、酒令……林林总总，无所不有，堪称“中华传统游戏之大全”。

《镜花缘》中所描写的游戏，有些至今仍是人们休闲娱乐生活中常见的内容，而有些如马吊、斗草、双陆等则已失传，这就使《镜花缘》为今人了解中国古代的游戏文化提供了一扇窗口。

与其他古典小说中的游戏描写相比，《镜花缘》中的游戏具有自己3个鲜明的特点：

•不拘俗套，别出心裁。即便是普通的游戏，作者也将其写得新颖别致、妙趣横生，富有文人独有的雅致和情趣。

譬如最普通不过的打秋千，也要“出个式子”，创造出“平步青云”、“鲤鱼跳龙门”、“金鸡独立”、“指日高升”等多种样式；

玩斗草，也不屑于普通的折草为戏，而是以花草名或果木名来“对对子”，果真是“斗百草全除旧套，对群花别出心裁”。

•游戏与才学相结合，以游戏特别是文字游戏显才炫学。

《镜花缘》是一部公认的“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的小说，而游戏是作者展示才学的重要手段和载体。以灯谜为例，全书共计有灯谜60多条，谜底出自《孟子》《论语》《易经》《诗经》等经史典籍，还有些涉及《西厢记》、曲牌名等戏曲知识。

在诸多游戏中，作者花费心力最多的是对酒令的描写。

从第82回到第93回，作者断断续续写才女们在饮宴时所行的酒令。这些酒令表面看是游戏，其实无异于一次高难度的才学展示与博弈，参与者不仅要具备双声、叠韵等音韵学知识，还要熟稔诸子百家、经史子集。

正是在这些游戏中，作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博识多通和敏捷才思。

•以游戏说事，来体现它的文学之美。

从小说艺术角度来看，它滞缓了整体情节进展，游离了主题思想与人物塑造，违背了小说的一般创作规律，因而向来为评论者所诟病。

但若从本书的游戏特质来看，这部分正是该书游戏精神的集中体现。

既然作者已经明白宣示他的这部书是“以游戏为事”，那么不妨从游戏的角度看待它，从游戏精神的角度理解它。

在这里，作者其实就是希望读者与他笔下的才女们一起游戏，一起领略中华游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妙趣，在游戏中消忧解愁，畅心娱怀。

游戏化的创作笔法

在《镜花缘》对海外诸国的描写中，作者根据《山海经》《拾遗记》等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为读者构筑了一个超现实的神奇世界，无论是对奇异动植物的描绘，还是对奇风异俗的描写，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好奇尚趣的游戏精神。

《镜花缘》对海外动植物的描写多以奇幻为特征，如三寸宽五寸长的大米“清肠稻”、吃后可以立于空中的“蹑空草”、服食后可以延年益寿的小人小马“肉芝”……

作者还善于将人的特征与禽兽等动物的特征相结合，创造出许多神奇异类，如状如人形、浑身长毛的不孝鸟，人身狗头、只知吃喝的犬封国国民，只吃桑叶、口中吐丝的蚕人，上身宛若妇人、下身仍为鱼形的“人鱼”，人面蛇身的轩辕国国民……

在对海外奇风异俗的描写上，更能体现《镜花缘》的游戏精神和奇幻审美风格。

作者对那些一笔带过、简笔略写的国度，总是在三言两句的简笔勾勒中尽力凸显其趣味性和奇异性，如国民皆耳垂腰际、走路时两手捧耳而行的聂耳国，双腿奇长如踩高跷的长股国，一个大头、三个身躯的三身国……

《镜花缘》想象力丰富

而对以多回章节重点描述的君子国、女儿国、黑齿国等，作者则精心设置了诸多喜剧性情节，不独有解颐之效，而且令人在忍俊不禁中反观现实，进而领悟作者的“劝善之意”“风人之旨”。

如君子国市场交易中的“礼让”之风、多九公在黑齿国与两位才女的学问较量、林之洋在女儿国被选为王妃后的闹剧、淑士国酒保满口“之乎者也”的酸文假醋……

这些妙趣横生的情节，都产生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效果，构成了《镜花缘》中给人印象至深、最为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

正是出于对游戏精神和喜剧效果的追求，作者并不在意于具体情节设置上的所谓合理性、逻辑性、真实性，因此在《镜花缘》中出现了一些看似夸张失实、不合情理的地方，如对君子国“好礼不争”淳朴民风的描写。

诚如鲁迅先生所评：“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羡，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矣，不如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

若从小说艺术的真实性、逻辑性而论，这一情节显然是“矫伪已甚”、夸张失实，但从小说的游戏精神看，却以离奇甚至荒谬的情节收到了让人“启颜”的喜剧效果。

其实，无论是作者对男女关系倒置的女儿国的描写，还是对淑士国酒保满口“之乎者也”酸腐之风的描写，读者都并不会从“合理性”“真实性”“可信度”的角度质疑或否定它的意义。

而只是在“启颜一笑”中领悟作者游戏笔墨背后的现实批判意义，因为《镜花缘》本就是作者虚构的一个镜花水月般的世界，一个寄托了作者讽谕和理想的神话世界和游戏世界。

以游戏为主体的结构和意蕴

从总体结构上看，不妨说全书正是以“游”作为主体架构。全书的主体情节由百花仙子的谪仙游、唐敖的海外游、唐小山的寻父游、众才女中试后的花园游四个部分组成，“游”构成了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

全书的主人公唐敖是寄予了作者理想人格的人物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富有作者李汝珍的自寓色彩。作者以“敖”字为其主人公命名，也昭示了全书的游戏精神。

“敖”者，游也。“敖”字的本意是“遨游、游逛”，引申为“游戏，玩耍”。唐敖在书中出现伊始，作者就突出了其“秉性好游”的性格特点。“好游”曾是造成唐敖屡次落第、功名蹭蹬的原因。

当他考中探花却被黜落、功名之事付诸流水之后，“好游”又成为他海外游观、排遣失意的根本动因，最后，他又彻底摒弃尘累，以游仙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

而唐敖及其女儿唐小山先后两次海外游历的故事，则构成了全书叙事情节的主体，同时也是作者借以讽谕世相、寄寓社会理想的依托。

深谙纹枰之道的作者李汝珍借麻姑之口，以棋为喻，对自己人生有一番深刻的感悟表达：人生亦如一盘棋局，一场游戏，所谓“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

棋局万变，棋势不定，有规则的制约，有心智的角逐，有理性的掌控，也有偶然的失误……

对待人生，亦如对待一场棋局，因为有成败，有胜负，一步不慎，满盘皆输，因而不可不认真，不可不执著。

然而，有时候又不可太认真，不可太执著，还要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闲适，有落子无悔的洒脱，因为到头来它终究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般的游戏……

将人生的诸种沉浮遭际归因于一场游戏，将人生譬喻为一场游戏，可以说从更深的哲理层面体现了《镜花缘》游戏精神的内涵。

《镜花缘》本身的游戏特性

《镜花缘》的游戏精神，首先基于作者李汝珍对小说文体游戏特性的自觉体认以及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从小说文体本身考察，无论是小说文体的起源还是其文体特征，都与游戏精神有着不解之缘。鲁迅曾这样论述小说的起源：

“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便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

他还说“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将劝善惩恶的道德精神与娱心畅怀的游戏精神定位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两大本质特征，可谓一语中的。

当代学者从小说观念近两千年嬗变历程的宏观角度考察，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认为“从战国时期庄子提出‘小说’概念始，至近代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止，可以说是小说观念以谐谑为主的阶段”，同样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以“谐谑”为表征的游戏精神的肯定。

诙谐是中国小说的本质

对于小说文体的这种游戏特征，明清时期的小说作家多有着一致的体认。如明代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

“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小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世所刻通俗列传，并梓《西游》《水浒》等书，皆不过快一时之耳目。”

正是对人们这种阅读心理的准确把握，寓庄重于谐谑、寄劝惩于诙谐便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基本的艺术品性，游戏精神才能成为明清小说、戏曲作家明确的创作意识和自觉的艺术追求。

《镜花缘》中浓郁的游戏精神，无疑正是作为小说家的李汝珍对中国古典小说这种游戏特质的体认与自觉的艺术实践的表现。

游戏本是人类自由本性和完整人格充分展现的途径与证明，是人们在暂时摆脱了现实生活中的礼法、体制等等所有束缚之后所进入的一种超现实境界。

游戏考察着对自由、快乐、活泼的人类天性的复归：“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

也许《镜花缘》的艺术表现，正是缘于此，凭借着中国传统独有且又独特的“游戏精神”才应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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