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京味小说代表作家,《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家也完成了对“伤痕文学”的超越。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城市大拆迁,我们才沉重地知道,小说为后人留下的都市变迁之生动记忆,是多么珍贵。
钟鼓楼
(节选)
刘心武
插图:丁聪
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缕不清。不仅像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字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十六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22岁,比薛纪跃小3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融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等,并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以《班主任》而闻名文坛,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矛盾文学奖。
《钟鼓楼》是作者刘心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钟鼓楼一带的故事,展示了极其丰富多彩的会场景,陈说着市井的悲欢、几代人的命运,穿越岁月烟尘,再看刘心武笔下的动人世相,犹如翻开了城市记忆的鲜活画卷,堪称一部洋溢着浓郁京味的现代《清明上河图》。
这部长篇最显而易见的成功就是它自觉地展示了极其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长、局长到售货员、家庭妇女,从留学生、文学编辑、京剧演员到厨师、修鞋匠、喇嘛、乞丐,一百年前的神秘传说,30 年前的市井生活,正在进行的婚宴,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在当代小说作品中大约是绝无仅有的。空间与时间的交叉构成了小说最内在的结构,这个结构把那些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统一起来。小说有意识地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展示文化景观的丰富多采,因此注重故事发展的“共时性”,把不同场合发生的故事置于同一个时间内来表现:就在薛家操办婚宴的过程中,张奇林在自己家中接待客人、处理公务,荀师傅正在修鞋,姚向东正在街上徘徊,一群老人正在钟鼓楼下说古道今,郭杏儿正往荀家赶来,慕樱在葛尊志那里讨得了珍贵的邮票后去找部长,这样就让读者看到,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不同角落里人们各自演着不同的人生悲喜剧,从而意识到空间的存在与博大。小说把众多的人物和事件集中在短短的12 个小时之中,通过场景的不断转换呈现出来,这种结构方式正是由自觉的空间意识决定的,同时又是为了强化空间意识。
这部小说用橘瓣式的结构,通过北京胡同里一家普通市民的婚礼,写到了几十个人物,从一天延伸到了几十年,有着大量的民俗学、社会学的信息,堪称为一部现代的“北京清明上河图”。全书共六章,分别以地支名卯、辰、巳、午、未、申命名,记录了从晨5时至下午5时共12小时的事情,但文章的笔触决不停留在这十二小时里,作者纵横千里、信手拈来,娓娓讲述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的物事变迁,由钟鼓楼一带而延伸至整个北京,整个中国,物是人非,钟鼓楼风雨不变的屹立着,鉴证的人世间的对与错,见证着时间的款款而逝。
作者借薛大娘家二儿子的婚事,向读者展现了几十张鲜活的脸孔,形形象象的人尽收于眼底。善良本份却与不能与儿媳好好相处的薛大娘,内心平静悠闲的薛永全大爷,时髦活力的冯婉珠,多情善感的张秀藻,钟情艺术的澹台智珠,才华横溢的荀磊,人格低作的卢宝桑,淡泊名利的海西宾,积极向上的路喜纯,敢做敢为的慕樱,心地善良性格不好而招人讨厌的詹丽颖……对于一个人,他基本上也不给他定调,不象我们长期看到的作品,好人很好,坏人很坏,他总是给他笔下的人物留下了一点余地,让人感觉那些人仿佛就活在我们身边。
《钟鼓楼》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最重要的,在于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北京小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些“芸芸众生”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作者“将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却蕴含更丰富的一面,向读者加以展现”。《钟鼓楼》的闪光点就在于其中的人道主义。在作者笔下,有各行各业的人物,有小饭馆厨师、京剧演员、普通车工、修鞋师傅、农村姑娘、售货员、高中生、女大学生、无赖等低收入行业人员,地位收入稍高的有教师、医务工作者、老编辑、翻译人员等等,官员干部的有技术情报站站长、局长,但无论地位收入高低,无论缺点或多或少,作者都体现和肯定了他们的光辉之处,那就是人性。迷途学生姚向东弄脏了同学的衣服后,就想要赔一件新的,而不是不了了之;当他偷了别人的财物后,心里很矛盾、很痛苦。路喜纯虽然出身低下,然而他心地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詹姨因为性格大大咧咧而处境不太好,但她总是以一股热情去温暖别人。就连最讨人厌的无赖卢宝桑也在无意中感动了别人。作者着力于对人性美好的发掘,是作品获茅盾文学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侵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