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敌工部长,赴台发动群众被捕叛变,新中国错失收复宝岛机会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出现了长达几小时的昏迷,醒来后,他让人拿来头一天出版的《参考消息》,聚精会神地看那上面刊载的一篇关于台湾局势的分析文章。
放下报纸后,总理长叹一声说:“如果当年此人不叛变,恐怕台湾早就解放了。”
周总理说的“此人”,到底是谁?
1949年7月6日,台湾保密局的谷正文上校接到举报:有几个年轻人在台大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
谷正文立即带人前往,在那里将散发报纸的人当场“抓获”,审讯后,他们供出了报纸的来源是他们的校长
钟浩东,基隆中学校长,真实身份是台共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安排兵警抓捕到钟浩东后,谷正文心惊肉跳之下,赶紧向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作了汇报。
钟浩东并没有投降,只是警告那些特务,但是无意间却透露了党的秘密,说了一句话:“我的上级老郑同志可安全?”
这句话让谷正文心里狂跳不已,心说即将抓到大鱼了,钟浩东“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已经不小了,他的上司一定是条更大的“鱼”。
钟浩东说的老郑,就是蔡孝乾。
蔡孝乾1908年出生在台湾,他的父母都是商人,家境优越,衣食无忧,他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蔡孝乾出生的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七八年,侵略者已经在那里进行了全面殖民化教育。
蔡孝乾就读的学校,是日本人创办的公立彰化公学校,目的就是给台湾居民洗脑,而儿童是最容易接受洗脑的。蔡孝乾中学毕业后被学校留任当了助教,说明他接受洗脑的程度还是不错的。
如果沿着这个轨迹走下去,蔡孝乾一定是个优秀的教师,一个日本占领下的一个顺民。后来一件事的发生,让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年后,血气方刚的蔡孝乾酒后和一名日本同事发生冲突,因此被开除教职。蔡孝乾从此对日本殖民者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发誓不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做事。
1924年春天,蔡孝乾毅然来到上海,到上海大学读书。正是这一决定,让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后来成为我党先驱者的邓中夏和蔡和森,以及成为我党领导人的瞿秋白和任弼时,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近朱者赤,受他们的思想影响,蔡孝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革命者。
1926年7月,蔡孝乾踌躇满志返回台湾,此刻的他有两个愿望,一是在台湾组建共产党,在这里点燃革命烈火;二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让台湾回归祖国。
1928年,他的第一个愿望变成现实,台湾共产党在他的努力下宣告成立。但是他的第二个愿望没有实现,日本“台湾当局”是不会容许台湾有地下党存在的。
他们很快得到消息,对地下党进行破坏。作为台湾共产党的领导人,蔡孝乾上了日本当局的黑名单,他不得不在1928年前后离开台湾到大陆,到福建漳州躲避。
当时的中国大陆,也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国民党正在全省搜捕共产党人。蔡孝乾并没有被吓倒,也没有沉沦,在福建宣传革命的同时,等待着跟党组织建立联系。
1932年4月的一天,他正在漳州大街上转悠,忽然听到马蹄声声,他抬头一看,几个军人来到面前。
他们全部是灰色的军装,头戴五角帽。蔡孝乾大喜,这不是红军吗?没错,这正是红军队伍,他们是聂荣臻、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
蔡孝乾立即上前,作了自我介绍,让红军战士带着到了军团驻地,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落实了他的身份后,派人将他送到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蔡孝乾才华横溢,被安排在列宁师范学校(团校)任教。
蔡孝乾精明能干,人缘也不错,工作也作出了贡献。在1932年6月在“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蔡孝乾众望所归,当选总同盟主任。
该组织并非一个普通组织,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曾在该组织担任宣传部部长,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二人非常谈得来,成为至交。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孝乾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这时候的他,才26岁。由此可见,他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
当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蔡孝乾自然也随之前往,由此打破一项纪录,成为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人。
在长征中,他拒绝特殊照顾,跟大家一样吃草根、树皮。路上,他曾几次昏倒,但都咬牙挺了过来。
1935年10月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经过生死考验的蔡孝乾担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
抗战爆发后,蔡孝乾自告奋勇,找到周恩来,要求到前线去,上阵杀敌。
周恩来跟蔡孝乾,在1936年9月就认识了。当时,蔡孝乾担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属下的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而周恩来那时的职务是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二人是上下级关系,再熟悉不过。
周恩来说:“你的强项不是打仗,你有自己的特长,如果用上的话,胜过千军万马。”
“什么特长?”蔡孝乾不解其意。
“你日语说得好啊。”周恩来说,“我们抗战肯定要抓俘虏,能不跟日军打交道?”
蔡孝乾这才明白,周恩来是让自己去管理日本俘虏。
随后他就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担任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专门负责管理日军俘虏和对敌宣传。
在任上,蔡孝乾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写成文章,发表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抗战胜利后,蔡孝乾来找周恩来,主动要求到台湾去。
“小蔡,到那里不比在延安,环境很复杂,开展工作很危险,要经历血雨腥风,随时都会暴露。”周恩来说。
“我有思想准备,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蔡孝乾毫不含糊地说。
“那就好,组织上正在寻找去台湾恢复党组织的人选,去决定推荐你去。”
1946年7月,台湾桃园机场,一个40来岁,英气逼人的男子,提着皮箱下了飞机。他看着阔别多年的土地,感慨万千:宝岛啊,我回来了。
这个中年男子,就是蔡孝乾。此刻的他,已经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他踌躇满志,精神抖擞,要干一番大事业。
这时候的蔡孝乾,思想进步,立场坚定,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蔡孝乾果然能干,回台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恢复了党组织。1947年的台湾,只有20几名党员。短短两年间,台湾的地下共产党员已经有3000多人,“可以掌握”的进步群众5万人。而且这些人很多都在台湾军政部门任职,作用举足轻重。
随着乐观消息的不停传回,党中央对解放台湾充满信心。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实力,蔡孝乾也雄心勃勃,他代表台湾党组织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表示攻台日期,在1950年4月十分合适。
1949年春天,台湾省工委就已经积极动员各级地下党同志和革命群众,配合解放军即将展开的登陆作战。
由此可见,蔡孝乾对党的贡献巨大,工作卓有成效。那既然如此,台湾为何还是没有能解放?
一句话,台湾党组织暴露,遭遇灭顶之灾,攻台没有了内应。
俗话说,“骄兵必败”,蔡孝乾太盲目乐观了。
首先是蒋介石在大陆虽官场黑暗,腐败盛行,经济崩溃,失去人心,三年内几百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丢掉了政权。但在台湾的控制力还是行之有效的。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丢掉民心的政权,注定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灭亡,谁也无法抗拒。
台湾的共产党人包括蔡孝乾在内,都过于乐观地认为,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已经不堪一击,就像一座内部烂透的大厦,只要风儿轻轻一吹,就会轰然倒塌。
骄傲轻敌情绪在党内蔓延,直接导致了1949年4月6日台湾学生运动的爆发。
学生运动是地下党组织的,它很快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无情镇压。而且它等于给蒋介石敲响了警钟:原来共产党在台湾已经成了气候,消除心腹大患,刻不容缓。
但是,蔡孝乾等人仍然缺乏警惕,十分大意。这就导致了文章开头所说的,有人在大学里面公然散发我党主办的报纸——《光明报》。
大特务谷正文对当事人进行审讯时,有一个学生说了这么一句话:“狂什么狂?台湾就要解放了。”谷正文一听大惊失色,急忙向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汇报。
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八大金刚”之一,对蒋介石死心塌地效忠,老蒋这才敢任命他为台湾军政首脑。
陈诚不敢怠慢,将此重要信息报告给了蒋介石。数日之后,蒋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军政要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大发雷霆,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骂了一遍。
尤其是彭孟缉,被骂得狗血喷头,还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
彭是黄埔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稍早之前曾拍着胸脯对蒋介石说:“台湾的地下党根本不成气候,早已被消灭殆尽,校长尽管放心。”
蒋介石震怒不已,向在座的官员下达命令,限期破案,摧毁地下党。
其实案子侦破并不难,保密局特务对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学生们顺藤摸瓜,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还在他的住所搜出了印报器材和大量我党的宣传资料。
由于特务连日审讯钟浩东,让他精神接近崩溃,竟然说:“我的领导老郑没事吧。”
之前,特务们已经通过别人得知发钟浩东是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么据此得出结论,钟浩东口中的“老郑”,极有可能是地下党更高级的负责干部。
钟浩东妻子也是地下党,他们夫妇被捕之后,又有44个地下党员被捕。这么多人,难免有人意志动摇当叛徒,地下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工运的李汾就是一位。
李汾出卖了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让后者在10月31日被逮捕。
陈泽民经不起严刑拷打,交代了说出了老郑的居住地: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
这时候,台湾工委仍旧没有动摇,还在努力为响应解放军攻台做准备。1949年12月20日前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还发出了“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同时还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
就在台湾地下党最高部门发出这项指示几天后的1950年1月1日,“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一幢日式平房里,被保密局特务戴上手铐。
这个老郑,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但是这时候,谷正文并不敢肯定。蔡孝乾毕竟是老革命,被捕之后跟敌人斗智,不承认自己是地下党。谷正文将信将疑,这才让“老郑”得以逃脱。
这天,“老郑”假意说要带着特务去抓共产党立功,半路上甩掉敌人,成功逃走。
蔡孝乾虽然逃走了,蒋介石身边的一位地下党员却暴露了。原因是狡猾的谷正文想起做自己在“老郑”的记事本里看见一个可疑的名字——“吴次长”。
想来想去,他怀疑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1950年2月底的一天深夜,吴次长在自己寓所被逮捕。吴石久经考验,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可是他的太太却承认“老郑”跟丈夫是好友。
如此一来,吴石暴露了。
吴石在抗战时期就开始为我党提供情报,1948年看到国民党即将灭亡,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潜伏在蒋介石身边收集情报。吴石曾经在国民党败退大陆前,趁乱将近五百箱军事机密档案,委托其副官王强留在福建交给了解放军。
作为国防部要员,吴石掌握着台湾地区防御地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兵力与火炮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域洋流资料、空军机种,以及岛内基地与机场,还有适合解放军攻台登陆地点等情报,并且将这些情报交给了我军。(1950年6月10日,吴石等人被台湾当局杀害。)
得知消息,蒋介石立即下令变更兵力部署,采取止损措施。
这一来,攻台的所有情报失去了作用,我军从原来的胸有成竹,到毫无把握,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搁置至今。
如果不是蔡孝乾,台湾早就解放了。
首先,由于蔡孝乾粗心大意,地下党高调活动,导致众多地下党员暴露,攻台情报失灵。其次,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向敌人交代了不少同志。所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0年3月9日,老郑(蔡孝乾)再次在台北被抓获。被捕之后,蔡孝乾意志彻底崩溃,向敌人将台湾共产党的全部情况交代出来。
几乎是一夜之间,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都被逮捕,台湾地下党遭遇灭顶之灾,组织几乎被全部瓦解。
蔡孝乾很会伪装,曾经深得周恩来信任。总理在临终时,还对自己的“失察”而耿耿于怀。
蔡孝乾的被捕和叛变看起来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其实是必然的。
被捕的共产党员,叛变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如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很多同志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英勇牺牲。
为什么久经考验的蔡孝乾会背叛革命?
事实上,他到了台湾之后,陶醉于花花世界,贪图享乐,追求高消费。同时,他还品德败坏,跟自己的小姨子厮混在一起,革命意志发生动摇,叛变是迟早的事。
由此可见,党内高级干部的心中是否有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操守,关乎革命事业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