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身份证的新闻成了焦点。据报道四川省一个处于国家“精准扶贫”范围内的贫困户杜辉，因为自己丢了张身份证，名下突然冒出八家公司，这让他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因为当地的扶贫办和他本人取得联系，把他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资格给暂停了，打乱了他的治疗计划。出院到行政审批局，一问才得知，原来是自己的身份证被冒用了。要彻底消除影响，可能还得通过行政诉讼。消息一出很多人对当事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由此引发的所有开支都由受害者自己承担，显得很不公平。

看报道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是，受害者老杜去行政审批局咨询，那里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到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而起诉的对象正是行政审批局自己。应该说依法走程序的角度来看，工作人员的表现不失专业，因为审批局自己没有执法权，所以必须有法院介入才能进行调查。

而从这起诉讼对原被告的影响上来看，则表现出很大的差距。一方面老杜现在只能借住在朋友家，盘算着去哪借钱支付诉讼的费用，以及弥补彻底胜诉之前的损失，起码眼前治哮喘病这事就要往后拖了；而被告行政审批局则对此习以为常，除了表明一定积极配合调查之外，无意中也透露了一点“全国发生身份证被冒用办公司的情况很普遍”。所以这意思是着急也没用，按照程序来告我们就行了，可见这事对双方的影响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