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论
从“乌托邦”到“诗托邦”
——海男小说中现代社会灵魂的自我救赎
谭旭东
海男是一位诗人，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场的女性诗歌的代表性人物，在新时期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世纪诗歌中也非常引人瞩目。无疑，海男的诗歌创作是一个值得不断深入研究的重要现象，她的诗歌善于书写自身的经验，尤其善于表现性别经验，呈现女性独立的意识和文化思考。《红豆》杂志推出她的短篇小说《春天来了》，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篇小说里表现的也是女性经验，书写着不同于男性视角的两性关系，它直面现代社会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了当下人灵魂的自我救赎。
这是现代社会的困境表现。《春天来了》用的是第三人称，作家并未给两位主人公明确的姓名，而是以“他”和“她”的称呼出现，其他人物也是以“父亲”“奶奶”“男孩”“女子”和“邻居们”等出现在小说里。小说讲述了一对年轻男女“他”和“她”之间的婚姻生活，描述了两人由亲密到疏远，再渐渐互相理解并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也是重新体验到两性的亲密和家庭之爱的轨迹。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作家用电影里镜头回放的手法，先呈现两人的冷对抗以及“她”对“他”出轨的猜疑，再回顾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的历程，又加以两段生活插曲，最后把两人拉到现实的轨道，完成温暖的结局。整篇小说以冷静的态度，审视了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家庭困境、婚姻危机以及精神困境。
首先，小说直面现代社会人面临的多重困境。现代社会人面临的困境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困境，这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比如下岗问题，就是经济的困境的一个重要表征。再比如投资破产，直接由富转贫，也是经济的困境。《春天来了》里也写到了“他”和两人合伙开咖啡馆，“她”和“他”一起贷款买房，虽然未处于贫困或失业状态，但这些也改变了两人的生活节奏，影响了感情。这是当下都市里个人奋斗式的小家经营，也背负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二是家庭的困境。这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生活，自然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家庭问题里主要包含了代际冲突和婚姻矛盾，尤其是离婚和婚外情引发的冲突，不但是都市人普遍面对的问题，也是乡村人无法回避的难题。《春天来了》里的“她”，十六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而父亲在她出国留学时再婚，并生了一个女儿。她回国后亲眼看到了父亲对小女儿的呵护，明显感受到了自己和父亲之间有了隔阂，这也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而小说里的“他”是一个弃婴，爷爷早早去世，他由奶奶带大，可见也是一个缺失父母之爱的孩子。类似的遭遇，使得两人都在成长期未充分享受父母亲情，缺乏安全感，因而渴望完整的家庭之爱。三是现代人精神的困境。比如，精神迷惘，生活在虚无感里，人缺乏精神支撑，甚至产生了一种信仰危机。其中，最大的困境是很多人的心灵是漂泊的、游移的，缺乏归宿感，好像物质的奴隶，而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海男的《春天来了》里，除了对准了婚姻危机背后隐藏着的代际冲突，也表现了现代人所面临的信任缺失、信仰缺失。“她”和“他”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而“她”和“父亲”之间也缺乏足够的信任，这种信任感的欠缺引发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裂痕，也带来了对生活对爱的信仰的缺失。于是，“她”和“他”之间的婚姻多少带着一种松散游移的状态，情感和精神似乎都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甚至心理都需要被疗愈。
其次，是现代社会人的灵魂的自我救赎。婚姻困境和两性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联，且社会问题直接影响了现代人的生活。因此《春天来了》这篇小说里主人公的婚姻困境，看似是家庭问题，实际是社会问题，也即现代社会人面临种种困境的表征之一。《春天来了》里折射了青年人创业、就业的艰难，也有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危机，还反映了都市人面对着租房、消费、娱乐、交友等生活的难题。但这些问题并非社会体制的优化就能得到解决，还要依靠个体的力量，尤其是生命个体的自我觉醒、自我疗救，从而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而灵魂的自我救赎，又需要彼此之间达成理解。《春天来了》这篇小说的主题之一，就是书写一对年轻的夫妻如何从彼此隔阂到心灵相通，由彼此防护、猜疑而走上彼此对话、融合，即“她”和“他”共同携手完成灵魂的自我救赎，实现了爱的和谐和生命的充盈。小说里的“她”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甚至到了比较封闭的地步，无论是“她”与父亲及父亲新家庭的关系，还是和自己的丈夫“他”的关系，她都是被动的，缺乏主动介入的姿态和行为。起初她把自己包裹在一个茧壳里，任由主观的猜测和怀疑来破坏已有的安稳和幸福，不知道如何去守护家庭和爱情。说白了，就是因为她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也没认识到自我，对自我在婚姻中的角色也缺乏理解，因此在主体性迷失之下必然会产生对婚姻的困惑，从而失去面对现实、解决困惑的能力。
从“乌托邦”到“诗托邦”。乌托邦，是空想的社会的建构，也是一般文学作品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自十九世纪以来绝大部分小说都沉醉于乌托邦式的叙事与书写，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看似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背后往往是对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的想象与建构。《春天来了》无疑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也带着鲜明的理想色彩，但海男却以诗人兼小说家的笔调，营造了一个“诗托邦”——一个由诗人构建起来的带着诗性和热爱的和谐美好世界。无疑，海男的“诗托邦”虽然也带着鲜明的空想属性，但它比“乌托邦”更有诗意，更具有诗人的想象力，也更贴近诗人的灵魂，有着对生命个体的精神价值的更高体认。甚至可以说，这是“海男式”的想象力的世界，因此，“诗托邦”更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更容易引人走出现代社会的困境。在《春天来了》里，海男无疑摆脱了传统文学对“乌托邦”的执念，而自觉地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表现性灵及自己对现实生活理解的“诗托邦”。小说里的“她”从缺乏自我意识到找到真正的自我的历程中，正是因为“她”内心里葆有着诗意和美好，才有了被激发和唤醒的可能性。于是，作家选择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也是海男内心的坚持以及她尽力建构的一个理想的愿景，由此带来符合人性也具有现实张力的关系网络和生活模式。
一是以温情主义的姿态来面对现实问题和处理人的困境。的确，《春天来了》从题材和内容来看，好像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反映婚恋家庭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也非常切合时代的一些表征。但这篇小说创作的初衷和目标却不是一定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作家主要是想借助这些现实人物和故事来探索人的内心，表现人性的丰富性以及反映作家对现实对生活和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敏感度。而且从形式上来看，小说有着很浪漫的诗意的语言和对比性的情境设计，也有浪漫主义的情怀。这种写法，无疑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但海男的这篇小说最准确的风格则是温情主义的，是诗性小说的写法。语言的诗意、情境的诗化、故事讲述方式的诗性结构，以及主人公的遭遇和小说结局的浪漫性，尤其是小说里呈现出的一种温情凝视的态度，使得小说几乎可以完美地诠释温情主义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她”的凝视和抗拒，以及对美好的接纳，都是在女性特有的姿态下完成的。这种温情主义与女性心理、女性意识的有机结合，使小说的空间构造及情感思想的表达富有别样的辐射力。
二是用诗意的表现手法来展示人的情感变化，来表现心灵深处最坚固的部分。《春天来了》也可以说是一篇心理小说，“她”的第三人称视角给读者冷静之感，但“她”的叙述里又加入了“你”，则增加了倾诉与对话的语气，且小说里多为“她”的观察和感受的呈现，因此心理活动和内心世界的描述则是小说叙事的一个特点。小说里多处有诗意的笔法，如“她”和“他”的心理活动的描绘，都很细腻丰富，体现了两人内心的饱满度。小说后面叙述“他”带着“她”回奶奶家，一路清新风景的描绘，以及在奶奶家田野、小巷的描绘，都富有诗意。尤其是两人躺在奶奶为他们准备的婚床上的体验，都是浪漫和诗性的。海男的这篇小说里，人与人之间虽有隔阂但没有完全失去信任，“奶奶”的爱和牵挂就是一个例子；夫妻之间也没有因为暂时的困境和误会而走向陌路，她用唤醒的方式，激活了两个年轻人之间沉睡或者被自我遮蔽的热情和爱。《春天来了》这篇小说的题目好像是一个“诗眼”，它取自小说结尾的两个句子：“车子启动了，朝着春天的地平线奔去。春天来了，春天真的来了。他们身体中的冰川在春光照耀下全部融化，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未来的新世界。”显然，“春天来了”是作家以小说主人公的口吻发出的感叹，但它的叙述语气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它是小说主人公对现实的理解，也有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和期待，“冰川在春光照耀下全部融化”包含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喻示着对自我的理解，对自我的肯定和对自我的召唤。
小说是叙事艺术，如何讲故事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从何种视角讲述，以何种立场讲述，以什么语言和结构讲述，都是小说的艺术表征。从何种视角讲述决定小说题材的大小和生活层面的多少，以何种立场讲述决定作家思想的高低以及对现实理解的深浅，而以何种语言和结构讲述则表明作家的语言素养和艺术能力的高下。值得欣赏的是，海男从小的视角，切进个体生命经验，用诗意想象与现实对接，且通过诗意想象呈现生活的诗性，借此来对冲现实的复杂性并缓解个体的焦虑和现实困境。这是典型的诗性小说的写法，也体现了作家对理想生活模式的一种期待，也希望借此建立一种以诗意生活来对抗现代社会困境的“诗托邦”——我以为，海男这种女性“诗托邦”小说比“乌托邦”之作更合理、更有效，也更美好。期待海男有更多小说佳作出现，并启发更多的创作者去理解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重构小说温情主义风格和诗性叙事的空间。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
作者简介
谭旭东，湖南安仁人。英语学士，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伟长学者”特聘教授，创意写作、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诗人，儿童文学作家，文学理论家，语文教育专家。已出版诗集、散文集、童话集、寓言集和儿童小说集等一百余部，文学理论著作《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重构文学场：当代文化情境中的传媒与文学》《文学批评之维》《儿童文学的多维思考》《新中国70年儿童电影发展史》《儿童文学概论》等三十部。七部著作在国外出版。编著和译著作品达三百部。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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