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来，中国银行业普遍面临信贷需求不足的难题，资产扩张明显放缓，但成都银行似乎并不存在这个烦恼。2021年至2024年间，上市银行（含港股）总资产合计增长了33%。其中，成都银行异军突起，成为扩张最快的商业银行——期间其总资产增长了63%，居上市银行首位。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成都银行资产规模达1.33万亿元，是西部地区首家资产规模超过万亿的城商行。资产规模的高增也带来了更高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市值也水涨船高。5月30日，成都银行市值达到822亿元，相比2021年末接近翻倍。

成都银行在过去几年中表现出色，其崛起的关键在于深度介入政务类业务。截至2024年末，成都银行政务类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3.1%，占总资产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一。有趣的是，2011年成都银行因融资平台贷款占比近三成被市场“歧视”，而现在因其资产负债表中政务类贷款占比超过一半而成为市场的“香饽饽”。

分析来看，成都银行资产增速较高主要因为对公贷款增长较快。截至2024年末，成都银行对公贷款余额超6000亿元，相比2021年末增长了一倍多。从占比看，2024年末成都银行对公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超过八成，形成了以对公业务为主的鲜明特色。

驱动成都银行对公贷款增长的主要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两类，其中商务服务业包含投资与资产管理子项，因此业内也将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贷款视为融资平台类或基建类贷款。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末成都银行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贷款余额2819亿元，相比2021年增长近2000亿。成都银行十大贷款客户中，九大客户属于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在“稳定存款立行、高效资产立行”经营方略的引领下，成都银行拓宽掘深政金业务、实体业务、零售负债业务“三大护城河”，逐步构筑起不可替代的市场竞争优势。其中政务金融类业务居“三大护城河”之首，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显然属于政务金融类业务。除此之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也和政务金融类业务相关。

2024年末，成都银行四类政务类贷款余额合计约4000亿元，相比2021年末增长1.3倍；2024年政务类贷款占总资产比重达31.5%，相比2021年上升10个百分点。换言之，成都银行三年间的扩表主要依赖于政务类贷款尤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的扩张。

回顾过去，成都银行的政务类业务可谓“一波三折”。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在2008年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成都银行在这期间加大了融资平台贷款的投放。然而，随着平台债务激增，监管部门开始管控融资平台风险，成都银行融资平台贷款也出现回落。

财报数据显示，2013年成都银行四类政务类贷款占比降至11.5%，同时相应增加了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个人零售贷款的投放，其中前两者成为当时成都银行对公贷款投放规模最大的两个行业。但在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这些贷款的风险逐渐暴露，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2015年成都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2.35%，创2010年以来的新高，其中批发零售业不良率超过10%。

面对经营困境，成都银行选择加大对公贷款尤其是政务类贷款的投放，做强做大对公业务。做出这样的抉择可能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看，虽然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广受关注，但成都银行2014年至2016年融资平台贷款零不良。从外部看，伴随“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升级，成都市重大项目投资规模迅速攀升。作为国资持股超30%的当地法人银行，成都银行参与成都基建项目的力度加大。

在此过程中，成都银行也适时将政务金融类业务定位为该行特色业务。借助政务金融类业务的扩张，成都银行过去几年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远超同业。年报数据显示，2024年成都银行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不良贷款率仅0.11%，其他三类行业也低于0.6%。在庞大的政金资产支撑下，该行2024年不良贷款率仅0.66%，是不良率最低的上市银行。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资产增速高、不良率低的组合基本等同于营收和利润的高增长。2021年至2024年，成都银行营收、净利润分别增长28%、64%，均居上市银行前列。资本市场给予了成都银行更高的估值。5月30日，成都银行市值822亿元，相比2021年末增长90%。

这背后是市场风险偏好的显著变化：在经济高增长时代，市场的风险偏好较高，而在经济增速放缓后，人们更追求确定性，优质地区的政务类业务就是最大的确定性。近年来即便弱周期、风险分散的零售贷款不良率也有所攀升，唯独城投债“金身不破”，城投信仰愈发坚固。当然，并不是所有政务类贷款占比高的银行都会受到市场青睐，一些边远地区、债务高风险地区的城农商行受平台贷款拖累，至今仍在泥潭里挣扎——“城（省）运即命运”，城商行的命运与所在城市及省份的经济发展深度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