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看完这封信以后，就开始给中央回信，表示无需对革命前景过于悲观，可以在江西趁蒋桂军阀争斗之际，红四军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这封信依然在红军内部起到了不太好的作用，不少战士听到了这封信以后，也开始出现了动摇，认为应该听取中央的建议，不应该继续扩大根据地，甚至是出现了得过且过的想法。

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在红四军前委，又突然空降了一名去过苏联学习的年轻干部刘安恭，他的到来，不仅没有把当时军队中混乱的思想得到统一，反而是激起了更大程度的混乱。

刘安恭，一个在苏联接受过军事教育的革命者，带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和对苏联红军模式的深刻理解，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洪流中。

1929年，他被中央军事部委派到红四军，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一跃成为红四军中的第三号人物。

然而，他的空降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引发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和党对军队领导权的激烈争论。

刘安恭的到来，首先带来的是对红四军现有领导体制的挑战。他主张限制前委的权力，提出设立军委来约束前委，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等人坚持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刘安恭看来，前委的权力过于集中，需要通过设立军委来实现权力的分散和制衡，并且提出要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

然而，这一提议在红四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干部和战士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感到困惑和不安。

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的成立背景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红军的创建和发展密切相关。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军事行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需要一个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并统一领导的机构。

随着红军在农村地区建立根据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来管理根据地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确保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

在中央苏区建立过程中，前敌委员会作为红军和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构，对于统一指挥、协调各方面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刚从苏联回到祖国的怀抱，刘安恭怀揣着满腔热情和理想，毅然投身红四军的队伍中。他原本有机会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实践，为红军的发展提供更科学的结论，但却未能如此。

相反，他自视甚高，一心沉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几乎每个话题都要引经据典地援引马克思的论述。对于红四军现有的领导体制和战略战术，他总是抱有怀疑态度，认为机械地照搬苏联红军的做法就能改造中国红军，这种思想占据了他的心头。

然而，红四军所处的环境与苏联红军完全不同，国情、民情、地理环境、敌情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但刘安恭却置若罔闻，执迷于苏联模式的崇拜之中。他往往忽略了中国红军的实际情况，而是机械地推崇苏联红军的一切做法，甚至于对中国红军的传统战术和组织结构都心存不满。

他的态度引起了红四军内部的不满和争议。一些老红军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他过于偏执，不顾实际情况，更有甚者担心他的行为可能会破坏红军的团结和战斗力。

然而，刘安恭对这些声音置之不理，依然一意孤行，希望通过“苏化”来改造中国红军。

所以，当时红四军的指挥权都在前委的手中，这样一个空降的干部，并不了解红四军的情况，一到任就开始随意改革自然引起了红军内部的不满。

当时，他在改革前，更是直言：“红军不正规，应该尽快学习苏联经验，向苏联看齐。”

与此同时，刘安恭的军事观点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也存在显著差异。

毛泽东强调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注重根据地建设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刘安恭则倾向于正规化、集中化的军事组织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苏联红军模式的借鉴。

这种差异在红四军的军事行动和战略部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安恭的上任还触及了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平衡问题。他提出的观点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推动党内民主化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将其视为削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尝试。

在红四军内部，这种争论逐渐公开化和激烈化，甚至影响到了军事行动的决策。

在红四军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刘安恭的主张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些干部支持他的观点，认为军队应该有更专业的军事指挥，而另一些干部则坚决反对，认为这将削弱党的领导。

最终，通过投票，红四军前委决定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的职务被取消，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刘安恭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会议并未能解决党内的分歧。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争论给予了关注，并发出了指示信，但信件因误送而未能及时到达红四军，最后这场争论也不了了之。

随后，在一次战斗中，刘安恭不幸牺牲，结束了他在红四军中的争议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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