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感悟中共浙西特别委员会与浙西抗战历程-海口c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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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张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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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浙西，指位于钱塘江以北以西的地区，主要是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全民族抗战初期，浙江的军事态势为：中日两军沿钱塘江对峙，日军占领了钱塘江以北的省会杭州以及杭嘉湖平原，浙西西部天目山区一度被日军侵扰，但未被其占领。当时国民党政府仍保有对钱塘江南部、东部等地区的统治。浙西地区虽为沦陷区，但因其西北为南京，东北为上海，内辖杭州，战略地位非比寻常。所以，中国共产党对浙西地区抗战非常重视，成立了中共浙西特别委员会，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承担开辟浙西抗日游击区的使命任务，推动浙西抗战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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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在上海与浙江交界的金山卫一带登陆。当时，负责守卫杭州湾北岸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大部分兵力被调往淞沪战场，而奉命接防的第十集团军尚未赶到，金山卫一带防御较为薄弱，未能阻止日军登陆。日军登陆后，向上海松江迂回包抄，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面临腹背受敌。于是，淞沪地区中国军队大部向浙皖赣边界撤退，淞沪会战基本结束。此后，日军一路西进，嘉善、嘉兴、湖州、长兴相继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再度南下，于12月24日攻占杭州，并停止继续进攻，中国军队退至钱塘江南岸防守，双方呈隔江对垒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初。

1938年初，日军对杭嘉湖平原的占领已成定局，并开始从军事上的侵略转为谋求政治上的推进。在日军操控下，3月1日，杭州“自治会”成立，浙西各县“自治会”相继宣告成立。不久，浙江伪省政府成立，各县“自治会”改组成“县政府”。日方依靠各级伪政权，开始了对浙西地区长达8年时间的占领。

沦陷后的湖州城

日军占领浙西后，其作战目标指向徐州、武汉、广州等地，企图占领中国更广大的领土，这一态势决定了其在浙西的兵力变得较为薄弱。除了杭州、嘉兴和湖州等较为重要的城市外，其余县城与据点兵力不过几十至二三百人。面对杭嘉湖广大平原地区，如此有限的兵力只能固守据点，而无法深入农村。

与此同时，浙西地区沦陷后，国民党在浙西的战略部署也开始由正面阻击转为敌后游击。早在1937年12月中旬，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国民党第四十八军一七六师（桂系部队）在孝丰休整，而日军一个旅团从长兴向孝丰进犯。20日至21日，双方在天目山告岭发生激战。告岭的得失，关系杭州、富阳地区中国军队的安全撤退。此时出身桂系的黄绍竑刚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他严令一七六师固守阵地。最后，此战以日军的撤退告终，告岭始终掌握在国民党军手中。此战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淞沪战场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撤离，更为重要的是守住了天目山区的门户，天目山区未被日军攻占，这为天目山区成为浙西游击战的重要基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初，中日两国军队沿钱塘江对峙局面形成。中国第三战区所属的第十集团军派兵北渡钱塘江，与撤退到天目山区的部分军队会合，并逐步从天目山区东进至杭嘉湖平原，展开游击战。其中第十集团军第二十八军第六十二师、六十三师是浙西游击战的主要力量。1938年3、4月间，六十二师主力和六十三师一部，成功渡过钱塘江，来到浙西。六十二师士兵多为湖南人，因其头戴竹笠，而被称为“笠帽兵”。这支部队来到浙西，由于作战勇敢、纪律良好，深得民众赞誉。除了六十二师、六十三师等国民党军队外，浙江省政府还组建了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作为省属武装，配合正规军的游击战。

此外，从1937年冬至1938年上半年，浙西地区地方游击武装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达数十支，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活跃在太湖一带的程万军部（后投敌）；沪杭铁路附近，嘉善有陈祖荫部，嘉兴、嘉善间有姜维贤部；苏嘉路附近有范春生、王玉麟、刘琨的部队；在嘉湖公路以北有温永之、王佑人的部队，嘉湖公路以南有张玉如、吴辞炎、周明三部队；在京杭国道以东吴兴至杭州附近，有李泉生、李正鸿、施公安、姚维德的部队；京杭国道以西有郎玉麟、尚杰民、赵爱民、雷少奎部队。当然，这些游击队成分复杂，除了一部分是真心抗日外，不少部队只是表面上标榜抗日而已。

总之，全民族抗战前期，浙西地区抗战的主要形态是游击战，且是以国民党正规军为主导的游击战。整体而言，这种游击战出击是较小规模的、不定时的，但浙西位于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带，这种游击战更具有政治、战略与宣传上的重要意义。也正是由于游击战的存在，使得浙西地区很快由沦陷区变为了游击区。

然而，相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战场的优异表现，国民党主导的浙西游击战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表现是游击战主要依靠政府与军队，没有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这样就使得游击战局限于很小的范围，无法在浙西打开局面，更无法建立长期据点和根据地。这种缺陷，给予了中共在浙西开辟游击区一定的空间。

对于包括浙西地区在内的苏浙皖边区，中共中央历来十分重视。1938年1月21日，毛泽东就提出过建立苏浙皖赣边区等6个抗日战争战略支点的设想。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浙江党组织逐步加强了整个浙西的工作。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浙西地区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全面破坏。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9月改组为浙江省委）成立后，立即派原浙江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徐洁身等到浙西地区了解情况，筹备重建党的组织。同年11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组织的“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进驻安吉、武康、吴兴、长兴等县，队内有王子达、谢勃、何行之等一批中共党员随之来到浙西。与此同时，在皖南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第一支队，也先后派遣党员干部来到浙西开展工作。

随着党员干部的陆续到来，浙西地区建立统一党组织的条件逐步成熟。1939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在金华召开会议，分析了浙西地区抗战的形势，讨论了浙西党组织建设、工作开辟等问题。会议认为，要打开浙西工作局面，必须加强党对浙西工作的统一领导，同时强调要注重抓好武装工作。会议决定组建中共浙西特别委员会（简称“浙西特委”），调省委常委、宁绍特委书记顾玉良主持浙西特委筹建工作。会议提出，浙西特委成立后的工作方针是“依靠郎玉麟部队，团结李泉生部队，争取朱希部队，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开展党的各方面工作，打开浙西游击根据地的局面”。

顾玉良

1939年2月，顾玉良根据省委指示，抵达安吉，在安吉县青松乡枫树塘村主持召开浙西特委第一次会议，宣布成立浙西特委，特委由顾玉良、彭林、徐洁身、张之华等4人组成，顾玉良担任书记，彭林任组织兼军事部长，徐洁身任宣传部长，张之华任妇女部长。由于浙西靠近皖南，浙西特委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浙江省委双重领导，以受东南局领导为主。根据省委确定的工作方针，会议提出了浙西特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中共浙西特委第一次会议旧址

根据省委指示，1939年5月，浙西特委成立后3个月，特委书记顾玉良赴皖南，向东南局汇报了浙西的抗战形势和有关工作。项英等领导听取汇报后，要求浙西特委尽力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要通过郎玉麟部队的同志做好交朋友的工作。在敌占区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独立自主地开展小型分散的游击活动。

从浙江省委金华会议、浙西特委第一次会议情况以及东南局的指示来看，成立浙西特委的主要目标是“开辟浙西抗日游击根据地”，实现途径则是“依靠地方游击武装，即郎玉麟部队、李泉生部队、朱希部队，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游击武装”。

关于在江南建立游击根据地，毛泽东作过专门论述。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在《抗日游击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河湖港汊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江北、江南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所以说，“开辟浙西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敌后游击战争理论在浙西的正确运用，是符合浙西敌后实际情况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实践效果来看，浙西特委成立后，即面临着意想不到的系列变化，历史的走向呈现另一种结局。

中共浙西特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浙江省委的指示要求，着手实施了以开辟浙西游击根据地为中心任务的各项工作，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中共浙西特委机关旧址

——莫干山上横许家洋房

党组织的建设是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根本保证。中共浙西特委建立后，首先集中力量加强了各地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1939年4月，浙西特委将安吉县工委改建为安吉县委，史列青担任书记；同年5月，在双林镇建立中共吴兴县工委，王子达任书记，7月改成吴兴县委；12月，成立於（潜）孝（丰）昌（化）工委，贺千秋任书记，次年4月改建为於潜中心县委；1940年1月，派罗希明到余杭，成立临（安）余（杭）工委，6月改成横湖中心区委；同年2月，建立中共嘉（兴）崇（德）桐（乡）工委，姚旦任书记；3月，在德清洛舍建立武（康）德（清）县工委，谢勃任书记，9月改成武德县委；1940年4月，在长兴长潮岕建立中共长兴县委，何行之担任书记。从1939年春至1940年春，中共浙西特委在浙西地区相继建立8个县（工）委，在《民族日报》社和《浙西导报》社也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党的各级组织在浙西地区系统地建立起来。

发动群众是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础保障。浙西特委依托政工队，深入浙西各地农村，通过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剧目、办识字班和夜校、举行抗战集会游行等各种形式，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双林印刷的抗日刊物

建立游击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是开辟游击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根据省委确定的工作方针，浙西特委成立后，派遣党员干部进入郎玉麟部队、李泉生部队、朱希部队，加强了党在这三支地方游击武装内的领导和影响。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武康、安吉、长兴、德清等县“抗日土枪队”等群众抗日武装的工作。

无论从游击战理论来看，还是从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成功实践来看，独立自主地掌握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斗争，这是游击根据地开辟并不断发展的核心关键。但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浙西特委根据省委“依靠郎玉麟部队，团结李泉生部队，争取朱希部队”的指示，主要是通过派遣党员干部进入这三支部队，发展党的组织，帮助开展军事政治训练，并没有对其进行实质性的改编。因此，这三支地方武装并未真正由浙西特委直接领导或掌握。

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客观形势的迅速变化，敌我顽三方发展态势的演变，最终开辟浙西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未能实现。

浙西特委的成立与发展是与浙西游击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民族抗战前期，以国民党正规军为主导、各路地方游击武装为辅的浙西游击战纷起，给予了中共充分的活动空间和范围。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活动空间和范围被迅速急剧压缩，浙西特委经历了一年左右的发展壮大之后，迎来了艰难的求存阶段。

1938年春，国民党军队越过钱塘江、进入浙西后，与日军开展游击战，更重要的则是改编整顿数量众多的游杂部队，重建国民党在浙西广大农村的统治秩序。同年4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命张性白为江南第一挺进队总指挥，主要任务就是收编浙西地区的散兵游勇和游击武装。至8月，形式上的整编基本完成，第一挺进队下辖5个游击区，朱希为第一游击区司令，活动范围为江浙边境；钟灵为第二游击区司令，活动范围主要是沪杭铁路线南；刘参为第三游击区司令，活动范围主要是崇德、桐乡；赵安民为第四游击区司令，活动范围在京杭国道附近。力量比较强的李泉生部被改编为挺进队第一独立大队。这样，浙西区域的各路游击队基本统一在江南第一挺进队的旗帜下。

在组织上的收编之外，纪律和训练的整顿也提上日程。1938年6月，蒋介石电令顾祝同，指示对江浙一带各游击队纪律设法整顿。于是，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强令各游击队分批调至后方，开展整编训练。

但是，形式上的组织收编是相对容易的，集中整训则是极为困难。一方面，不少游击队成员是本地人，乡土观念浓厚，不愿意离开本土，再则集训生活严肃、不习惯，都不愿意去。另一方面，游击队领导者和成员本身素质堪忧，短期训练的效果极为有限。另外，游击队地处浙西广大农村，在复杂环境中求生存空间，作战流动性大，这样广阔区域上的庞大群体要保持一致行动和良好纪律，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进入1939年后，蒋介石多次致电顾祝同、黄绍竑等人，强调游击队整顿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措辞越来越严厉，甚至将游击队的整顿与统一，视为当时抗战的“唯一大事”，要求“凡是以整顿与统一之办法策略与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必使其办通而后已”。

1939年6月上旬至7月中旬，在国民党正规军的威逼下，浙西各游击队集中在昌化河桥镇实施整训。整训后，各游击队被统一整编为有系统的浙西国民抗敌自卫团。而对于此次整训，有不少游击队不愿参加，被迫解散。至1939年下半年，浙西游击队各方势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郎玉麟、李泉生、朱希

浙西特委认识到独立自主建立武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在1940年初，浙西特委组建了一支十几人的小型游击武装。该武装活动在织里塘北一带，处于国民党统治范围，为防止被国民党当局发现收编，对外示以“国民党吴兴县第四区区中队”番号，对内则称“抗日反汪军”。不过，就是这样一支以国民党区中队名义存在的小型武装，很快也被国民党吴兴县当局察觉而被迫解散。

另外，游击队整顿基本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对政工队实施整训。1939年11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命令浙西全部省、县政工队员赴天目山朱陀岭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集训。次年，政工队被国民党改组为“战时青年服务队”。根据浙西特委决定，政工队内的共产党员大部分离开政工队转入地下活动，或转往苏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加强了对抗日救亡活动的侦察，不少党组织负责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或逮捕。

1938年至1939年是浙西游击战开展顺利的时期，国民党恢复重建各县政权。然而，从前述来看，这种形势的顺利发展却对浙西特委的工作产生了“挤出”效应，尤其是随着国民党对游击队、政工队的整顿，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遭到了严重摧残，不少党员干部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另外，1940年之后，随着日伪基层工作的深入和“清乡”的展开，国民党军队主导的浙西游击战也从全面兴起转入逐步沉寂。在这种形势下，浙西特委开辟浙西游击根据地的目标化为泡影已成为定局。

当然，浙西特委关于开辟浙西游击根据地的目标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复杂的。浙西特委组成人员皆是受上级指派来到浙西，他们坚定地执行东南局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在浙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他们在浙西广大农村处于人地两生的境遇。1940年2月，顾玉良在向东南局汇报工作时也指出，浙西地区存在党员知识青年多、工农成分少，市镇党员多、农村党员少，群众发动不够广泛，当地干部培养少等问题。随着地方游击武装和政工队被国民党当局收编、整训，某种程度上说，浙西特委就失去了赖以发展的根基，工作的开展也变得愈加艰难，开辟浙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自然也就无法实现。

1941年皖南事变后，浙西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同年夏，经华中局批准，苏皖区党委调整了浙西党组织，以京杭国道为界，将浙西特委分设为浙西、浙西北两个特委，顾玉良担任浙西特委书记，朱辉担任浙西北特委书记。大批身份已暴露的干部和党员撤离浙西，转移到苏南。与此同时，根据上级决定，浙西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方式也发生改变，完全转入了地下。这样，浙西地区中共组织无法公开领导开展抗战工作。

中共浙西北特委机关旧址

1942年2月，又坚持了一年之后，浙西特委和浙西北特委最终并入苏南的太滆特委，浙西地区除留下少数干部坚持以外，其余党员全部撤往苏南。至此，浙西特委不复存在，其开辟浙西游击根据地的使命任务暂告终结。

从1939年到1942年，3年时间，浙西特委认真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在这一片江南水乡，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贡献是巨大的。

第一，中共浙西特委在浙西地区擎起了全民族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浙西执行的是全民族抗战的正确道路。国民党在浙西开展游击战，以正规军为主，未能深入发动群众。而浙西特委成立后，认真贯彻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决策部署，深入浙西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浙西特委召开了吴兴、长兴、安吉、武康、余杭、於潜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省第一次党代会精神，具体部署了统战工作、群众工作、武装工作和党的建设等事宜。此后，浙西党组织各方面的工作，都比较有系统地开展起来，并取得明显的进展。

第二，浙西特委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浙西抗日救亡运动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在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民族危难面前，浙西地区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大批抗日救亡团体涌现，如王文林、彭林、郎玉麟等创办的“抗日工作团”，吴兴菱湖的“国魂社”和长兴泗安的“青年抗敌后援会”等。这些抗日团体自办抗日刊物、张贴标语、组织演讲、演唱抗日歌曲，在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这种群众自发的抗日活动，缺乏坚强领导，相对比较分散。浙西特委成立后，运用政工队这一组织，在浙西敌后广大地区，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通过举办青年训练班和组织“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战地服务团”“战地医疗室”“流动施教团”等抗日团体，较有效地发动了群众，把浙西地区全民族抗战初期自发的抗日救亡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三，浙西特委的努力为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从1939年至1942年，浙西特委的活动范围涉及湖州、嘉兴、杭州和苏浙皖边区的广大区域。在上述区域，浙西特委迅速恢复发展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党的干部得到培养和锻炼，一大批进步青年团结在各级党组织周围，打开了浙西敌后抗战的局面。这些都为以后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并为浙江乃至全国抗战迎来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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