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开封告急，两路日军会师于此。

6月9日，中牟亦难逃厄运，落入敌手。

日军沿陇海线步步紧逼，使得郑州这一平汉与陇海铁路的交汇重镇，陷入了危机。

郑州若失，日军南下则武汉危矣，西进则西安岌岌可危，进而对西北与西南地区构成极大威胁。

可能导致中国军民，失去赖以支撑长期抗战的后方基地。

6月9日，面对日军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采取了“以水代兵”的手段。

当日，命令下达，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北郊17公里处黄河南岸的花园口渡口被强行扒开。

这一行动史称花园口决堤，亦被称为花园口惨案。

它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黄河的决堤，虽然暂时地阻碍了日军的西进步伐，但其代价却是无比沉重的。

洪水如猛兽般肆虐，席卷了豫、皖、苏三省共计44个县市。

广袤的土地被滔滔黄河水淹没，超过5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沦为沼泽。

据不完全统计，有89万人在这场灾难中溺亡，超过千万的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是一片荒凉与贫瘠，黄泛区成为了那个时代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

那么，蒋介石的这招“以水代兵”，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呢？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的数据显示：“第二军有关战死人数为七千四百五十二名。”

7452名日军死亡，却有89万同胞葬身黄河。

这一数据对比，实在讽刺。

军事意义

普遍舆论认为，花园口决堤无疑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场令人痛心的灾难，给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然而在军事战略的考量中，这一决策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问题是，这场惨案在军事上的价值究竟有多大？

淹死89万同胞，冲毁1000多万百姓的家园，所换来的“军事价值”，是否值得？

有一些观点认为，花园口决堤遏制了日军的西进势头，为武汉的防御部署争取了时间，并且迫使日军调整了对武汉的进攻路线。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审视日军的作战部署与行动轨迹，不难发现，当日军抵达中牟、尉氏一线时，执行了方面军于6月6日下达的停止追击指令。

而花园口黄河大堤挖掘工作，是6月6日才开工的。

换言之，日军停止追击，并非受黄河泛滥之阻。

即便没有这场人为洪灾，日军西进亦会在此止步。

决堤工作昼夜不息，规模宏大，而日军就在附近活动，自然很容易就能察觉到。

花园口决堤初期，水流慢，影响范围有限。

至11日上午，洪水前沿距铁路线都还有一段距离。

这也就是说，中牟日军完全有时间组织撤退。

洪水直至14日晚才迫近尉氏地区，那里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更是有充足时间向东撤离。

因此可以说，日军在西线追击的停止，是其自主战略考量的结果，与花园口决堤并无直接关联。

日军占领南京后，大本营陆军部即着手探讨，针对武汉的战略布局。

1938年5月底，已经有了详尽的作战筹备蓝图。

6月18日，大本营连续发布两项指令，明确指出：“大本营准备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

7月，华中派遣军根据指令进行了战略重组，武汉战役的作战准备工作全面就绪。

7月14日，华中派遣军正式下达《中支作命甲第一号》指令，各参战部队高度集结，蓄势待发。

8月22日，大本营再颁《大陆命第一百八十八号》，日军随即从长江两岸同时向武汉发动进攻。

回溯至此，不难发现，日军的武汉进攻计划及其执行，完全遵循了既定安排。

即便是在6月9日，花园口决堤引发洪水泛滥的背景下，也未有丝毫延期。

由此可见，花园口决堤并未成为影响日军武汉进攻计划的关键因素。

要说此举为中国军队争取到了防御准备时间，多少有些牵强。

至于花园口决堤，是否改变日军武汉进攻路线的说法，实际上也缺乏确凿依据。

自日军深入华北后，国民党高层确实担心日军，可能借平汉铁路迅速南下，直指武汉。

尤其在徐州会战尾声，日军西进追击的态势，更加深了这一担忧。

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筹谋武汉战役时，确实曾有过这样的构想。

双路并进，一路沿平汉路南下，一路溯长江而上。

然而，这一构想很快就因现实情况而被放弃了。

彼时，华北地区的八路军游击战如火如荼。

不仅大量牵制日军，更使平汉路沿线交通频繁受阻，严重影响了日军兵力投送与物资补给。

鉴于此，日军最终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沿淮河与长江一线推进。

此举既优化了兵力配置，也便于华中派遣军的统一指挥。

诚然，花园口决堤引发的黄水泛滥，对日军的战略部署产生了一定影响。

原本计划沿淮河进攻的日军，因洪水肆虐导致行军与补给困难。

于是不得不调整策略，将主攻方向转向长江沿线。

但是，日军放弃了主力由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的主张，是基于战场实际情况的主动应对。

外界揣测的花园口决堤，直接导致日军改变进攻路线，这是缺乏根据的。

决策过程

花园口决堤，显然是经过国军长时间的权衡做出的决定。

但从结果来看，这一决策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

那么，这样牺牲巨大的决策，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呢？

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党高层屡次构想，利用黄河天堑作为战略屏障。

特别是1937年深秋，德州防线告急后，韩复榘奉命扼守黄河防线。

他认为，单凭黄河自然之险，难以遏制日军北上的铁蹄：“济南与黄河仅一堤之隔，北岸几无回旋余地，唯有采取非常手段，决堤放水，借黄河之威阻敌南下，方为上策。”

此言虽被视为消极防御之论，却也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军政官员，想要利用黄水泛滥阻敌人攻势的愿望。

随着战局演变，1938年徐州沦陷，日军南北战场连成一片，中国抗战形势愈显严峻。

同年5月21日，姚宗马将军提出在黄河刘庄朱口段实施决堤计划。

即便不能直接淹没敌军，也能缓敌攻势，为我方争取时间。

随着战局持续恶化，何成璞、刘仲元、罗仁卿、黄新吾等多位官员，再次将目光投向黄河。

频繁提议利用决堤策略，借黄河之力抗敌。

再者，历史长河中，以水为兵的策略屡见不鲜。

水，既可作为护城河防，也是实施水淹战术、决堤灌敌的犀利武器。

自春秋战国以来，水攻策略便频繁登场，被历代军事家灵活运用。

黄河以其浩渺之势，成为了历史上被人为开掘，用以军事目的最多的水系。

有记录显示，历史上利用黄河实施水攻的案例高达十三次。

最早的一次，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楚国对魏国的战争中。

而距花园口决堤事件最近的一次黄河人为决堤，则发生在1933年的土匪混战中。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早在1937年末，日军就有意利用黄河泛滥作为战略手段。

在桥本群中将的回忆录《回想应答录》中，他曾提及：“第二军要渡河进攻山东，是大事业。如果黄河水涨，华北五省则以天然大障碍隔绝。但谋略须呈报中央，这是樱井最得意的地方，不料敌方却先下手。”

若上述记载真实可信，那么就说明，日军未能决堤黄河，并非没有打算，而是错失了先机。

黄河防线绵长，国民政府自知没有能力防守，又担心日军可能会利用黄河为武器。

多方考量之下，决定先发制人，实施了花园口决堤的策略。

惨痛后果

鉴于决堤行动的重大影响，其保密性至关重要。

一旦消息走漏，不仅会动摇抗战军民的士气，还会影响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同时，决堤计划酝酿之时，黄河北岸已落入敌手。

日军时刻用望远镜和探照灯，严密监视南岸我军的一举一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密工作稍有疏忽，整个决堤策略便失去了战略价值。

因此，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均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知情者很少。

决堤前夕，执行任务的39军，构筑了隐蔽工事与交通壕沟于堤岸内侧。

同时严令官兵面对可能的日军空袭或探照时，务必保持冷静，避免任何泄露行踪的响动。

对于当地居民与参与决堤的士兵，只告知他们是要利用水势，阻挡即将自进犯的日军。

花园口决堤后，虽然《申报》等国内大多报纸，都统一口径，声称决堤是日军轰炸导致的。

但国内外仍有一些新闻界人士，察觉到了此举背后的真实目的。

6月17日，法国激进社会党喉舌《共和报》发表评论，就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发表了独到见解：

“昔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之时，荷兰人曾以决堤之策作为自卫手段，虽一时国内洪水肆虐，却成功捍卫了疆土安全。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一个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利用自然之力如洪水与严冬，作为抵御外敌的手段，又怎能被视为异端？如今，中国似已决心释放两大自然巨龙——黄河与长江，以之作为对抗日军的致命武器。即便需以十倍中国民众之牺牲，换取一名日军之生命，亦被视为坚定抗战意志的体现。”

在花园口实施决堤之际，新编第八师特别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在周边区域执行警戒任务。

他们谎称日军即将逼近，将周边十公里范围内的民众妥善隔离，并安全疏散。

尽管国民党政府提前进行了疏散，但范围相当有限，仅覆盖了花园口附近的几个县市。

然而，黄河决堤后，其影响却迅速扩散至数十个县市，导致黄泛区广大民众深陷灾难之中。

此次灾难波及的总面积接近3万平方公里，黄泛区内约有500万人受灾。

其中39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难。

同时，约2000万亩耕地被洪水淹没，损失惨重。

洪水无情，许多百姓因疏散不及，溺死于洪流之中。

黄河之水肆虐，泥沙淤积，环境恶劣至极，蚊虫因此大量繁殖。

加之大量遗体未能得到妥善处置，难民们被迫露宿于荒野之中。

霍乱、伤寒与痢疾等传染病迅速扩散，其中霍乱尤为猖獗。

花园口决堤后，开封迅速成为霍乱的重灾区，死亡人数之多，触目惊心。

同时，也有不少人因洪水围困，被迫栖身于树梢、高地、屋顶乃至木筏之上。

甚至漂浮于水中，在饥饿、疲惫、毒虫侵袭以及无尽的恐惧与绝望中死去。

而那些勉强逃脱的幸存者，也只能踏上逃荒之路，流离失所。

种种人间惨剧，难以尽述。

参考文献

冯晓蔚《炸黄河铁桥、决花园口大堤真相》

熊先煜、罗学蓬《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

李富中、张雁、张东升《花园口决堤死亡人数之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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