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下更是与我党重要的干部来往相当密切，还一度向周总理提交过入党申请书。

可惜，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两党间有明文规定，共产党不得吸纳国民党高级干部，所以张治中入党之事，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不过，此番张治中虽未能如愿入党，但是其的一生却一直坚守一个承诺，不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放一枪，哪怕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张治中虽然与周总理是无比亲密的朋友，同样也是“敌人”，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间势如水火，随时都有可能更为激烈地冲突。

为顾全大局，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张治中主动上书，力争两党和平相处。

1942年，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代表与我党进行谈判，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对于谈判压根没有诚意，所以这场谈判持续七年之久也没有任何的结果。

1949年，长达数4年之久的解放战争，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进入了尾声，国民党已经是日薄西山只能龟缩在长江一岸苟延残息。

为了得到喘息的机会，1942年那场没有结果的谈判，再一次被提出来，而此时的张治中依旧是国民党代表。

1949年4月，谈判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遭到国民党拒绝，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此时理应返回南京“复命”，但是周总理却在张治中返回南京的前一天找上张治中，亲自苦口婆心的劝诫张治中留在北京一段时间。

可是无论周总理如何劝诫，张治中仿佛是铁了心一般要返回南京，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周总理讲起了当年另一位张姓的“故人”。

“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不起那位张姓的朋友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旧事重提”

“治中受命于政府，不复命于心不安啊！”

张治中依旧是不为所动，坚持选择返回南京，对张治中的坚持，周总理仿佛也是早有准备。

第二天，当南京方面的飞机前来接应国民党代表团时，周总理先是以机场工作人员休息为由拒绝了南京方面飞机的下降，然后将此事告知张治中，稳住张治中的情绪。

几天后，天空万里晴空，周总理随同张治中一起来到了机场，共同等候南京方面的飞机，然而当飞机降落后，走出来的竟然是张治中的家人。

张治中不由愣了一下，随后大笑道：“恩来，你可真会出主意，我现在是不留不行了呀！”原来，早在谈判之前的“蚌埠会战”中，周总理就想到国民党的失败以及后续的谈判，

同时也猜到了此次谈判的人员大概率还是张治中，因此早早地就联系上海方面照顾，张治中的家人，以及那些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家属。

所以此番与家人相聚，张治中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便留在北京，并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同周总理、毛主席等人共同等待新中国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发展，合适的人才成为发展的必要条件。

作为曾经国民党高级干部，张治中却绝非酒囊饭袋之辈——他受邀成为中国人民政协委员，并致电陶峙岳、包尔汉等国民党将领，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和平解放。

在新中国仅成立一个月后，他也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职务，那就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他与彭老总一起筹备、改组过新疆省人民政府工作，整个大西北的解放与后期秩序稳定都离不开张治中的声望“托底”。

正是因为建国后曾一起共事，知道其为人。

所以当1959年得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遭到打压，尽管当时正在养病，张治中依旧马不停蹄给中央写去一封上万字的申诉信，想要尽自己一份力。

不过在当时那个局面下，这个做法很难取到相应效果，于是这封信被周恩来果断截收下来，周恩来当时甚至派秘书亲自走访转告他：“你写的信我收到了，请放心。但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好好休养。”

张治中的儿子张一纯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曾表示：“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啊。”

1969年4月，张治中病情突然恶化，不幸病逝。

作为国家重要“功勋”，按道理讲张治中病逝后理应有专门的追悼仪式，周总理在得知后，力排众议主动为张治中设置灵堂，并且亲自为其主持葬礼，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可以说这两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尽管曾有中年各为其主的经过，但相互间的兄弟之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