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风吹草动，有我们保护你们。”维吾尔族村民拍拍胸脯，示意汉族村民放心睡觉。

在熟悉的维吾尔族村民围成的温暖的包围圈中，姬村长和汉族村民们睡得很踏实。

姬村长回忆起50年前的往事，睡在维吾尔族村民围成的包围圈中的情形，眼睛有些湿润，喉结一上一下地在稀疏的胡子里蠕动。这个汉族人，跟当地人学会用流利的维吾尔语交流感情，也学会了像维吾尔族男人那样留小胡子。连他家的房子也是“一屋两制”，一半维吾尔族风格，一半保留了汉族特色。

姬村长家的里屋是维吾尔族风格的，靠墙叠着一大摞五颜六色的被子，大炕上铺着花毡，花毡四周摊着褥子，褥子围起来的中间一大块是达斯汗（餐布，相当于餐桌的用途）的位置。镂花的沙发巾和绣花的窗帘布，透出几分维汉特色混搭的味道。外屋，八仙桌、椅子、沙发、茶几，完全是一个汉族家庭的陈设。

本来他家的里屋是板床，家里经常来维吾尔族朋友，招待不方便，为了照顾维吾尔族朋友的习惯，只好把板床拆了，用木板做了炕。有时候睡在炕上，明明是自家的屋子，也隐隐有种睡错了炕头的感觉。

他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在外屋活动。维吾尔族朋友来了，他觉得这些维吾尔族面孔的兄弟姐妹，只有坐在花毡和花被褥包围中的里屋才相配，宁可自己“睡错了炕头”，也不让维吾尔族朋友坐错了达斯汗，家里渐渐地也就习惯了“一屋两制”的风格。

村里不少年轻人家，都是“一屋两制”，锅碗瓢盆也购置两套，一套专门留给维吾尔族朋友用。老姬的屋子里是汉族式的，小姬的屋子里是维吾尔族式的。维吾尔族朋友来了，在小姬的屋子里按照维吾尔族的习俗招待；过年过节，汉族亲戚朋友来了，不按照汉族的礼仪招待，也显得不够客气，只好领进老姬的屋子里。

跟维吾尔族人家不同的是，小姬维吾尔族式的屋子里，有间白色的卫生间。小姬说，为了老婆孩子冬天洗浴方便，造了一个卫生间。这卫生间像是一截白色的小车厢，停在走道当中，一看就是一个“外来物”。

村里人办喜事，姬村长都会带着汉族村民去贺喜。维吾尔族村民家里办丧事，也会请姬村长和汉族村民。深谙维吾尔族礼节的姬村长，会安排合适的时间，带着汉族村民到合适的场合，去问候和安慰逝者家人。

在一样的环境下一起生活了40年，维吾尔族村民和汉族村民语言通了，互相了解对方的习惯了，吃喝也变得几乎一致（这里的汉族都不吃猪肉）。胃一致了，生活在一起，似乎连模样也变得相像了，除了进清真寺这一点不一样，其他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天堂果

莫玛铁热克村的汉族村民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仍然保持着他们“前不栽桑，后不栽柳”的习惯。克里木问姓侯的老村支书，汉族人家为啥不种桑树？老村支书说“桑”跟“丧”发音相同，谐音跟死有关系，不吉利。

克里木瞪大了眼睛说：“你姓侯，叫你猴子，难道你就会变成猴子？死不死人关桑树啥事？难道一家人在门前种了桑树，就意味着每天乞死？人迟早是要死的，死了人怎么能怪树？”

村里的维吾尔族人家园子里，一般都种葡萄、无花果和桑葚，维吾尔族认为这几种树的果实都是“天堂果”，不会因为谐音而褒谁贬谁。

汉族人不在门前种桑树，不意味着能隔断五月桑葚美味的诱惑。桑葚熟透的六月，坐在维吾尔族人家院子里，等着吃桑葚的多是汉族村民。年纪大点儿的汉族男人，很少会爬到树上去摘桑葚。村里的维吾尔族男人即使七八十岁了，也能像猴子一样利索地爬上树冠摇动树枝，让熟透的桑葚麻雀一样，扑棱棱地飞落在汉族大娘和小孩子展开的餐布上。

甜，从嘴唇甜到舌尖，从舌尖甜到唇齿，从唇齿甜到舌根，甜到喉头。紫色一点点染过去，甜一丝丝染过去，甜甜的笑意一点点荡漾开来，从维吾尔族大爷喜滋滋的眉梢眼角，荡漾到汉族村民挂着桑葚汁液的嘴角。

村里的汉族人家门前多半是菜地，不种树，尤其是桑树。老村支书家门前，几棵高大的桑树树冠如盖。他说，生长在这里的汉族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不再讲究前辈的那一套。他跟维吾尔族学会了种植果木，他觉得维吾尔族喜欢植树是个好习惯。维吾尔族人的家园意识更浓，每家都有小果园、葡萄棚，人住到哪里就绿化到哪里。

侯书记讲了一个风趣的故事。

前几年，村子里灌溉墓地里栽的桑树，要修条水渠，水渠必须从克里木父亲的墓地前经过，克里木心里疙瘩，怕水把他爹的墓地淹了，就推说他父亲不愿意。

侯书记说：“亏你是个天天祈祷的人，明明是你这大活人心里疙瘩，还说你死了的人不愿意。说假话不怕胡达惩罚？”

过了两个月，克里木在家门口骑摩托车撞断了腿。侯书记每天派人去医院看护。克里木出了医院，拄着拐杖，买来几个涵管找侯书记，说要挖渠放水，浇灌墓地里的桑树，还想在渠上搭个小桥。

侯书记故意问他：“问过你父亲了没有？他老人家愿意吗？”

“这次我听你的话，可惜我听你的话听晚了。”克里木懊悔地对侯书记说。

“这下你父亲可以在渠沟边桑树底下，他儿子修的小桥上乘阴凉了。”书记幽了他一默。

克里木也不含糊，拍拍侯书记的肩膀：“以后我们大家都要在渠沟边的桑树底下乘阴凉，要趁活着的时候把桥修好，免得将来找书记聊天，过不了渠沟，摔断了我的另一条腿。”

莫玛铁热克村最茂盛的桑树林，就在克里木父亲躺着的那块墓地里。侯书记父亲的坟，紧挨着克里木父亲的坟地。

为了村里的汉族坟和维吾尔族的坟地不被混淆，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一起在墓地中间种了一排桑树，给两块墓地隔了一道绿色的屏障。这道屏障，本是用来给躺在地下不同族的逝者做一个标记，界分不同民族的死者，有趣的是，每当桑葚熟了的季节，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都聚在这一排桑树底下吃桑葚。墓地里的桑树林，倒成了两个民族的生者品尝生活甜美的甘果林。

桑树摇曳的墓地，似乎在向人们传递一些什么。在只有死人与活人之分的坟地，生死将人们隔开在阴阳两界，人人平等的死亡面前，显现出人性的宽厚，民族无形中已经被人们淡化了，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阻隔和界限。

村里人去墓地，不管汉族还是维吾尔族都要走同一条路。这条路一次又一次整修，都是汉族村民和维吾尔族村民扛着铁锨、坎土曼一起去。

村里人说，有些路，你可以不走，这条路你没法选择，早晚得走。这条路通向每个人都必须去的地方，是谁都省不了的一条路。生者送死者去墓地，要走；活人去上坟扫墓，也少不了要走。活着的时候，有千条路万条路；死了以后，大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不管汉族还是维吾尔族。

莫玛铁热克村两个民族的村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已经深谙这种由生活教给他们的朴素哲理，对生死、对人生共同的领悟，让两个民族在生活的诸多方面变得十分默契。

丢了的生活和捡起来的生活

在村小学门口，我先见到的是玉素甫校长的回族妻子，她白帽子上面戴着头巾，坐在小店门口的矮凳上，朝着马路对面的学校张望着。听我要找玉素甫校长，她麻利地站起来，去摇晃学校的大铁门。“六一”，学生下午都放假了，她不甘心，用脚踢了几下大门。玉素甫从一排学校办公的平房中的一间走出来，人有点儿矮，很壮实。

玉素甫校长领我走进办公室，一开始，我们都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想，他不太像维吾尔族，我猜他心里也在猜测我的民族。

我说：“玉素甫校长，您是维吾尔族，妻子是回族，您的家庭跟我家一样是‘混血的’。”

他一听我也是“混血族”，话顿时多了起来，说他父亲是维吾尔族，活了128岁，母亲是东乡族，妻子是回族。他大哥是母亲跟撒拉族的前夫所生的儿子，会说东乡话，户籍上报了东乡族。他父亲原来也娶过一个维吾尔族妻子，这次生的儿子，户籍上当然报了维吾尔族。1958年灾荒，玉素甫的父亲带着这个维吾尔族的儿子，留下自己90岁的老爹，从库车去了米泉，结识了玉素甫的母亲。母亲带着她东乡族的儿子，在米泉与父亲结婚。1960年，“混血”玉素甫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混血”家庭。

我觉得玉素甫的家族有点复杂，怕一时搞混了，本想掏出本子记上，玉素甫有点儿警觉，赶紧打住，不再往下梳理他多民族大家族的“混血”史了。

玉素甫在米泉上的是汉语学校，接触的全是回族和东乡族的亲戚，16岁以前，玉素甫几乎没有跟维吾尔族人打过交道。

玉素甫16岁时，爷爷100多岁了，催促着玉素甫的父亲回到莫玛铁热克村来。1976年，玉素甫的父亲带着他回到了爷爷身边。爷爷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他喜欢骑着毛驴上巴扎，一口牙比他儿子还要好。

“为了等儿孙从北疆回来，我已经长了第三次牙了。”百岁老人总爱说他的牙是等儿孙等出来的。

玉素甫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从小在米泉母亲的回族亲戚朋友间长大，一句维吾尔语也不会说，回到莫玛铁热克村，这里全是父亲的维吾尔族亲戚，他们说玉素甫除了名字像维吾尔族，啥也不像。

村里的汉族人个个会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许多维吾尔族人也学会了汉语。到了这里，他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学会了维吾尔语，现在在学校，他用维吾尔语为学生上课。他的孩子们也都学会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学校维吾尔语班和汉语班都有，许多汉族孩子从小进了维吾尔语班，而不少维吾尔族孩子，选择上了汉语班。这种自行选择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主动融入另一种文化的方式非常耐人寻味。

“都是环境的力量”，玉素甫说，“别人过的生活我也能过。我是把爷爷和父亲的生活重新捡回来，过下去。”

玉素甫的爷爷，耐心地在莫玛铁热克村守了128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他认为，离开一个地方，就要丢下一些东西，比如丢下一些血脉亲人，丢下一些熟悉的话语，丢下一种气味记忆。他在这里长了三次牙，三次牙都丢在同一个地方，他坚守在这里，等来了儿子，等来了孙子。去另一个世界之前，他把自己的生活传给了后代，让他们接着过下去。

玉素甫父亲一辈子在两种语言、两种生活之间过活。南疆和北疆，维吾尔族和回族。

玉素甫的经历让我想到我的父亲：我父亲丢下了我爷爷的生活，他的后半生，过的是一种他全然陌生的北疆回族人的生活。即使在维吾尔族稠密的村庄里，他也没法再把过去维吾尔族的生活接上，他把我们送进了汉族学校，我们全然接受了汉语，他的后代的生活，发生了他无法预料的改变。而这些改变，起因只是因为我父亲离家出走，遇到了母亲后，在北疆定居。他会感觉自己丢掉了一种生活，过了另外一种生活么？

现在我又想把父亲丢掉的生活接过来，继续过下去，中间的那些无法省略的东西，我能把它们都一一捡拾起来，叫出它们的名字么？

玉素甫从北疆回来，把父亲丢下的生活方式捡起来，接着过起了维吾尔族生活。现实中，我看到他的两种生活都走了样子，有了缝隙，已经接不起来了。我看得出他眼睛里双重的失落，我懂得他莫名的忧郁，那是父亲和我的目光里也沉淀着的东西。

我家的炕上，父亲请和田的毡匠擀的花毡，配上母亲陪嫁过来的印花布被子和绣着艳丽牡丹花的黑布枕头，乍一看，就像一个甘肃的回族媳妇睡错了维吾尔人家的炕头。

父亲野心勃勃叫了南疆来的姑父打的馕坑，在馕坑边烤馕的，却不可能是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学会打馕，为此自卑了一生的我的回族母亲，自卑到连馒头和花卷都不敢再蒸。母亲说，维吾尔族妇女都是妈妈把她们生在馕坑边上，从小就学会了打馕。她责怪母亲没有把她生在馕坑边上。母亲一辈子甚至没有烧过一次奶茶给我们喝。我和妹妹跟母亲学会了包饺子、蒸馒头，但父亲和我们喜欢吃的是馕、奶茶和薄皮包子。只有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邻居家的达斯汗上，父亲带着我们盘腿坐着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当了一回维吾尔族父亲的孩子，我们的胃才会因为馕、奶茶和抓饭而暂时舒展一下。我们勉强跟着回族母亲学会做的饭菜，永远不对父亲的维吾尔族的胃口。脱轨的生活，走样的习俗，错位的人生……日子就这样一代一代过下来，越走离本来的模样越远。我的孩子们，他们回到维吾尔族祖源地的生活，更成了一种奢侈。去年我带孩子们去喀什省亲，女儿穿了艾黛莱丝长裙，头顶系了花头巾，连步态走姿都像是一直生活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少女。可怜她一句维吾尔语都不懂，跟从未谋面的维吾尔族的堂妹见面拥抱在一起，只有用不断的亲吻表达对外公那股血脉的亲近。儿子头顶被亲戚戴上了小花帽，让我想起跟在江南的舞台上，戴着小花帽跳新疆舞的他。那时的他描了眉毛，画了眼圈，现在他的模样即使不画眉描眼圈，也是高鼻深目，一看就知道有维吾尔族的血统。孩子长大后这种外在的“返祖”，像是从内里生长出来的那份对外公所属的那个民族的认同。

玉素甫的母亲一直都留在米泉，怕回来语言不习惯，为了看望和照顾母亲，他和妻子经常回去。他叹息说：“已经过成这样了，也不知道哪种生活方式更适合自己了，就是再回米泉，不知道能不能重新把那个生活捡起来。也不知道丢了的生活和捡起来的生活，哪一个是对的。”

玉素甫的亲戚都是维吾尔族，在一起时大家都说维吾尔语，他妻子也学会了说维吾尔语，戴头巾。他母亲的东乡话被留在了米泉，东乡族的习俗也完全淡出了这个家庭。他家里的装修和陈设很汉化，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风格，好多东西都是从米泉带来的。也许这样正好，他还部分地守着米泉的记忆和过去的生活。在维吾尔族亲戚眼里，他们现在的生活跟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太一样。亲戚们都没去过外面，他们不知道，玉素甫的家里看不出特色的生活方式，恰好跟外面世界趋同的生活保持了一种默契。

玉素甫在莫玛铁热克，彻底适应了维吾尔族人群中的生活。他的妻子还在念叨着米泉回族的亲人们和那里的吃食、风俗。想想她的后半生，也只有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念叨里了。

丢下米泉的回族生活，回到莫玛铁热克的玉素甫，并没有继承爷爷和父亲的维吾尔族生活方式，也没有完全沿袭母亲回族式的生活。达斯汗已经撤离了他们的家庭，被餐桌代替了，床代替了炕。他的家庭陈设既不是维吾尔式的，也不是回族式的，更不是东乡族式的，混合的结果，也许生活里暗藏各种元素，但哪一种民族风格都占不了上风，民族特色完全淡化了。

有些东西似乎是难以捡回了，比如纯维吾尔族的生活、原汁原味的回族传统。失去了一些无形的东西的同时，玉素甫得到的也很丰盈，在这里他们联结上了血脉亲情。这块土地给他们文化上丰厚的回报，也是别处没法给予他们的，孩子们学双语的舌头，从小就比玉素甫那时候要灵活很多，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他们没法跟维吾尔族朋友聊天，也不用担心回米泉没法跟回族亲戚拉家常了。

“没有坏的生活，也没有不能过的生活，只有过不好的生活。这么多的人都在过这种生活。别人能过的生活，我们也能过下去。”玉素甫说起这些时候的语气，带着几许沉吟。我知道，他想在人前尽量显得达观一些。

他不知道“混血”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也没有细想过，捡起了一种生活的同时，可能就要抛下另外一种生活。他想把两种生活接起来，生活出现断裂的时候，又想着靠混淆与别人的差别来为自己宽心。玉素甫眼睛里时常显现出的焦虑和忧郁，还有他妻子望着马路时疲惫的眼神，泄露了他们跟这里埋头过日子的人有些不同，他们是有过另外一种生活的人，那种生活现在被他们抛在了远处。

关于翻译这档子事情

在库车老城的王府待了一年多，我总是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停地转换，回到新城跟宁波援疆指挥部的宁波人讲汉语，回到老城讲跟维吾尔人讲维吾尔语，新城和老城之间的８路车，成了我有形的语言环境转换通道。８路车从老城出发，中间不停地上下车的是老城的维吾尔居民，车临近新城，维吾尔族人越来越少。到了新城，上上下下的多半是汉族居民和外地游客。我的语言系统也慢慢适应了从纯维吾尔语到汉语的转换。

有时候在车上猛然接到电话，会愣一下，不知道该选择用哪一种语言去问候对方，一般都会停顿，等对方先发话。有时候，刚接完上一个维吾尔语电话，下一个紧接着讲汉语，语言应对系统还停留在维吾尔语上，维吾尔语的尾音和应承方式，会出现在汉语电话的开头，语言系统的流转，简直是在考验我的快速转换能力。

到了亚喀守努特村，我一下子轻松了。无论跟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坐在一起聊天，相互之间都不再感觉有任何障碍，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习惯以及互相引发的话题，汉族和维吾尔族彼此都很默契，用不着翻译和多余的解释。维吾尔语一出口，所有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同时做出会心的反应。大家同时大笑，同时叹息，或者同时陷入沉默，对一个问题的眼神征询，也是不约而同的。一场热烈的谈话中，翻译往往导致语言的误差和理解的滞后，比如大家同时听一个笑话时，懂某种语言的先笑过，或叹息过一波，过了片刻，持另一种语言的人在别人笑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叹息，在别人叹息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大笑。翻译的滞后，往往导致情绪不同步，反映不一致，别人正进行一场欢快的谈话中间，突然插进来的不和谐的悲声叹息，令人尴尬和不愉快。畅快的交流往往在这时中断，留下一段略显扫兴的空白，或者干脆被打上休止符。

亚喀守努特村书记热合曼认为，翻译有时候使交谈中断，令交谈者注意力分散。他打了一个比方：仿佛往河里扔了一块硬邦邦无从下嘴的干馕，需要在河水里泡上一阵，再在下游接住继续啃，馕是泡软了，却带了不少水分，味道远不如刚出馕坑的热馕色香味俱全。

也许是在长久的维吾尔族、汉族混居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即使在没有维吾尔族在场的情况下，亚喀守努特村的汉族与汉族之间，也时常用维吾尔语交流。为了与他们的语言保持一致性，他们甚至沿用维吾尔族的问候习惯相互问候。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令我啼笑皆非。

这个村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已经没有民族之分，也无所谓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交流沟通，哪个方便交流就用哪个。在亚喀守努特村浓厚的维吾尔语环境中，许多汉族村民对当地农作物、植物、农具的称呼，几乎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汉语，比如蔷玛菇、乌斯曼、坎土曼、海娜，还不如直接用维吾尔语表达来得便当，男女老少都懂，通行无阻，维吾尔人也可以随时加入他们的话题。

在这里生活了56年的杜学发，用了大半辈子维吾尔语了。他觉得对维吾尔邻居说“麦场”，还不如说“哈曼”来得快，；你说“公牛”不如“卡拉”更便捷；你说马，还不如说“阿特”轻松；说你来借马，弄不好会被跟维吾尔族人听成“妈”，岂不闹出笑话。

好在到了湖北老家，这个村的汉族人还保留着一套湖北方言交流系统，足够他们表达乡情、亲情。在村里说维吾尔语并没有使他们损失母语的成分。

在这一点上，汉族人刚来村里的时候，跟维吾尔族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便利。汉族人想要买枣，得把维吾尔老乡领到枣树底下，买菜要领到菜地里，见不到实物，就没法表达出自己要买啥，闹过不少笑话。比如买鸡蛋，就得打手势，行不通时，就指着鸡屁股比画，没有母鸡在场时，干脆自己扮演母鸡，半蹲着身子，嘴里呱呱呱呱乱叫，两只手臂权当鸡翅扑腾，原地打几圈，从自己屁股后面掏一把，再用两手的大拇指、食指圈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圈。维吾尔族老乡大笑着，总算领会了汉族村民费劲地表演母鸡，艰难地“下”出来的这只哑巴“蛋”。要做交易，就逼得村里的维吾尔族不得不向汉族学习汉语。热合曼的孩子全部被送进了汉语学校，而不少汉族人，则选择就近让孩子上维吾尔语学校。选择学校时，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这种交叉选择非常耐人寻味。

热合曼说，近几年，一大批河南人刚开始来到村里摘棉花，他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处处为难，只好请村里的湖北人出面当翻译，谁知他们操两种方言，湖北人和河南人很多话互相也听不懂，不过基本的沟通倒是没有问题。亚喀守努特村的人听惯了湖北话，听河南话反而不习惯。

热合曼的汉族“女朋友”

去年冬天，我去村书记热合曼家，看到屋里的摆设基本上接近汉族人家了，椅子、沙发、茶几，完全是一个现代汉族家庭的陈设。院子里的大铁窗算是他家最富有民族特色的物件了，还有满院子的葡萄架，那是维吾尔族人家必不可少的。

一开始热合曼体谅汉族村民，认为汉族村民来家里做客，上炕要脱鞋太麻烦，炕上盘腿坐着吃力，就没有造木板炕，也没有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空出一间房子，在地上铺上花毡和褥子，招待来客时用。

后来，反而是村里的汉族人提醒热合曼，不要只考虑汉族人的感受，也要尽力满足维吾尔族朋友的需要。热合曼也发觉自己家的缺憾，今年夏天专门辟出一间宽大的房间，完全装修成了典型的维吾尔族风格，地上铺着彩色花毡，中间放着一长溜桌子，客人来了就铺上褥子，坐在桌子两边喝茶聊天，无论汉族朋友，还是维吾尔族朋友，都觉得坐在这样的房子里，才能找到在维吾尔族书记家做客的感觉。

去热合曼家，一半时间能碰上吃拌面，一半时间吃米饭炒菜。有汉族朋友来，他一顿饭会炒好几个素菜，菜式已经不是维吾尔族的杂烩菜式，而是单样菜清炒。无论吃什么，一大块达斯汗牢牢占据着餐桌的位置。热合曼说，别小看这达斯汗，它如果撤出，几乎等于将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一起撤出了家庭。

热合曼的妻子和女儿平时也穿长裤、短衫，去维吾尔族朋友家参加婚礼等重要仪式时，穿着习惯才向维吾尔族靠拢，扎头巾、穿裙子。

热合曼喜欢向我炫耀他的汉族朋友，他先说他的汉族“男朋友”打得一手好馕，是汉族里有名的那瓦伊（打馕师傅）。亚喀守努特村的湖北男人，居然跟维吾尔族学会了打馕。从饥饿年代的苞谷面馕开始，到现在的库车大如车轮的麦面大馕，不少当年从湖北来的汉族人在村里生活，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打馕技术。

汉族的有些技术，维吾尔族似乎学不好，比如宰鱼。我在热合曼家里，看七八个维吾尔族壮汉，围着一个汉族女人帮热合曼收拾一条大鱼，去鱼鳃、刮鳞片、剖鱼肚、清理内脏，到最后剁成块状，男人们始终围观，丝毫插不上手。他们宰羊宰牛不在话下，七八条汉子对付一条鱼，却不如一个汉族女人。

热合曼喜欢吃鱼，自己不会收拾鱼，想吃鱼了，只好请村里的汉族“女朋友”帮他收拾。热合曼的汉族“女朋友”，有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名字，叫佐冉姆。这是她小时候，村里的维吾尔族人起的，村里人叫了大半辈子，真名都快没人记得了。热合曼一口一个“佐冉姆”，叫得格外顺口。热合曼说，他跟佐冉姆的丈夫是“男朋友”，跟他的老婆自然是“女朋友”。他吃了半辈子鱼，都是“女朋友”来他家帮他收拾的。

热合曼说，他不能没有这个汉族“女朋友”，不然这美味的鱼肉，就没法吃到嘴里。热合曼妻子在一边听着，笑眯眯地点头。这样的“女朋友”，他可不敢亏待她。他每次请“女朋友”来干活，吃完烤鱼，都会送几条小鱼给她带回去。

热合曼最怕坐飞机，全村的人都知道。他第一次跟库车援疆指挥部去宁波，上了飞机后，担心飞机一升空，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硬是要求下去，结果所有飞机上的旅客，都下飞机检查，重新登机，飞机为此延误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他去武汉看读书的儿子，坚决不坐飞机，宁可一路倒五次高铁，也心甘情愿。他觉得，人没有翅膀，上天下地的事情太不保险了。至少高铁不会脱离地面，只要贴着地面跑，跑得再快也是安全的。

跟热合曼的妻子坐在一起，佐冉姆能嘴巴不停地用维吾尔语聊两三个小时，从汉族人女儿嫁出去坐月子婆家伺候，说到维吾尔族嫁出去的女儿坐月子、生病都是娘家伺候；再从维吾尔族把饭菜都混在一锅煮的做法，说到汉族相对而言单一品种的炒菜方式，佐冉姆说得技痒难忍，干脆在“男朋友”家试验一番，热合曼的妻子由此跟她学了不少汉族菜式。热合曼说，现在他家里的炒菜方式，也变得维汉混合，而且充满佐冉姆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