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前被焚毁的汽车

对于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一个诚实的学者不能坐视不顾。在借鉴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多方搜集史料，仔细辨别，不计笔墨，秉笔直书，详析二二八事件的经过，弄清其真相，判定其性质。

《开罗宣言》发表后，中国收复台湾进人实施阶段。陈仪主持台调会，拟定接管计划，搜集资料，培训人才，组建接收台湾班底。陈仪只注意研究如何接收台湾的“物”，而忽略研究如何接收台湾的“人”，漠视台籍志士谢南光等人的纽带作用。1945年10月，台湾光复。陈仪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推行台湾特殊化政策。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速转型，台湾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行政效率低下，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引起广大民众强烈不满。长官公署制度有助于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问题在于，大陆籍官僚控制了台湾省的主要权力，台籍精英参政困难，严重挫伤了他们建设家乡的积极性，视长官公署为“新总督府”。台籍精英参选各级民意代表，议论时政，指责大陆籍官僚的劣政。陈仪接收日产，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效率不彰，统制政策束缚了台湾民营企业的发展。陈仪虽竭力保持台湾金融货币系统的独立性，台币仍然大幅贬值，通货膨胀。原材料缺乏，大批日籍技术人员的迅速撤离，导致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失业问题严重。为恢复经济，陈仪在遣返日本移民过程中，征用了一批日籍技术人员，有助于台湾经济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但遭到广大台胞的坚决反对。征用日侨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陈仪未能广泛吸纳台籍精英，他们借反对征用日侨，来指责长官公署低劣的人事政策。滞外台胞返籍，这样一群经过实战的社会闲散人员生活无着，对台湾社会构成巨大的隐患。

描写当时的镇压的木版画

台籍精英坚决要求撤废行政长官公署，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尽快实现县市长直选，还政于民、还财于民。而广大的下层民众，因生活困难，物价高涨，对陈仪的施政也是十分不满。广大台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陈仪为首的官府。

长官公署的权力核心主要是来自大陆的外省官僚，而受欺压的则是台湾本省人，这种官民冲突给人以省籍冲突的印象。其实，广大台胞对来自大陆的军公教人员，大多数都是表示欢迎，他们反对的是贪官污吏。

1947年2月27日，圆环发生缉私血案。次日，民众群起抗争，引爆大规模的官民冲突。群众请愿不成协无端遭到枪击，升高了对立情绪，将怒火迁延外省人身上，仍是一种情绪的发泄。由于军备不足，军械仓库多缺足够警卫兵力，原本无武器的群众获夺武器弹药，形成武装对决之势。

参加二二八事件的人包括台湾社会各阶层人士，区域遍布台湾17县市，无公认的领袖人物，无严密的组织，无统一的行动纲领，无严格的纪律约束。在这样一个群体性抗争事件中，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主要还是进行省政改革。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在光复初期追求省政改革的运动，受到内地高涨的民主运动影响，主要诉求是早日落实台湾地方自治，直选县市长，改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建设自己的家乡。斗争方式主要是和平谈判，要求当局接受改革诉求，宪警民共同维持地方治安，在中南部一些地区出现武装抗争。从全国范围看，它是战后全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台湾独特的发展历史看，它是日据时期台籍精英要求自治的延续。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自发的爱土爱乡运动，是官民冲突、阶级对立，而非省籍冲突、族群对立。

陈仪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蒋介石对台用兵，国军迅速控制了台湾的交通要道，处决一批台籍精英。台籍日军退伍兵面对大兵压境，一哄而散。陈仪、柯远芬等人不经司法程序，滥捕滥杀，虽可立即平息事态，却给台湾人民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白祟禧临危受命，代表中央政府宣慰，处理二二八事件。他走遍全台，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宣示宽大为怀的方针，稳定人心，对军警宪产生约束作用，许多台胞获救。陈仪引咎辞职，承担处置无方、激起民变的责任。

全国人民高度关注二二八事件。内地台胞向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等机关呼吁，要求公正处理，为台胞伸张正义，陈仪应负全部责任。国统区中间立场的报刊对广大台胞寄以无限的同情与哀怜，指出二二八事件既非共产党煽动，亦非台胞自外于祖国，而是台湾接收与重建冲突中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党政当局应宽大处置，抚慰台胞心灵的创伤，不可对台用兵，应派大员宣慰，不但要使土地回归，更要使人心回归。左翼报刊呼应台胞的抗争活动，将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统治联系上，指出这是反动派暴政引起的。

中国共产党支持台湾人民的正义抗争，分析武装斗争未能深人的原因，指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弱点，应加强开展工作，早日实现台湾革命的成功，配合全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美方散布谣言，利用台胞对长官公署的失望和二二八的裂痕，策划台湾疏离中国的活动。廖氏兄弟的“台独”活动有美国情报部门的背景。广大台胞坚决反对“台独”。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反思其治台政策。各方的意见在撤废长官公署问题上基本一致，建立与内地各省相似的省政府。白崇禧等人均主张吸纳台籍精英，扩大执政基础，改组专卖局、贸易局，发展民营经济，给台籍资本家以出路，从速将台省公有土地放租，获取广大农民支持。

魏道明受命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纠正前任的部分错误，尽快结束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努力在安定中求发展，开放民营经济，切实解决台胞的困难，宽释二二八事件人犯，坚决反对“台独”活动。限于权责，魏道明没有彻查二二八事件真相，没有给死难者家属一个明确的交待。其缓和民怨的举措十分有限，特别是死难者家属对当局的处置方式愤愤不平。广大台胞从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到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进而奋起反抗，在高压政治下归于沉默。

1950年6月，陈仪因劝说汤恩伯“局部和平”被蒋介石枪决。陈仪从研究台湾，到治理台湾，最后命丧台湾，为平生理念付出了惨重代价。

结合史料与各方的估计及研究，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死约900人，伤约1500人;大陆籍同胞死约200人，伤约1400人。总计共有约4000人伤亡。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筑起了一道感情的鸿沟，开启了台湾省籍冲突的先河。掌握公权力的统治者基本上是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而被统治者基本上是由台湾人构成。统治集团与下层民众的矛盾被折射成外省人与本省人间的群体冲突。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二二八事件是广大台胞的悲剧，更是全中国人民的悲剧!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横暴践踏，山河破碎，国人流了太多的鲜血，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多难兴邦，炎黄子孙应以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化干戈为玉帛，来告慰在二二八事件中死难的同胞。

本文摘自褚静涛《二二八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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