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在原明代圣济殿旧址上修建。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之用。《四库全书》的编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正式修成，历时九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是七部书中最早完整的一部，后人评价“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

文渊阁为三层楼房，仿宁波天一阁规制，楼上通为一间，楼下分为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渊阁的园林布局，十分精致。阁前设长方形水池，周置石栏，以石拱桥与文华殿后殿联为一体，池中养殖鱼藻。大型叠石假山环列阁后，假山山路､山洞上下穿行，就连阁的左右门道阶梯也增加叠石艺术处理。

阁内的《四库全书》以浙江产上等开化纸缮写，共抄得36000册。书册封皮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的装潢办法，即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明书的类别:经书居群籍之首，尤如新春伊始，标以绿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着以浅色(蓝色);集部诗文荟萃，好似冬藏，适用深色(灰黑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装帧上为软绢包背装，束之绸带，并以楠木为匣，既精致美观，还能防潮防蛀。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曾藏在这里，以非常考究的楠木书箱盛装，安置在书架上。

文渊阁《四库全书》自嘉庆以后，便长年沉睡宫中，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辛亥革命后，清皇室迁出故宫，文渊阁《四库全书》暂归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不久又正式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华北局势紧张，为防止国宝遭到破坏，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装箱运往上海。此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文渊阁《四库全书》又辗转迁往重庆､南京等地，最终运至台湾，现珍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本在内地印行。

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兴建，专为存放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另有《古今图书集成》亦存于阁内。文溯阁在北四阁中起建最晚，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却是第二部缮写完成的。文溯阁于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完成主体工程，十一月到翌年八月《文溯阁四库全书》分五批由京师送至阁内，全书凡1144函，36313册。每年六月六曝书一次，每年四月由盛京工部供给樟脑66斤，野鸡尾掸子十把，短把鸡毛掸十把，隔年工部派人裱糊。

1914年，袁世凯利用故宫文华殿､武英殿设立古物陈列所，调盛京､热河两行宫所藏宝物进京。《文溯阁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也被运去古物陈列所。1922年，溥仪小朝廷以经费困难，蓄谋把《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人，售价120万。后经北京大学教授揭露，使此事告寝。1924年，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控制北京政府。这时，沈阳欲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许多东北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准备索回文溯阁《四库全书》。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并言辞恳切。章士钊先生接电后即提出阁议，多方争取，终使文溯阁《四库全书》回沈之事落实，由当时的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子安查收押运回沈，1925年8月8日终于使此书重新运回奉天。“九一八”之后，东北国土沦陷，文溯阁《四库全书》与沈阳城一起落入日本人手中，后以伪满洲国国立图书馆之名代为封存。1945年“八一五”，此书为苏军接收。1948年当局一度想将此书运去北平，此事受到沈阳博物馆阎文儒等人阻拦，方未得行。

新中国成立，文溯阁《四库全书》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历尽沧桑的《四库全书》当时存放在沈阳故宫地下书库。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的情势下，为了保护好《四库全书》，有关方面将它连同宋元珍善本图书，再一次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在讷河城外一所被改造成小学校的关帝庙里。1952年夏，讷河水患，又不得不将《四库全书》迁运到北安。朝鲜停战后，1954年1月，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第三次复运沈阳，存放在故宫文溯阁院内的新库房里。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备考虑，此书从沈阳故宫文溯阁运抵甘肃。②为妥善保存这套《四库全书》，1966年，文化部决定，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拨交甘肃图书馆收藏，从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便成为甘肃省的镇省之宝。

文源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为七阁中建成的第二座。文源阁虽于乾隆四十年建成，但入贮《四库全书》则是在乾隆四十九年，文源阁本《四库全书》是第三部缮写完成的《四库全书》。

文源阁地处皇家园囿中，在一片金碧辉煌中卓然不群，更是独擅朴素之美。全阁外观古朴典雅，蕴含深意，内中遍藏宏富卷帙，宁静肃穆，堪称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阁南向而立，前方凿挖曲池。池中竖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逾六米，玲珑剔透，环孔众多。正视之，则石如乌云翻卷;手叩之，音色如铜。乾隆皇帝在《御制玲峰歌》中说它“体大器博复玲珑，八十一穴过尤远”，即称赞它周身84个玲珑剔透的孔洞，数目超过了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那块拥有81个孔洞的“皇山石”。③阁东侧为御碑亭，碑上勒有御制《文源阁记》。文源阁落成后，乾隆皇帝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

咸丰十年，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纵火焚毁了圆明园，文源阁及阁中3.6万册《四库全书》均付之一炬。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他们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之，大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

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穴1774年?雪秋动工，次年夏即率先告成。它是北四阁中最早动工兴建完成的藏书阁，不过它入藏《四库全书》的时间并不早，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乾隆四十九年春，第四部《四库全书》誊录完毕，于次年春天先后分四批运至。文津阁所藏的《四库全书》一直保存得很完整。辛亥革命后，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该馆所临之街也因此而得名为“文津街”。

《四库全书》成书后，曾做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贮藏地)，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中，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据《高宗实录》和四库纂修档案等文献记载，文津阁本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错讹明显少于其他诸本。经战乱变故，文源､文汇和文宗三阁全部毁失，文澜阁本被焚大半。所余完整三阁中，也只有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未受战乱影响，是七阁四库中仍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惟一一部。文津阁本计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放排列在128个书架上。

文津阁本以善本贮存于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一般研究者无法借阅，因此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陈垣先生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影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共15册，200余万字。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后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一文:《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④

2005年12月，一直为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耳熟能详”却难得一见真容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在人民大会堂走出深宫重库与世人见面。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使中华民族的这部文化精品能够泽及当代，惠及后世。（于多珠 张文军）

注 释:

①乾隆朝《御制文津阁记》，现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

②初国卿:《旷世风华文溯阁》，《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

③刘 蔷:《文源阁遗址访古》，2004年5月11日。

④傅璇琮:《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中华读书报》2003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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