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看来,对安禄山姑息养奸者,应首推杨玉环杨贵妃也。提出这种论调者的论据是,人体中毒瘤的滋生与成长,是需要肌体里的养分来滋养的,所以当我们憎恨那些奸臣贼子,将他们视为身体上的毒瘤时,可否想到了滋养他们的社会根源?
按照这种观点的推论,正是由于杨玉环受宠于玄宗,才会得到安禄山的蓄意奉迎;而正是如此,安禄山才会得到玄宗的百般纵容,由狼子野心而沦为罪魁祸首。依据这样的推论逻辑,似乎是杨玉环以一己之力把盛唐推向了衰弱之途,所以在他们看来,“女人误国”的确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对于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所起的作用,因为确实是在有了杨贵妃后,玄宗的奢侈之风益盛,大臣、贵族、宗室为了巴结皇帝,千方百计投贵妃所好,结果有许多人都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是反过来刺激更多的官僚贵族巴结逢迎,争献美味佳肴、奇珍异宝。
对于历次朝代的更迭,习惯于一种“祸水说”,几乎每一个王朝的灭亡,都会与一个红颜祸水的传说有关。在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点莫过于说妲己是“红颜祸水第一人”,当然并不意味着妲己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红颜祸水”,因为在她之前有夏桀之妃妹喜,紧接其后的还有周幽王之妻褒姒。
认真地思考一下,这实在是让我们做男人蒙羞的一件事情,说到底,是中国男人们一种怕负责、怕担当的具体表现,总是喜欢把亡国灭族的罪责,推托给一个女人来承担。
就事论事具体而言,只要李隆基的本性不变,即使不是杨玉环,还会有张玉环、李玉环的出现,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归根结底,杨玉环只是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既哀艳动人,又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足以让我们后人探寻不已。
但是有一点,无论古往今来怎么评说,却都承认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女性美的典型,正像一株富贵艳丽的牡丹,体现着唐人的审美观念,怪不得李隆基不得不去夺子媳而丧人伦也。
有这样一种观念,男人是通过拥有天下而拥有女人,而女人则是通过拥有男人而拥有天下。这话很有水平,肯定是由哲人推演出来的。但是李隆基的所作所为,却也确确实实地印证了这句话,否则杨贵妃就难以“媳妇伴着公公眠”,也就决然不会成为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了。
不过,这条“男女天下论”的定律,也并非完全正确,因为杨贵妃在拥有贵为天子的男人后,并没有像同是河东女人的武则天那样去干预朝政,凯觎国家社稷。倒是她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成为中国历史上帝妃之间的千古绝唱。
而且关于杨贵妃的死亡方式、下落之谜,以及她身后的埋葬之地,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那么谁又能辨清楚是非真伪,谁又能说出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版本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会因为持有这样的观点,就去对曾经的历史做曲意的解读,更不会因之以偏概全。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成语,绝对不是为反映历史尺度而量身打造的。但是反观历史的进程,的确有时候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会造成天壤云泥般的差异,产生出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也许就是细节决定成败的证据。如此而论,这一出公公娶儿媳妇的趣闻,无可挽回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痕,既为盛唐气象增添了斑斓的光彩,也给大唐王朝由盛而衰涂抹下了另样的一笔。
不过用我们今天的思维,去评价一千多年前人们的行为,几乎可以说是等同于探讨外星人的思辨标准,所以用我们现在所谓的廉耻道德来衡量李杨的婚姻组合,只能是隔靴搔痒,空余长叹了。好色原本是人类的天性,“食色,性也”,出自《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
美是我们生活中的永恒主题,它是一种概念,更是一种追求的过程与行为。在这一主题面前,所谓的伦理、亲情、权势,无不显示出它的虚伪性与劣根性,这是任谁也逆转不了的一条自然法则,只是其内涵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解释罢了。
在中国历史上,杨贵妃与西施、王昭君、貂蝉,是公认的古代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赞誉,其中“羞花”一词,说的就是杨贵妃。杜甫有《哀江头》一诗:“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花江草岂终极!”白居易则形容杨贵妃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玉环如此美丽,绝对是任哪个男子都抗拒不了的,更何况是好色的李隆基呢。
李隆基登上皇帝宝座后,更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在他的后宫里,虽可谓是美人覆地,佳丽如云,李隆基却依然是得陇望蜀犹嫌不足。也许这就是他先祖陇西人基因遗传的缘故,所以对女人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渴求,精力旺盛而乐此不疲。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李隆基最宠爱的武惠妃暴病身亡,20多年日夜厮守的浴水鸳鸯,顷刻间变成了一帘凄凉幽梦。这对于离了女人就难以活下去的李隆基,无疑是抽刀断水釜底抽薪,一下子就苍老空虚了许多。从此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只因后宫无当意者,所以是常常孤独地站在寝宫前,神色颓丧萎靡不振,样子十分恓惶可怜。
原来是英雄也常气短,男女更兼情长,由此可见帝王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定就能比普通百姓强过多少,尤其是那些继承皇位的龙子龙孙们,未曾经过金戈铁马的战火洗礼,多是养尊处优,充其量只是比百姓多了个皇帝老子的庇荫,从而就贵为天子罢了。当然皇帝的优势也不仅仅于此,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以当了皇帝就拥有了一切,否则谁还会父子反目,兄弟阅墙地去争夺帝位?当然做了皇帝的优越性,还有许多文臣武将、宦官近侍,会围绕着嘘寒问暖。
这不,玄宗落寞潦倒的凄凉,就始终在一个人的眼里游荡,而且他是忧心如焚,如同火烧眉毛般焦急,他就是其时内宫总管高力士。
高力士(684年~762年),本名冯元一,祖籍潘州(今广东省高州)。
其曾祖盗(北朝海南民族英雄的代表人物)祖父是妈智玳,父亲为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他10岁时,家族因罪遭到株连,他也被阉而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遂改名叫高力士,后被李隆基引为知己,深得宠信,累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不过史载高力士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贤宦,始终对玄宗忠心耿耿,被誉为“千古贤宦第一人”。《明皇杂录》记载道:玄宗被囿于闲宫后,“高力士谴于巫州,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享年73岁。
现在陕西省蒲城县保南乡有一座金粟山,山上坐落着玄宗陵,失去杨贵妃的唐明皇,在此安息了1000余年。在这壮观的玄宗泰陵边有一个黄土堆,虽然杂草丛生也很不起眼,却是玄宗唯一的陪葬墓。而又有谁知道,在这黄土堆下长眠着的,竟然是玄宗最忠实的仆人高力士。
或许是玄宗在做太上皇最后几年孤苦时光中,终于看透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也看清了所谓君臣父子关系也不过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而已。朝廷上下的冷暖切换,人事更迭,那些当初甘愿为他当牛做马的奴婢和大臣们,也只不过是他位尊人极荣华富贵的附带品。他终于明白了,真正能属于自己的,除了和杨玉环的那场倾心之恋,便是与高力士一起打拼天下的主仆甚或兄弟之情了。
大约玄宗是因为美人已不可寻,唯有力士还在遥远的巫州为自己流泪的缘故,所以在临死前,钦点高力士为自己唯一陪葬之人。也许玄宗生前赐给高力士的财富不计其数,但唯有这封遗诏,才真正显示了他对高力士刻骨铭心的给予。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高力士不愿让玄宗在九泉下形影相吊才决定尽早地赶了过去,在地下再续这份只有他俩才明白的情谊!
其时的高力士,身在千山万水之外的朗州(今湖南常德),当他听到玄宗驾崩,令其死后陪葬的消息后悲痛至极,绝食七日,呕血而死。。。
玄宗人生的功过是非,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但在他一生中能够有如此可爱的贵妃,可信的侍臣,就足以无悔人世,含笑九泉了。据考古发掘证实,高力士身高一米七五左右,文武双全,时行善事,虽为阉人,却有着非凡的政治眼光和决断性格。他“善于骑射,一发而中,三军心服”,确实颇有大将的风范。而且因参与谋划有功,深得玄宗的器重,尤以为心腹,常常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并且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可谓权倾朝野。
不过据史料记载:虽然玄宗“恩遇特崇,功卿宰臣,因以决事”,但高力士则“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进)王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君子曰:此所谓事君之美也”。
如此评价,虽然难免有过誉之嫌,但是能将宫事做到这个份上,也确实表现出了高力士的过人才能,玄宗曾这样赞誉道:“力士上值,吾寝则安。”
其地位与作用也有史为证:武惠妃受宠时,太子储位一直空缺,玄宗为便于控制皇权,欲立三子忠王李玙为太子。然而朝臣舆论,尤其是宰相李林甫,更是与惠妃内外勾连,竭力推荐寿王李瑁。
对此玄宗犹豫不决,一度竟寝食不安,便与高力士提及此事:“爱卿是朕身边老奴,难道就不揣朕意?”高力士略一犹豫,看似不经意地奏道:“陛下何必如此虚劳圣心。只要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一句话令玄宗下定决心,下旨立忠王李玙为太子,一桩有关江山社稷的大事,竟在高力士的轻描淡写中迎刃而解。
纵观中国漫长的历史,宦官的地位是奇异而尴尬的,他们在生理上缺失了男人最在乎的部分,所以虽然身处泱泱大国的权力和财富中心,却往往在人格和心理上是扭曲和不完整的。在传统戏剧里,宦官统统扮演着小丑的角色,要么阴险狠毒,要么溜须拍马,他们只要一出场,都是手执拂尘的白脸奸臣样。
在当代的影视剧里,宦官往往也没有什么好货色,只要是那些面敷白粉,嘴唇暗红,捏着兰花指,行事娘娘腔的家伙,必是宦官无疑了。
但是高力士却并非如此,他与唐玄宗不离不弃、终生不渝的关系,更是超越了君臣,超越了主仆,那是一种生死与共的兄弟、知己情谊。有人这样评价高力士:“他有历史局限性,但他也为唐王朝的中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比唐王朝尔虞我诈、亲情泯灭的残酷斗争,他对玄宗至死不渝的忠诚,无疑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一个亮点。”
宦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地位如何,这里略见一斑。当然除了忠心赤胆,高力士不同于历代其他知名宦官的地方还有很多,他是历史上首位娶妻的宦官,可见一个人生理的不完善,并不意味着可以剥夺他感情的需要。据传,妻子吕氏是高力士在少年流浪时相认的,后来他虽然身为宦官,吕氏仍然心甘情愿地嫁进高门。这桩首次发生在宦官身上的婚姻,或许便是同类婚姻中最美好而单纯的一例,往后那些权倾一时的太监们,也曾迎娶三妻四妾,但恐怕是真情实意者少,攀权附贵者多。
所以当时玄宗丧妃之痛,被高力士洞察得一清二楚,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心尽力为圣上物色新欢,以解他半百之年的猎艳心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玉环这位绝代佳人进入了高力士的眼帘。高力士顿时笑逐颜开,直拍着脑袋自嘲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原来美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自己却就是视而不见,空让主子苦熬半年。于是高力士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地将这个情况告知玄宗,不曾想又是正中下怀。他在大唐王朝帝王风流史上,又编导出一场父夺子媳的爱情闹剧,从此将河东美人拖进了历史泥潭,为以后卷入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也使杨玉环沦为“祸水说”的牺牲品。
平心而论,玄宗前期不能够算作昏君,但是由于高力士之故,他对宦官的倚重却较前朝尤甚。尽管高力士并未曾越位擅权,把持朝政,但是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唐朝后期宦官专宠乱政的局面,却是由这里开始的。
杨玉环(719年~756年),曾出为女冠而号太真,据史载,祖籍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生于广西容州(今广西容县)。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因谗言被太宗李世民所杀。父亲杨玄琰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灵宝,与河东一河之隔)人,为蜀州司户,属从七品下,掌管户籍、账册、道路、行旅等事务。
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因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璬家。杨玄璬官拜河南府士曹参军,七品下衙吏,掌管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等事务。虽说杨家其时不太显赫,但也属名门望族之后,家教甚为严格,礼数中规中矩,颇有大家风范。
杨玉环这个名字,《旧唐书》与《新唐书》里均没有写到,《资治通鉴》里也没有明确记载,《长恨歌传》中只说她是“杨玄琰女”。唐大中九年(855年),也就在是杨贵妃死后大约一百年时,郑处诲编撰的《明皇杂录》里,第一次提及“杨贵妃,小字玉环”,后人沿用至今。
对此另有一种不同说法,郑嵎在《津阳门诗注》里写道:“玉奴,太真小字也。”郑处诲和郑嵎都是唐代人,生活年代也差不多,且都是进士出身,所以他们的说法都有可信的理由。也许这两个名字都属于杨玉环,也可能一个是真名,一个是昵称。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现实中去,杨玄璬的职级虽然不高,却是在东都洛阳做官,因此社交范围相当广泛。他对杨玉环以父女相称,给予极为严格的儒家教育,也传授了许多音乐舞蹈方面的知识,这对杨玉环以后气质与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玉环越发出脱得与众不同:姿容秀美,体态丰,皮肤白皙,明眸皓齿,举手投足,无不显露出青春少女的妩媚与艳丽。尤其是她有着极高的音乐天分,更加增添了她的妩媚靓丽,为出嫁名门望族提供了优越条件。这也使得她在入宫后,能够恪守妇道,循规守矩,基本上不妄谈国事,成为历代后妃中不可多得的音乐家和舞蹈家。
杨玉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得她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婉顺,知书达理,而且精通音律,擅歌舞,并善弹琵琶,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美人。对于杨玉环的青少年生活,白居易曾用近乎白描式的手法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杨玉环的美貌和聪明,杨玄璬深以为自豪,常常带她外出优游,偶尔也介入上流社会,参加一些造访酬答的活动。于是杨家美女才貌双全的艳名,渐渐在洛阳传播开来,很快就被誉为“东都第一美女”。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七月,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有幸被邀做公主的侍从,从而结识了公主的胞弟寿王李瑁。
李瑁是玄宗第十八子,因是武惠妃所生,所谓母贵子荣,故而深得父皇宠爱。寿王初见杨玉环,便被她超凡脱俗的姿色迷住了,过目难忘,一见钟情,从此挥之不去。
玄宗在武惠妃的要求下,随即下诏,册立杨玉环为寿王妃。次年十月,玄宗从洛阳返回长安,杨玉环也一同伴驾而归,并于当年十二月被纳为寿王妃,婚礼由宰相李林甫和黄门侍郎陈希烈主持,可谓是豪华隆重,分外排场,成为当时宫里佳话。就是这个瞬间的偶然,或许叫作偶然的瞬间,从此改变了杨玉环一生的命运,也改变了唐代历史的进程。
有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美是罪恶,还是幸运?别说,这个命题还真是难以简单的方程式破译。说到底,这个问题也只能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因为命运的张与弛,常常不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尤其是封建宗法礼仪下的女人们,在连自己的身体都被依附给他人之后,更没有什么自由可言。按说杨玉环被选为王妃,应是幸运之神的降临,从此她走进了唐皇室的生活圈子,得到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同时也是从此时起,不论她愿意与否,都开始了与李氏父子长达20多年的感情纠葛,书写了唐朝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
当然,这些都是由于历史所造成,至于对错与否,也都是她自己所无能为力的。
杨玉环最初的婚姻生活是甜蜜的,寿王非常娇惯这个年轻美丽的妻子,两人常常相拥在花园漫步,或并肩携手外出游玩,朝则同出,夕则同寝,沉浸在浪漫的爱情世界之中。而且杨玉环的风姿与温婉,不但赢得了寿王的百般欢宠,也得到了婆母武惠妃的格外青睐,经常被召入内苑与婆母做伴,受赠许多珍宝玉玩。
其时武惠妃无皇后之名,而有皇后之实,在她的庇护下,虽然宫中皇储斗争十分尖锐,但小两口却依然能沐浴在安适悠闲的爱巢里,既不去参与那些储君权位的争夺,也不过多地干预宫廷里的政治,或许在那卿卿我我的私密里,两人也曾密约过白头偕老、生死相携的心誓吧!
然而好景不长,五年后的一次风波,将这一切冲击得荡然无存。现在看来,对于杨玉环来说,这一段皇室婚姻到底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命运的恩赐?反正一千多年的风霜雪雨,早已将当年的酸甜苦辣冲刷得红泥无痕了。若是非要找一点儿理由来搪塞读者,那就只能怪杨玉环长得太美,也怪她在与寿王成亲后始终没有生育,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子女牵累,她才能保持着优美的身段和姣好的颜容。如果再要进一步去怨恨,那就是武惠妃的早逝,失去母亲的呵护,寿王瑁在宫中地位急剧下降,小家庭也宛如一叶无舵的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宦海中随风飘摇,茫然不知其所终。
果然时隔不久,祸事便从天而降,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在高力士的引荐下,玄宗把目光投向了儿媳扬玉环。皇帝也是人,这是生理的前提所定,所以他们多与常人无异,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甚至更加强烈,而且有时候居然是不讲伦常,不顾廉耻。何以见得?
不然的话,杨玉环为何能够先为寿王李瑁的王妃,然后又为公爹玄宗李隆基的贵妃呢?若论这次变故的是非曲直,虽然祸起李隆基,根子却在高力士身上,这个优秀的太监最初留意杨玉环,是觉得她有许多地方都与逝去的武惠妃颇为相似,于是委婉地告诉给玄宗。玄宗只觉眼前一亮,干涸的心灵顷刻间如沐甘露:原来窝边就有嫩草吃呀。这个姿色冠绝的儿媳妇仪态万方,沉鱼落雁,倾国倾城,亭亭玉立时,宛若芙蓉出水;款款而行时,又恰似弱柳扶风;嫣然一笑,唇红齿白,一头黑发卷髻高高隆起,两个酒窝妩媚动人。
玄宗的记忆一旦打开闸门,便如波涛汹涌般不可遏制。他想起了当初杨玉环被册立为王妃时,自己曾以父皇的身份接受过小两口的叩拜,还曾在婚诏中称赞她是“含章秀出”呢。接着玄宗还记起了与武惠妃率皇族驾幸骊山温泉时,杨玉环恰好独自骑马出游,他曾召入暖阁共同进餐。
那一次小范围的觐见,似乎隐隐在他心底留下点什么,是惆怅,是遗憾,是嫉妒,或者是其他什么?现在已难描述出来!总之杨玉环的姿容仪态、风度举止,都深深地烙印在他这个公公的心上,只是当时武惠妃恃宠在侧,自己也不便他顾。现在一经高力士提起,玄宗的心湖如春风乍起,一下子就荡漾开来。
帝王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在他们的身上,一旦美被邪恶所攫取后,甚至沆瀣一气时,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玄宗已按捺不住心底的萌动,于是阴谋与爱情在同一步骤中完成。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玄宗照例去到骊山温泉宫行幸,不过此时心境已大所不同,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初步勾画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夺媳为妻”的图画来。这一夜他翻来覆去,长夜难眠,次日上午,便迫不及待地派御妹玉真公主前往寿王府邸,诏令寿王妃杨玉环前来骊山侍驾。
寿王府里顿时如煮沸了水的大铁锅,李瑁也如五雷轰顶,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个诏令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自从母亲武惠妃去世后,自己就被父皇逐渐冷落,不过他也心地坦然,少露锋芒,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他曾经想过许多许多,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爱妻会被父亲夺走。棒打鸳鸯,生拆连理,五年的举案齐眉,顷刻间就要化作流水落花,自己虽贵为郡王,却是一筹莫展,而且丝毫不敢悖逆。
因为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即使夺妻之恨,也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因小失大,只会招惹杀身之祸。
对此,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骊山有感·咏杨妃》中写道:“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说明当时玄宗抢走儿媳妇后,寿王李瑁的郁闷和玄宗的尴尬。
此时的寿王恨呀恨天恨地恨自己亲生的父亲然而当他冷静下来面对诏令时,却只能是心有余恨而无能为力,只好仰望苍天,怒吼着发出一声长长的哀怨:为什么你对我李瑁是如此的残酷!哀叹声中,他知道从此后,自己与爱妃虽近在咫尺,却已成为镜花水月,只能是望穿秋水,暗自泪湿青巾了。而
此时的杨玉环,却不知今后的路是福是祸,只得眼含泪花辞别寿王,随玉真公主来到华清宫,陪侍公公度过了18个日日夜夜。对于华清池侍驾,杨玉环的感受如何?正史、野史说法不同,真伪难得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