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马迭尔,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马迭尔冰棍,然后才是屹立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实际上马迭尔宾馆可以说是哈尔滨百年沧桑城史的见证者,而这其中“马迭尔绑架案”则是哈尔滨在日占时期屈辱历史的直观体现。那今儿咱们就唠唠这当年轰动一时的“马迭尔绑架案”。
马迭尔宾馆始建于1906年,属于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设计师名叫斯维利多夫。“马迭尔”的原意是摩登或者时髦,是哈尔滨宾馆业最初的代表,老板犹太人约瑟·开斯普曾是沙俄军队里的一名士兵,参加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约瑟·开斯普留在哈尔滨,修理钟表为生,后来经营珠宝成为远东最大的珠宝商,发了财的约瑟·开斯普在中央大街建起了这家宾馆。老约瑟·开斯普没有想到,这个倾注了他心血的建筑,给他带来了荣光,也带来了伤痛。可以说,没有哪一栋建筑历史上的沧桑与风光,可以和“马迭尔”相提并论。
话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伪满时期,日本人一直想把“马迭尔”据为己有,为此老约瑟·开斯普把财产转移到加入了法国国籍的儿子——年轻的钢琴家西蒙·开斯普名下,并在宾馆门前悬起了三色旗。但国旗并没有阻挡日本人的暴行,1933年8月24日深夜,西蒙·开斯普在现在的红专街的位置被绑架。
得知儿子被绑架,约瑟·开斯普赶紧向法国领事馆报告。法国领事馆一面向日伪当局提出抗议,一面雇人暗中调查并找到了这个案件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意大利人范斯白。范斯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曾经是协约国的情报官,这个时候他表面上为日本特务机关做事,实际上他是抗日力量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在范斯白的帮助下,领事馆找到了绑匪康米萨兰科。康米萨兰科是俄国人,为日本宪兵机构工作。老开斯普拿着绑匪的供词,找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希望日本宪兵司令部能够抓捕绑匪,解救人质。但是日本宪兵司令部非但没有抓人,还让绑匪躲到了绥芬河。
法国领事馆将这个案件国际化,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强大的舆论使日本受到了压力。这时老开斯普突然接到了一封信,信封里装着一个血淋淋的耳朵。绑匪明确地警告了老开斯普,不要再寻求其他力量的支持,赶快交钱,否则小开斯普必死无疑。绑匪开价降到了15万元,但是老开斯普只同意付3.5万元,而且这笔钱还要看到儿子后才能给付,事情由此陷入僵局。当时日本政府上层为了不因小失大,指示哈尔滨特务机关“终结此案”。
1933年11月28日,绑匪比斯鲁可和赛亚兹夫在哈尔滨火车站被铁路警察抓获。绑匪交代,人质在小岭。他们就是要去小岭,替换那里正在看守小开斯普的另外两名绑匪。看守小开斯普的是绑匪吉利正科和开留斯科。到了交接时间,吉利正科三番两次地到车站打电话,询问为何还不来人。吉利正科打电话的时候,开留斯科趁机和小开斯普做起交易。他要求小开斯普写一封信告诉他父亲,让他父亲支付开留斯科1万元钱,他就放了小开斯普。吉利正科打完电话,察觉他们神色异常。开留斯科借口当晚就回哈尔滨,加重了他的疑心。吉利正科电话通知了上峰,约开留斯科在火车站货场见面。日本宪兵把开留斯科抓住,搜出了小开斯普写给父亲的信,他们不懂法文,但认得10000这个数字。事情已经很清楚,宪兵击毙了开留斯科,通知吉利正科打死小开斯普,然后回哈尔滨领护照和钱,跑路走人。
一个年轻有为的钢琴家,在被绑架数个月后,被匪徒残忍地杀害。95天的囚禁和严酷的私刑,让这个24岁的高大青年只剩下一副骷髅,东北北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已经冻裂了他的面颊、鼻子和双手,皮肉大块大块被冻崩落,肌肉内部已经腐烂,双耳被割去。老开斯普的心裂成了无数碎片,当惩办凶手无望的时候,他神色黯然地离开了给予他无限期待与无限希望的城市,并在第二年病死在巴黎。
曾经写作《红星照耀中国》并成为毛泽东朋友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住在马迭尔宾馆,当时正值小开斯普绑架案扑朔迷离的阶段。作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出于记者职业的敏感,斯诺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他想详细采访老开斯普,老开斯普一直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中,斯诺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答复。由于上海方面的事务,斯诺先生没有等到开斯普案件的终结,便离开了哈尔滨。离开哈尔滨之后,斯诺写下了题为《日本建立的殖民地》的长篇通讯。在这篇通讯中斯诺把原本美丽安静的哈尔滨,写成了人人自危的生死场,而这滔天罪恶的罪魁祸首便是日本侵略者。
关于开斯普一案,斯诺写道:“我们住的马迭尔饭店的主人正在忧愁着他的儿子,一个有才能的钢琴家西蒙·凯斯普。他是一位法国籍的钢琴家,他被俄国匪徒绑去,要他的父亲交出30万元的赎金,否则要砍掉他的手指。结果,被割去耳朵并被害死了。”在此之后,埃德加·斯诺又写了一句,“离城市不远的地方,许多人经常被绑去”。
在绑架案前后,“马迭尔”也曾经多次更名,最初是俄文,随后跟着小开斯普改成法文,再随后又改成日文。直到后来的“马迭尔”是汉语音译的名字。可以说“马迭尔”改名字的过程,就是哈尔滨沧桑城市历史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