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特殊的“婚礼”:没有鲜花彩车,有的只是敌人的囚车和刺刀;没有祝贺的鞭炮礼花,有的只是反动派的狰狞和枪声。
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英勇就义。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们决定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以表达对彼此深厚的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个悲壮而感人的故事被后人传颂为《刑场上的婚礼》。
广州市越秀区。为纪念这两位烈士而兴建的血祭轩辕亭,位于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东湖中央。这里正是他们当年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的地方。
重庆市沙坪坝区。许建业、江竹筠、“小萝卜头”宋振中……在1300多公里外的山城重庆,三百余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歌乐山麓同样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在广州起义的硝烟中,无数英勇的起义者用鲜血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信念;在重庆沙坪坝的监狱里,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从未低下高贵的头颅。
本期“红色名城云牵手”,南方杂志社与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室,带您重温在广州越秀血祭轩辕亭和重庆沙坪坝红岩魂陈列馆发生的一幕幕英烈故事。
广州越秀血祭轩辕亭
革命者在敌人刑场上举行婚礼
6月,凤凰花盛开红似火。走进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92号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探访在那场起义中英勇战斗、献出生命的先烈,追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摄影:许俊仟
沿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宽阔笔直的大道一直向前走,可以看到一只巨手高擎步枪,冲破3块大石直指云天,这是陵园的标志性建筑——广州起义纪念碑。
广州起义纪念碑。摄影:钟涌
1927年,为挽救革命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
然而,国民党反动势力与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军队勾结联合,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反扑。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反动武装兵力,广州的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坚持奋战三天三夜,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宣告失败。
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广州起义领导人雕像纪念广场旁边,有一组雕像令人驻足瞻仰——一对青年男女相互依偎,面色平静而坚定。这组雕像的主人公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周文雍和他的革命伴侣陈铁军。
“刑场上的婚礼”雕像。摄影:吴韩晗
不远处的东湖上,血祭轩辕亭格外引人注目。血祭轩辕亭亭高两层,上檐四角,下檐八角,南面檐下悬挂一块木匾额,上面是老一辈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所题写的“血祭轩辕”四字。
位于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的血祭轩辕亭。摄影:许俊仟
周文雍,1905年8月诞生在广东开平一个贫穷塾师家庭。7岁时跟着父亲去私塾识字。他爱听父亲讲《三国演义》和文天祥的事迹,立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4年秋,她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委员、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广东的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根据斗争需要,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铁军来协助周文雍工作。他们假扮成夫妻,在广州拱日路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秘密机关,继续组织工人开展斗争。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周文雍担任了工人赤卫队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周文雍继续留在广州,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地下工作,并与陈铁军再次搭档。他们无暇顾及自身安危,在恐怖氛围中紧张地寻找失去联系的党员,重建秘密联络点,为党组织传递情报,积攒下一次革命的力量。
根据党的指示,他们酝酿在1928年春节期间发动工人举行骚动(又称“春骚”)。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秘密据点暴露,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捕。他们遭受种种酷刑逼供,几度昏厥,没有透露一点关于党的秘密。
当敌人拿来纸笔强迫周文雍写下自首书时候,他却在监狱的墙上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公开处决这两位共产党人。
1928年2月6日,在农历元宵节当天,周文雍和陈铁军被送往广州红花岗刑场执行枪决。据当时《申报》载,“周夫妇临刑时,容色不变,沿途均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群众闻声赶来,尾随刑车,形成了悲壮的送别行列。
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
在刑场上,陈铁军当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最后他们同声高呼:“同志们,革命到底!”英勇就义。
这对“革命夫妻”,在红花岗以刑场为殿堂、用枪声当礼炮,完成了一场“革命婚礼”,兑现了他们对党忠诚、热爱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到底的伟大承诺。
今天,红花岗已成为绿树繁茂、鲜花灿烂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也成为人们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场所。来到园里游览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对血洒红花的同命鸟,周文雍与陈铁军的革命热情与决心在他们短暂的生命历程里,就如同枝头似火的红花一般绚烂绽放。
重庆沙坪坝红岩魂陈列馆
在烈火与热血中的英勇战斗
在重庆,“红岩”是歌乐山英烈一曲临难不苟的壮歌。
红岩魂陈列馆。图源:红岩博物馆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歌剧《江姐》中一曲《红梅赞》家喻户晓,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也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重庆沙坪坝区的歌乐山麓,一栋灰白建筑默立于空旷的红岩魂广场上,整座建筑庄严肃穆。这是红岩魂陈列馆,原址为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
白公馆看守所旧址。图源:红岩博物馆
1938年底,国民党反动集团特务组织“军统”的总部迁至重庆,并先后在歌乐山下设置了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用于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1943年4月,为满足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军事特务合作需求,军统联合美国海军情报署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于歌乐山下,为美国搜集对日作战的情报,为军统提供训练、装备、特务支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一部分正是依靠中美合作所训练、装备的特务队伍和武装部队镇压革命、迫害人民。
中美合作所与军统在重庆设置的集中营是交织在一起的。中美合作所内有监狱二十余所,最大的白公馆、渣滓洞建于悬崖深涧上,围墙高筑,电网密布,被称“两口活棺材”,有不少革命志士被关押其中多年。
革命者被捕后,在狱中遭受非人的折磨。尤其是渣滓洞看守所,原为采煤的煤窑,牢房低矮封闭,夏天闷热难忍;关押人数最多时每人仅能分得一脚半宽的地面居住(难友们给取名“一脚半生活”);最困难时连每天两顿的霉米饭都不能吃上。此外,军统还发明了数十种酷刑,用于逼供革命者。
小说《红岩》中,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工运负责人许建业,被特务头子威胁,“哼,你受得了十套八套,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许建业毫不迟疑答道:“八十四套,也折损不了共产党员一根毫毛。”
“江姐”原型江竹筠,多次受刑折磨,仍昂首道:“要我的命,有;要组织,不知道”。
肉体上的摧残无法动摇革命者坚贞不屈的意志。
尽管被囚禁在逼仄阴森的铁窗里,革命者们处之泰然,相互鼓励。他们不浪费一点时间,千方百计地在监狱中创造学习条件:用竹签作“水笔”、用黄泥搓成粉笔,烧焦破棉被里的棉花兑水作“墨汁”,烟盒、衬衣都能用作“纸张”……
曾任《民主报》主笔的唐弘仁在狱中用英文记下了一些发生在渣滓洞的事件,成为一件意义重大的珍贵文物,如今原稿就陈列在馆。
大头细身、面黄肌瘦,被人们叫做“小萝卜头”的宋振中在狱中到了上学年纪,用上了草纸订的“课本”。宋振中常去听爱国将领黄显声讲外文课,后来,他能用俄语进行简单的对话,还帮助革命者们秘密传递消息。
宋振中入狱时不满9个月,牺牲时不到9岁,是共和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重庆及川东地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重庆地下党秘密刊物《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陈然被捕。
敌人担心陈然在狱中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将他单独关在白公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不久,陈然设法与楼下的共产党人取得联系,用半截铅笔、一块刀片和一些包烟的薄纸,简要写下入狱前听闻的胜利消息,通过秘密孔道或放风时传递到革命者们手中。这些字条带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温暖了一颗颗长久以来渴望自由与光明的心,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与力量。
1949年10月7日夜,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终于艰难辗转传到狱中。这一喜讯很快传遍各个牢房,期盼这一天许久的革命者们欣喜若狂、拥抱欢呼,低声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然而,许多革命志士没有等到黎明的到来,就牺牲在山城解放前夕。从1949年8月开始,蒋介石来到重庆实行大屠杀计划,对过去逮捕关押在狱的共产党人分批杀害。杨虎城、宋绮云、徐林侠等主要领导者首当其冲,连他们年幼的孩子也没有被放过。革命志士们大义凛然,在接连的枪声中高呼口号,大多壮烈地牺牲了,仅有少数人最终脱险。
1963年,红岩魂陈列馆建于“中美合作所”特种警察训练班的检阅台旧址上。馆中保存了许多珍贵文物,全面展示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其中不乏仍未确认身份的许多烈士。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一次次伟大壮举发生在广州越秀和重庆沙坪坝的热土上。只有坚定的信仰和无私的奉献,才能激发出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越秀融媒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室、广州越秀发布
排版:卢晓媚
编辑:李昕
责编:谭莎
编审: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