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课堂上，马悦杨发现课件上的两张地图对应错了各自的时代，便直接提了出来。尽管他没有举手，声音也不大，但王路曼教授依然听得清楚，稍加验证后很快改正了错误。这间能容纳二十余人的教室里，只有三人——马悦杨和同学朱明轩。

这是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的一堂专业必修课。虽然教室空空荡荡，但学生出勤率是百分之百。上海科技大学2013年建校，2022年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科学》《自然》《细胞》等顶级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是一所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共建的科研型高校。2024年，学校开启了人文学科专业的首届招生。

目前，马悦杨和朱明轩是人文院有史以来仅有的两名学生，他们难免感到特殊。朱明轩有时会觉得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其他科研成果属于两所学校，只是恰好在同一个校舍。他也偶尔为“文科生该成长为什么样子”感到困扰，但他既然做了“最早吃螃蟹的人”，就必须自己交答卷。

2024年9月14日，上科大人文院迎来了第一届本科生，只有两位学生。当天留下一张合影，上面有36个人，其中2名学生，34名老师。马悦杨和朱明轩各穿一件白色T恤，被簇拥在正中间，成为整个学院的焦点。

在绝大多数综合性高校，学生和院长的距离通常是台下与台上。但在人文院，开学当天院长就和两名学生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对面座谈。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是上科大一直以来的自我定位，这在人文院有了更具体的实践。

面向两个人的培养方案没有太多硬性规定。作为学生，他们可以拒绝小班课并入通识大课的提议，也和老师讨论过专题课的具体安排。在保持方案核心架构的前提下，各种细节问题都可以摆开讨论。课堂参与度更是直接。如果不是教务处有相关规定，朱明轩想象过专业课直接在老师办公室进行，甚至可以是老师去宿舍讲授。现在，有的课程老师不需要屏幕，他们会将三张桌子拼在一起围坐。有三个课时的专业课常常会采取师生一人讲一个课时的方式，让两人深度参与。

大多数课程论文只要交得早，老师就会给出修改建议。马悦杨的《中国通史》课程论文至少改了四稿，要求5000字，最终成形已经是15000字左右。因为只有两个学生，老师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是20个学生，可能吗？

极致的小规模教学让诸多一般高校难以想象的教育场景成为可能。在人文院这个成形不久的“蛋壳”中，老师和两名学生都无比投入在孵化的进程之中。作为授课老师和招生负责人，王路曼认为自己就像“多了两个儿子”。

事实上，虽然2024年才开始招生，人文院2019年就已成立，其前身是学校的通识教育中心。上科大科研硕果累累的同时，通识教育也一直受到关注。以2024级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方案为例，在人文院开设的课程中，除英语外，学生必修哲学导论、中华文明通论，世界文明通论和科技文明通论2选1，还应修一门人文写作课和一门文明经典导读课。

通识教育强调的是文理交叉融合，不满足于知识的传授，而致力于培养“全人”。对人文院来说，“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着力于培养“科技+人文”的复合型全球治理人才，使其既能深度把握文明对话的历史逻辑，又能运用前沿技术开展跨文化研究，最终具备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能力。在专业必修课基础上，该专业还提供三个专业选修方向，其中包括“人文科学与人工智能”。

为何首届本科生只有两名？上科大的录取分数线并不低，在上海高校中也非常靠前。此外，上科大所有专业统一招生，“小三门”等级考要求物理化学双选。因此，能进入人文院的学生基本限定在“想读文科的理科高分考生”范围内。

人文院突然有了本科生，还只有两个，在学校也是件新鲜事。其他学院的学生对他们充满好奇，有人开玩笑喊他们“人文哥”，这让他们在社团等新集体中迅速被记住，也成了思政课上分组作业时的“香饽饽”。

马悦杨来自北京，朱明轩来自上海，中学时分别在北京八中的少年班和华师大二附中的科创班。大城市里的特色班的孩子总是很早被打上“聪明”的标签，很多时候是一个关于数理化的形容词，“物化”双选成了家长眼中的必然。马悦杨从小喜欢数学，至今仍会在上科大选修数学专业课程。但在少年班最早接触物理化学的那几年，他跟随一支青年职业橄榄球队训练比赛，起步没跟上，便再也没提起兴趣。

高考填报志愿时，马悦杨只给了自己数学和历史两个选项。他可以去北师大读数学系的直博，但中途不能转专业选择放弃。上科大在专业变更上有更高的自由度，以及有更广泛的文科研究方向。他说，“纯数学读到博士，甚至没有后悔的机会，我不想在17岁把一辈子都定了。”

真正推动马悦杨进入上科大的，还是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小班化的教学模式。他认为，在这里能够得到的人均资源是在传统文科高校得不到的。朱明轩同样重视小班化的价值——在60人甚至20人的班里，课上每一个疑问都当场提出并和老师互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和马悦杨类似，朱明轩中学时听从父母建议选择了物化作为“小三门”科目，但理科学习所带来的正反馈始终寥寥，对哲学的兴趣却始终不减。再做选择时，理科完全被排除在外，上科大所许诺的一学期至一年的国际交流学习机会对他有着十足的吸引力。

王路曼说：“两个人都是学文科的好苗子。”马悦杨重逻辑思维，行事果断，在学习上投入大量时间，会在专业课前把几十页英文阅读材料中的生词通查一遍。朱明轩则心思细腻，能在读完一本千页之多的英文原著小说之后精准记住前半部分的某个细节。

对两名学生来说，做“最早吃螃蟹”的人，就读首次招生的专业，确实有些担忧。马悦杨担心如果第一届招的学生没培养好，那这学院就完了。朱明轩则略感困扰的是，没有学长学姐来做示范或者告诉自己，文科生该成长为什么样子。

两人心里都明白一件事——由于非常“年轻”，上科大既非985又非211，在传统目光里不算“高光学历”，社会认知度也有待提升。在他们看来，本科要培养能力，硕士要去“挣块牌子”，这不是需要避讳的事，而是选择一种更有价值的教育方式，同时坦然地顺应功利的需求。

还有一个问题是：理转文是逆行倒施吗？文科还有未来吗？在他们大一的这一年，AI爆炸式发展，一大批高校缩减文科招生，文科又迎来一波“唱衰潮”。

马悦杨尤为笃定。他目前的目标指向成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更具体地说，是一名有学术追求、擅长数学、能说阿拉伯语的非典型历史老师。“我不希望过度同质化，过度同质化的负面影响就是在竞争中淘汰。”正是有这样的清晰认知，他坚信即使AI能够取代一批人，也是从下往上逐步进行，只要自己总能站在那条被AI切开的裂缝之上，就一定是安全的。

大一下开始，他有意识地规划着自己的目标，教资考试、四级考试、驾照考试、教资面试……一个个被放在清晰的时间节点上。6月下旬，在学校安排和资助下，他正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进行为期一周的国际组织实习考察，为未来的成长奠定基础。

朱明轩则醉心于那些语言表达的时刻，话剧、辩论舞台上都有他的身影。在准备“当今社会继续卷学历，对年轻人来说还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一辩题时，他找到一种充分认可的观点——那些关于及时就业、学历不值钱的劝谏，无非是立足于当下的判断。未来终究是未来，不必过度透支苦恼。不如对那个更遥远的毕业时间持乐观态度，在眼前的时间里让自己积淀更深。

当然，大一学生谈未来仍算遥远。王路曼开玩笑说，就两名学生，哪怕让老师们“只身肉搏”，也会给他们搏到满意的出路。马悦杨带着些师者的味道陈说：“老师纵然会托着你，但如果你自己不往上爬、不往上够，就没有意义。”

至于小规模、国际化能否真正体现价值？理工科高校的人文院有何特别？理转文的学生会有怎样的未来？新专业的首届学生将来会过得如何？朱明轩说：“答卷要我们两个来交。”